 清初满语满文曾作为“国语”、“国文”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清中叶始，满语文地位渐趋衰微，时至今日，已成为濒危语言，仅在黑龙江省少数村屯中有个别满族老人还能够使用满语进行交流。满语由盛至衰的演变，既是一个社会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 文化接触 民族接触直接导致了文化的交流，而处于弱势的文化在此过程中有时较为被动，比如中国历史上的鲜卑建立北魏后、女真建立金后与汉文化的接触，结果在语言、文化上都出现了向汉语、汉文化的转向。 在入关之前，满族处于相对封闭的单一民族文化环境中，与其他民族接触有限，满语也一直都在本民族中稳定地使用。入关后，满族与汉族大范围、深层面的交往打破了以往单一文化的格局，为满汉两种文化的接触创造了条件。满汉两种文化，势力、地位对比悬殊，汉文化经历数千年的积淀，形成了稳定的文化系统与文化模式，其语言无论在使用群体上还是在成熟程度上都明显优于满语。因此，在两种文化的相互交流中，汉文化逐渐占据上风，满族开始大量学习借鉴汉文化的元素，而满语已经难以履行表达的职责。早期借用汉语词汇仍然使用满语系统表述，其后随着汉语借词的增加、文化交融的加剧，按照语言经济规律，满族从表达的内容到形式都放弃母语，直接转用汉语就很自然了。一旦满语最基本的交际功能都无法实现，其渐趋濒危便不可避免。 文化接触对满语濒危的影响具有地域差异。满族入关后，分化为全国许多重镇的驻防八旗、京畿地区的京旗和东北地区的满族。前两部分满族无疑在文化上与汉族接触更为密切，因而最先弃用满语。满语在东北地区保留时间最长，在黑龙江部分满族聚居村屯直到20世纪中期以前仍然使用其作为交际工具，至今还有部分老人能够讲满语。 文化选择 文化选择是指文化主体在面临多种文化并存的情况下所表现出来的文化态度与取向。一个民族的语言态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既能促进语言的发展，也可以导致语言的消亡”。语言态度对语言使用者的语言习得、语言选择、语言使用、语言发展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在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满族虽然已经与蒙古、汉民族接触，但归降与俘获的汉民多数习满俗、说满语，因此，满族几乎不存在语言选择问题。入关后，随着清政权的扩大，满族的语言环境开始向满汉双语转变，其语言态度也发生分化。大多数满族人从心理上开始接受并主动学习汉语言、汉文化，以一种自然的方式开始了语言的转用。清代帝王数次强调坚守满族传统的“国语骑射”，勿失国本，又想尽快了解、学习汉族文化中的先进成分，而一般满族人却对汉语表现出更多的热情。至乾隆中期，无论是驻防八旗、在京八旗还是在东北满族故地的满族人中都出现了“清语不通”、“不谙国语”的现象。满族主体以汉语而不是满语作为第一语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满族对汉文化的认同。早期满族的姓名按满语习惯均为多音节，后来受汉族单姓习俗影响，有的满族人就放弃多音节姓氏而使用单姓，在取名时也多随汉族习惯，以汉语中表示吉祥、健康、长寿等词语采用较多。清中期以后，这种趋势有增无减，至清末，大多数满族人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并融入了汉语文化体系。 文化变迁 满族文化的变迁是一种全方位的、根本性的变迁，无论制度、精神还是物质文化，在入关前后均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入关后，满族由偏居一隅的少数民族转变为君临全国的统治者，为了稳固政权，明代的政治制度几乎被完整地借取过来，而其标志性的八旗制度则因战争硝烟散尽而开始松动。满族传统信仰萨满教，入关后，满族的信仰越来越多元化，佛、道、儒甚至天主教，都在消解萨满信仰的权威地位。生产方式也由入关前的以牧、猎、采为主、兼资农业的类型发展为入关后的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类型，这与生存环境的变化一起，使其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都有了明显的改变。 当文化变迁后，语言相应地要不断调整词汇，或增加或淘汰，同时表达方式也会有相应变化。一些满语原有词汇使用频率降低，新的词汇大量增加，且多以汉语借词为主；原有的满语表达方式有所松动，汉式满语逐渐增多——这是由于直接借用汉语表达比用满语翻译更经济，也更便于在汉族占多数的语境中交流使用，等等。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满语的造词功能和交际工具职能，导致满族在语言使用上出现了由单一满语向满汉双语再向单一汉语的转变。 满语濒危的过程与满族文化的变迁轨迹基本上同步，是文化变迁的一个缩影。入关前，满族文化较完整地保持了原生形态，满语为单一的交际语言；入关初至清中期，满族文化逐渐和汉族文化接触与融合，满族在语言使用上表现为满汉双语共用，但满语使用不断减少，汉语使用不断增加；清中期以后，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满汉文化的融合基本完成，仅在东北地区还保留有传统的满族文化形态，满语也仅在黑龙江的少数满族聚居区继续使用。 客观而言，满语已丧失了存在的基础，沦落为“博物馆式”的语言，而非活态的现实语言。未来满语的命运，恐怕只能日趋濒危。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