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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丧失本体立场 张江：为什么会有所谓的“汉学心态”？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不能简单归为崇洋媚外。上世纪80年代，海外汉学在国内受到推崇，有特殊的历史机缘，即当时海外汉学的“他者”视角，对于国内狭隘的文学研究有一定借鉴之功。此后，海外汉学长期受到追逐，在我看来，或许更多源于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学研究力图实现“从边缘到中心”位移的强烈诉求。这种强烈诉求的伴生物，是本体立场和文化自信的缺失。 赵稀方：在我看来，所谓汉学心态，可能还涉及自我东方化或自我殖民化。最早引起学界注意的有关于此的表述，来自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书中认为，近东当代文化已受欧美文化模式的主导，本地学者操持着从欧美贩卖来的东方学话语，自身只能充当一个本地信息的提供者，萨义德的结论是，当代东方参与了自身的东方化过程。顾明栋的《汉学主义》对于18世纪伏尔泰以来西方的汉学历程进行了谱系梳理，同时指出中国人自身参与汉学主义的建构过程。 无论是“殖民化”或“自我殖民化”，都忽略了被殖民者的表达问题。斯皮瓦克写于1985年的《庶民能说话吗？》一文，探讨了东方他者能否发声的问题，是一篇经典之作。斯皮瓦克参与其中的印度民众研究小组更具实绩，创立者古哈的思路是与殖民史学及其自我殖民化的本地民族主义史学相对抗的。 站在中国学者的角度，我想提出的一个回应是有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位置问题。在东方主义的表述中，马克思主义早已被定位于黑格尔、韦伯之间的西方线性历史观的代表人物，事实上东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这么简单。马克思主义从反殖民、反阶级压迫所创造的“人民的政治”，一直不为后殖民主义者所正视。在我看来，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民众研究的很多想法已经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得到实践。众所周知的是，中国在历史上已经取得了民族主义以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历史撰述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早已着手印度民众研究小组的工作，将历史书写成为人民反对帝王将相和殖民主义的历史，譬如对于古代、近现代农民战争的研究成为中国现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部分。汉学心态需要切实反思，其关键在于不要失去我们自己的本体立场与文化自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