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语生存的前景
谢迪南 （中国图书商报记者） 我们的汉语曾经很有魅力。 但在全球化和网络化的冲击下，汉语魅力渐趋黯淡，引发了汉语危机。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 什么是汉语的危机？ 作为《汉语的危机》(文化艺术出版社8月出版)一书的主编，朱竞感触最深的是，汉语危机本质上是文化的危机、思想的危机，汉语言是汉文化的集中体现，汉文化的核心是汉语思想——母语思想。 而在近百年的历史中，汉语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发生了三次断裂。 五四运动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以西方文化作为价值取向，人们的思维以及表达方式受到西方话语的影响，对传统文化作了片面极端的理解，文言文逐渐被白话文取代，造成了汉语与传统文化的第一次断裂。 汉语与传统文化的第二次断裂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政治化语模式成为中国人最基本的表达方式，从公共话语到知识分子的语言都被单一的政治话语所替代，进一步造成了汉语和传统文化的又一次断裂。 而在我们现代化建设、全球化的进程中，汉语的地位越来越受到西方文化和网络文化的冲击，今天我们现代汉语的表达方式、价值内涵与传统文化的血缘关系越来越稀薄，也使汉语与传统文化的血肉之亲越走越远。 朱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用一段很感性的话表述了我们汉语与传统文化的三次断裂。她认为当代中国作家几乎都走在这样一个介乎被“欧化”的带翻译腔的“西文”之间的“中间道路”上。创作界如此，而批评界和理论界也同样如此。一百多年来，我们学术话语“西化”色彩浓重，从概念、范畴到理论命题，都很少使用传统古典文论的东西，出现了“失语”的症状。出现了“失语”，还有一个原因，我们不能回避，那就是受“文革”“大批判语言”、“样板语言”的影响，长时间的“批判”、“斗争”也造成了语言的污染。思想的禁锢首先是语言的禁锢。对人格的梅辱，对人性的诋毁，对真理的蔑视，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粗暴、污秽，千篇一律的“排比”，声嘶力竭的叫喊，是那个时期、那个时代一致的无一例外的语言“风格”。它同样造就了一代人，他们语言贫乏，词汇单调，文风呆板，甚至以满嘴秽语为荣。我们好不容易赶走了老八股，如今却层出不穷地产生“新八股”，形成了千篇一律的套话，新时期以来，许多作家为抵抗这种模式化语言的束缚，主动选择了“西化”的表达方式，从而加速了汉语传统的断裂。 “身为中国人，不能很好用地母语进行思想、文化乃至生活上的交流，不能体会汉语的自身魅力，那是多么悲哀的事！”朱竞无奈地说。 北京大学谢冕教授或许能很好地表达我们对于汉语危机难以名状的心情：“当前汉语的境况实在令人担忧。简化汉字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随之而来的混乱，已是无庸讳言的事实。它已‘培养’出至少不止一代人不认识繁体字、不会使用毛笔，更不会阅读古代典籍的中国人。这些人是‘新文盲’。而且这个队伍还在不断地扩大。社会是一步一步地向前发展着，而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正一步一步地走出中国古典文明的灿烂。更多的中国人正在远离那种由辉煌的古典文学作品培养的优美的文笔、高雅的谈吐以及端庄的举止。我常想，不会读古书和使用文房四宝的中国人是可悲的。” 因为全球化和网络化而引发了汉语危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理论室副主任刘方喜认为这种表述很准确。他分析，全球化对汉语的冲击是一种语际冲突，表现的是一种文化之间的冲突；网络化对汉语的冲击表现的是一种语图冲突，表现的是符号冲突，就是传统的语言符号和电子多媒体的符号之间的冲突。 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陶东风对全球化和网络化引发汉语危机这一问题作了很专业的阐释：社会的开放和技术的发展，使得汉语的封闭状态被打破，汉语和别的语言杂交现象也变得越来越严重，并且导致了非精英化趋势。