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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文化之争”: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多元化发展

http://www.newdu.com 2018-01-20 中国社会科学报 高育松 参加讨论

    【核心提示】人类如何学习语言是语言学乃至认知科学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而如何解释母语之外的第二语言学习更是各种理论交锋的主战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近60种理论,不同理论在方法、观点上时有交锋,而争论焦点是围绕此问题应如何进行理论建构。
    
     
    人类如何学习语言是语言学乃至认知科学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而如何解释母语之外的第二语言学习更是各种理论交锋的主战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近60种理论,不同理论在方法、观点上时有交锋,而争论焦点是围绕此问题应如何进行理论建构。学者们将相关论战称为“科学与文化之争”、“范式之争”、“认知主义与社会文化之争”等,这些论战反映了研究者不同的语言观、认知观和学习观。
    语言学中的形式与功能之争
    语言研究中长期存在形式主义与功能主义的分野。以生成语言学为代表的形式语言学秉承理性主义认识论,强调语言的生物属性,认为其是人所特有的独立于一般认知能力的一个认知模块,人生而具有的普遍语法是语言习得的关键。所谓普遍语法,是指人天生具有的语言知识和机制,是所有语言所共有的原则、条件和规则。该理论同时认为,语言是一套自足的语法系统,形式不取决于功能,主张语言研究的对象应该是理想化的说话人/听话人的语言能力,而非其语言行为。
    功能主义在认识论上认同体验主义,认为语言本质上是社会性的。语言系统扎根于具体的语言使用事件,是人类语言经验的认知组织结构。语法是在语言使用中形成的范畴网络,语言的基本单位是形式—意义相匹配的构式。构式可以小到具体的语素或词,也可大到短语或句子,表现为抽象程度不一的语言结构。功能主义否认语言内在习得机制,不追求把语言简化为一套抽象的规则系统,理论取向上也不以储存和表征的经济性为其目标。
    认知科学中的心智与身体之争
    传统认知科学对人类认知通常采用两种取向:基于计算机类比的信息加工取向和基于大脑类比的联结主义取向。前者主张认知过程类似于计算机对符号的加工,是对信息的处理和操纵。后者强调基于神经元的平行加工观点,认为大脑是由天文数字的神经元相互联结构成的复杂信息处理系统,并力图用数学和计算模型来表达理想化的神经系统。这两种理论模型都主张认知在本质上就是计算,在功能上是离身的、抽象的,独立于人的知觉,具体的物理环境及其属性对其影响不大。
    受20世纪80年代后期情境化运动影响,人们对认知的理解发生了根本变化,开始提出具身认知、情景认知、分布式认知和延拓认知等观点。这些观点虽然不尽相同,但其共性都在于把人类认知看作根植于其社会性和物质性的活动。例如,具身认知反对将认知与身体分离,否认知觉运动系统的背后存在一个具备各种形式命题和推理规则的“心智”,认为身体的解剖学结构、感知系统、运动体验、活动方式等决定了人对世界的认识与理解。
    语言习得中的个体认知与社会文化之争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受传统认知科学和乔姆斯基普遍语法的影响,多数第二语言习得研究者将人脑与计算机相类比,将认知视为信息加工的过程,将学习视为对抽象知识的获取,主张第二语言习得是一种内在的、个体的、部分先天的学习过程。他们虽然承认语言习得发生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受具体情境及说话人的影响而产生变异,但主张其心理机制基本相同,普遍恒定的语言习得顺序不会因外部环境的不同而发生根本变化。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核心是探究心智中支配二语知识系统的本质与根源,重点在于发现语言习得的共性。研究者虽然依赖学习者的语言行为来获取数据,但最终目标是解释深层的语言能力。
    自20世纪90年代始,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出现了两个明显的学科发展新趋向。第一,研究出现了一种社会转向,强调将社会因素放在理解二语学习的核心位置,从社会维度重新界定认知、语言等核心概念。在方法论上开始摆脱量化的、科学主义的认识论,不再一味寻找语言共性,转而关注语言变异,重视质性的、阐释性的方法,借助语料库、动态系统技术和计算机模拟等手段,对语言现象提出一种非因果关系的、基于概率的解释。理论模式主要有社会文化理论、复杂性理论、身份理论、会话分析理论、语言社会化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等。其中又以社会文化理论影响最大。受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理论的影响,研究者利用中介、内化、调节、私语、最近发展区等概念来解释第二语言习得,强调互动不仅促进语言发展,而且是其根本动因。社会认知理论则以具身认知、延拓认知等为理论基础,认为心智、身体与周围世界综合作用于第二语言习得,语言学习是基于情境的、分布式的适应协调外部环境的过程。身份理论、话语分析理论指出学习者拥有多重社会身份,语言学习不是简单的符号学习,其中还包括身份构建、社会权力关系协商等因素。
    第二,与社会转向遥相呼应的是认知语言学、构式语法等基于使用的语言学理论的兴起。这类理论强调语言扎根于具体的使用事件,是一个具有开放性、动态性、非线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的复杂适应系统,其基本单位是形式—意义相匹配的构式。人的语言能力是其应用一般认知能力,在对语言使用经验加以分析的过程中涌现出来的,而本质上全新的、复杂的语言结构是从简单、基本的结构中衍生而来。语言发展是一个从组块到低层次的类型,再到抽象结构的由简到繁、自下而上的数据驱动的统计学习过程,反映了形式与功能匹配的发生概率。
    概括起来,传统认知主义与社会取向的理论主要在三个方面存在差别。其一,个体心理与社会文化之别。前者关注个体心理,认为学习主要发生在个体心智之中;后者主张从学习者与社会文化环境的互动来解释语言习得,强调主体间性,认为知识与学习是分布式的,具有社会历史。其二,抽象化与情境化之别。前者推崇抽象化,认为知识可以独立存在;后者强调语境、互动、关联、文化嵌套和具身性等在认知中的作用。其三,实体—客体与动作—过程之别。前者遵循经典科学的研究范式,强调实体—客体,高度依赖二元对立式的分类,形成大量非此即彼的概念,如心智—身体、语言能力—语言行为等;后者强调动作与过程,主张摈弃二分法,注重非此非彼的现象及事物的动态发展变化,提倡混合的、模糊的范畴类型和阐释性的、概率性的思维方式。
    “科学与文化之争”,实质反映了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在认识论上的多元化发展倾向,作为一种有益于学科发展的学术争鸣,有助于研究者跳出传统认知主义的窠臼,相互借鉴,相互促进,促进不同学派、理论之间的交流对话,推动第二语言习得向跨学科甚至超学科的方向发展,为研究语言本体、语言习得及人类认知作出贡献。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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