以前语言的使用掌握在知识分子手里，特别是书面语言。而网络的出现给大众制造词汇提供了机会，因此引起了代际之间语言的争夺。随之产生的结果是语言的部落化，使同样是使用汉语的群体之间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困难。 如果我们想更明白地理解这段话，近日发表在某报的一篇中学生作文可以作鲜活的注释，作文摘录如下：“昨晚，我的JJ带着她的青蛙BF到我家来吃饭。饭桌上，JJ的BF一个劲地对我妈妈PMP，说她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PLMM。真是好BT啊，7456……”(JJ指姐姐，青蛙指丑陋的，BF指男朋友，7456指气死我了，PMP指拍马屁，PLMM指漂亮妹妹，BT指变态。)如果不是经常泡在网上的人看到这样的作文，也觉得理解起来有很大障碍。 作为老师，北京四中的刘波告诉记者，自己经常能在学生作文中看到类似的网络语言。“从现代汉语的角度来说，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功利性教育造成的。这种功利性在基础教育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们对语文学科重视不够，另外是受外来语的冲击。”刘波分析。 云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的胡彦教授也有同样体会，让他感到最无奈的是，现在的大学生会把2／3的时间都花在英语学习上，但最后令人尴尬的结局是，英语没学好，中文也没学好。 刘波痛心地指出，功利性教育其实是一种短视教育，人们更多地将教育的目的定位在实用和回报上。拿高考来说，语数外同样都是150分，但人们普遍觉得数学和外语的分数比较容易提高，在高考中容易考高分，语文处在了一个少人问津的尴尬地位上。很多学生都认为语文学不学一个样，花很多时间在分数上没什么变化；很多家长认为孩子生活在汉语的环境中，语文不用努力学也能学好；即使有很多家长为孩子的语文成绩差担心，往往也是从偏科的危害这个角度考虑的。这两种想法都是对语文学习的误解，都是没有真正认识到语文学习重要性的表现。即使从功利的角度来看，语文成绩也并不像很多学生和家长想的那样难以提高，之所以人们有这种误解，往往跟我们的学习方法亟待改进、语文教学质量亟待提高有关。其次，从语文自身的特点来看，语文既是工具学科，又是人文学科，很多学生只是知道一个粗浅的说法，却没有明白这种说法里面的真正含义。简单来说，语文做为工具学科，是思维和交际的工具，这个意义放在我们今天这个信息时代，尤为重要。信息时代中，处理信息的基本方式有两个：输入信息和输出信息。我们普通人输入信息的主要途径是听和读，输出信息的主要途径是听和写，听说读写能力的高下，将直接影响到一个人在信息社会的生存与发展能力的高下。语文就是最重要的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学科。试想，如果一个学生听的能力差，他在同样一堂课上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将比同班同学差多少呢？如果一个学生读的能力差，那么，同样一本书，他从中领会到的东西又比别人差多少呢？从大的角度讲，我们平时学习、生活、工作，与他人的沟通交流......时时刻刻都离不开母语。很难想象连母语都学不好的人，英语水平能高到什么程度。另外，语言不单单是种工具，还是文化的载体，母语教育对培养一个人的民族情操具有重大的意义。 当然，汉语的危机不全来自外语和网络的威胁。朱竞说，祸起萧墙更让人忧心忡忡。我们自身的放纵和苟且是一种妥协，甚至是一种投降，使得汉语文化的被颠覆来得更直接、更容易。很多作家对汉语也不够尊重，作品中充满着一些污秽、暴力的语言，传播着没有道德感的内容，对青少年的成长有着极大的危害性，损害了汉语写作的尊严，也就失去了文学本身的价值和意义。 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大众传媒、网络语言、广告宣传、流行文化的一些语言、通俗文学、手机短信等日益制造着语言垃圾，这就是后工业文明所带来的附产品，这些在高科技温床中孵化的垃圾文化在工具理性的支持下，合法化地使上述语言垃圾成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基本原则，当然还有“来自权欲谎言向情欲谎言战略转移的套话，来自个人与集体极取极欲的脏话，来自以经营绝对语言为业绩的空话，来自枉道而从势、曲学而阿势的废话，无时无刻不在严重污染汉语”。 最近媒体引发了一场关于汉语保卫战的讨论，并且分成两派一派认为汉语已经到生死存亡之际，需要保卫了；而另一派则认为汉语保卫战这一问题根本不存在，是危言耸听。那汉语保卫战究竟是真命题还是伪命题呢？ 针对这一问题，朱竞说很难得出结论答案。有学者说“并不相信汉语‘危机’这种说法，也不相信汉语的纯洁性需要捍卫”。也有网友说：“温州人不会说外语，汉语也说得也不好，不是照样把生意做到了全世界！” 朱竞认为“汉语的危机”不能简单地说成是“现在是贫嘴张大民们享用语言的时候”了。但她认为保卫汉语，是要保卫汉语思想的精华。 朱竞告诉记者，她很赞同 北京大学教授王岳川说过的一段话：“汉语思想是汉语精华的体现，也是中华文化的集中展现。古典的汉语思想无不充满诗意，语言的简洁明快、意蕴悠长，思想的辨证圆融、朴实无华，这是汉语思想的魅力所在。汉语思想是用母语思考祖国的现实与未来。汉语思想也是用最适合自己的语言思考世界的现实与未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这是汉语思想对中国的意义。用外语思考的中国并不是真正意义的中国。” 胡彦也认为“汉语保卫战”一点都不危言耸听。他认为自己有很充分的理由。 原来胡彦正在研究一个课题，就是用古代注释学的方式给现代新诗注音。他发现，尽管现代汉语最基本的词汇还是以传统的文言作为基础的，文言文是现代汉语形成的基本语汇，但这些语汇在进入我们的现代生活中后，它最传统的基本意思被遮蔽了。譬如“玫瑰”在古语里是一种玉石。可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人们一说起“玫瑰”除了想到花，可能没有几个人知道它蕴含的古老意思了。 “语言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根本，一个人对母语缺乏感同身受的体验就会缺乏对文化的认同感。”胡彦感慨。他同时指出，现在的保卫汉语容易给人造成误解，其实保卫汉语并不等同于保卫文言文，而是保卫汉语和传统文化的血缘关系。 与“汉语保卫战”这一说法的坚决拥护者相比，陶东风认为要一分为二地看这一问题。“汉语保卫战的提法火药味太重，战争思维的痕迹太明显，这样容易导致二元对立，容易导致极端。” 他向记者解释，并不是说汉语不需要保护，但要把握保护的“度”。他表示要保护好汉语，主要还是要处理好汉语的保护和开放之间的关系。历史一直有两种趋势：一种是闭关自守；一种是认为语言不要保护，放任自流，想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这两种趋势是我们在保护汉语的过程中需要避免。 五四以后，我们国家在跟西方的交流比较密切的情况下，汉语吸收了很多外语的新词，这些新词让我们在生活中使用时并不觉得别扭，反而很自然。因为汉语并不等于古代汉语，汉语的发展是流动的。像文革时期，我们跟外界不交往，但后果是导致我们的语言很贫乏。不过现在我们国家对英语的认可程度，陶东风也觉得没有必要。一个大国应该有一种大国气象，在语言上，除了必要的涉外场所使用双语外，大可不必在大大小小的商店和路标上使用双语。针对外来语和网络语言给我们的汉语注入了新鲜活力这一说法，陶东风部分认同，外来语言和网络语言给汉语增加了许多新词汇，这是事实，但到底好还是不好有待于时间来检验。不过陶东风强调，如果这种语言使用太多，会导致民族身份的削弱，这是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问题，语言部落化，对于维持中国人的民族身份是有危害的。一个国家统一语言，这是建构民族身份认同的需要，大家理解的语言有利于建构一个国家共同体，是大家互相理解的符号，语言的碎片化和部落化，会削弱我们的相互理解和交流。从这个角度来讲保卫汉语很有必要。 “但我们也要强调语言的多元化，强调语言和语言之间的平等，不能导致语言的分裂，这是很恐怖的。”陶东风很折衷地表达了自己对“汉语保卫战”这一说法的观点。 在这一问题上，刘方喜的看法和陶东风相同。“汉语保卫战是一种情绪化的表述。汉语的危机是存在的，可能不是一个保卫和保护的问题，语言和其他东西不一样，一个要靠保护的事物，表明它已经丧失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汉语还没有‘惨’到这个程度。”语言的延续性很强，因为他是和我们现实生活结合得最紧密的，尽管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差别很大，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它的延续性。 但是刘方喜还认为，汉语保卫战的说法并不是危言耸听，因为汉语的危机是存在的，只是在表述上有点偏激，但这也无可厚非。 他表示，对于汉语危机，不是靠搞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就能解决，需要我们长期不懈的努力，因此“汉语保卫战”的提法过分焦虑了。 而刘波更关心的，并不是网络语言对现代汉语的冲击，而是我们国家重英语学习轻汉语学习、重外来文化轻传统文化。 “网络语言作为一种新生事物，需要有更多人来关注，无论它给现代汉语带来的是弊多还是利多，都将对汉语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我们首先应该以宽容的态度去面对网语，以负责任的态度去研究它。就像中华传统文明在历史上屡次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一样，每一次文明带来的振荡都有可能使得我们的文明更趋成熟。” 刘波解释，网络语言受到现在年轻人的欢迎，首先在于它的人性化，譬如，在网络聊天和BBS交流中，使用这些简洁的词汇很省事，同时也显得新鲜有趣，能给人们带来一种新鲜的阅读快感。不过他也承认，这种阅读快感对于那些不怎么熟悉网络语言的人来说，就可能增加阅读难度，带来阅读的痛苦。因此他坚决反对学生在作文中大量使用网络语言，因为他们还都处在语言的学习阶段。 汉语的前景怎么样？ 令人欣慰的是，所有的受访者对汉语的前景都持乐观态度。 陶东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据他的经验，一种语言被同化掉是很难的，香港开放这么多年里，也没有被普通化和英语所同化，因此汉语也不可能被完全同化掉。只不过人们的生活随着全球化的加剧，生活变得多元了，不像以前没有现代的时候，人们的生活很单纯。因此他相信语种自然的深变进化，经过时间的证明，有些词语会积淀下来，而成为汉语的有机组成部分。像白话文刚刚提倡时，也遭遇到了强烈的反对，很多人都认为他没有美感，但在后来事实证明，白话文一样能写出优美的诗和小说。 “当然，对于汉语的现状，我们要做一些努力。”陶东风建议要多发挥民间的作用，不要一想到保护，就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政府的指令。这是最不可取的方式。他认为对一种语言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管理往往会使语言受到伤害。因此他对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对于所有地方台和节目都不能使用方言的规定持反对态度，这种做法不利于汉语的发展。陶东风把保卫汉语与保卫普通话分得很清楚，通过政府命令的方式，这对中国各种语言的发展很不利。同时他认为所有的高校教师评职称都必须考英语，这是中国人自己发起的英语霸权主义，显得有点荒唐可笑。国家的语言政策对语言的影响很大。 因此他呼吁国家在制定语言政策时，一定要听取专家和各界人士的意见，尤其是语言学的学会、诗歌朗诵社团等非政府结构，应该多发挥作用。 而胡彦更希望不论是一般的普通的市民还是知识分子，更多地关注我们的本土文化。他告诉记者，尽管现在知识分子所使用的方式是现代汉语的形式，但他们的语言里面所包含的内容用价值观念都来源于西方文化的影响，他们并没有自己的话题，他们的思想和观念都是舶来品。譬如前些年知识分子热衷谈论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问题，事实上，这些问题不是从我们本土的语言环境中产生的，而是知识分子强占话语领域的权威从西方引进的，跟我们本土面临的生存困境或者文化困境，没有内在的关系。因此尽管他们在表达，但他们只是在重复和转述他人的语言，是处于“无根”的状态。 胡彦强调，汉语要摆脱西方思想的渗透主宰，首先应该认识汉语的来龙去脉、汉语形成的根，只有在重新认识汉语的源头之后，汉语才来在未来发展中有存在的根。 尽管刘方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多次强调汉语还没有惨到需要保护的程度，但他说如果汉语需要保护的话，那么使汉语焕发生命力就是最好的保护方法。不等记者问，刘方喜用逻辑的方式就开始告诉记者答案了。要使汉语焕发独特的文化魅力。首先体现在研究层面，研究语言和文学的学者要做一些工作。他也认为自己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在刘方喜的印象中，现在语言学的角度停留于技术研究和形式研究，没有把汉语当成一种文化。譬如对汉语古典诗歌，研究得就不是很深入。尽管对古典诗歌的研究在五四以来就是不断地进行的，并且在这个研究过程中，也有很多成果，但研究人员一般强调诗歌的魅力在意向，意向丰富是汉语重要的表现。但刘方喜的独特见解在于，汉语古代诗歌的魅力除了来自于意向外，还还来自于声情。他认为对汉语诗歌声情的研究是我们目前研究忽视的一个方面。他相信后者更能体现汉语的魅力。我们要把古典诗歌的意向翻译成英语比较容易，但汉语的声情翻译成英语就很难表达。怎么能体现声情呢？刘方喜认为就需要去读去呤诵。最早的诗歌都需要唱，这样才能体现诗歌的魅力，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英语诗歌和汉语诗歌的差别。 其次从教育的层面来说，刘方喜认为文学教育不重视语言的操作，语言操作包括两个方面：朗诵，写作。尽管高校中文系开了古代文学史这一门课程，介绍很多文学理论，但最好的方法应该是建议学生多读原著。中文教育应该叫汉语教育，但我们现在的中文教育，作为民族语言教育肯定是一个很大的失败。因此文学教育肯定得进行一些反思和调整。从语文教育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语文教育负载了过多的功能，譬如德育，而最能体现汉语魅力的作品没能进入到语文教育的视野中。 最后就是在文学创作上，刘方喜认为由于我们现代中国文学存在的一个问题，忽视开发汉语的魅力，主要的影响就是西化，从文学观念到文学创作都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据他了解，有很多现代诗人，他们的诗歌启蒙，是模仿西方翻译过来的诗歌。这样一种诗歌启蒙和创作途径，他感觉存在很大问题，如果顺着这种途径发展下去，汉语的魅力多少受到一些遮蔽。许多人认为白话诗还没有创造出像古典诗歌这样优秀的作品，如像李白这样的作品。刘方喜分析，这如果是我们的白话诗存在问题的话，那么不重视对汉语内在魅力的开发，侧重于对西方文学和诗歌的模仿应该是原因之一。 因此，刘方喜坚信，汉语不是保护问题，而是发展和创作的问题。如果使汉语成为像英语一样的强势语言，则依赖于经济的发展，但如果要使汉语靠自身的文化底蕴立足世界，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重新焕发出汉语的魅力，不断生发出精深的哲学美妙的诗歌的汉语，让其他民族的人想了解一种高深深邃的思想就不得不读汉语原著。 对于“汉语保卫战”，朱竞身体力行，花费了很大心血主编《汉语的危机》一书。她捍卫汉语的主张是建议学校教育更多地来关注汉语生命的自然需求。因为从对儿童的言语早期教育开始，到小学、中学阶段的语文教学，维系着他们言语学习活动的都是规定好了的具体的现实目标，在教学情境下的每一个游戏，每一次远足，每一篇作文，每一回对话或演说，背后都有一个精心策划的应试圈套。如果说，保卫汉语作为一种思想攻略与坚持的战役从渗透于中小学时段开始，那么汉语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载体，其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同步在全球时代才能表现为一种乐观的从容。 尽管汉语危机重重，但让人备觉欣喜的是，我们的学者和政府都已经关注到这一问题，为重新焕发汉语魅力不断地努力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