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丁伯刚小说集《天问》经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书中收录《宝莲这盏灯》《何物入怀》《唱安魂》《天杀》《天问》五篇中短篇小说。最早的一篇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发表在《收获》杂志，时隔三十年，新书结集，长江周刊记者对丁伯刚进行了采访。
    丁伯刚， 原籍安徽怀宁，1961年生，1977年初中毕业后随做手艺的父母移民到江西修水县落户，现为九江日报社《长江周刊》花径版编辑。在《收获》《当代》《钟山》《上海文学》《中国作家》《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小选选刊》等杂志发表或转载过长篇小说《我敢靠谁》，中篇小说《宝莲这盏灯》《落日低悬》《两亩地》《马小康》《艾朋回家》等二十余部。出版长篇小说《斜岭路三号》，中篇小说集《有人将归》《天问》，散文集《内心的命令》。
    “发表后再不想回头看一眼”
    “相对于事件本身的烈度和戏剧性，丁伯刚更为关注这些事件在人物心理上的投影。对人物心理细致入微的省察和准确描摹，使他的叙事风格独树一帜。”格非这样评价丁伯刚。
    这个集子中的《天杀》《天问》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是丁伯刚发表最早的两篇小说。“这次有机会收集到一起，对自己来说是个纪念。写这两篇小说时，才二十多岁，观念上很放得开，没有写作之外的其他顾忌。”不过丁伯刚说，自己有一个习惯，小说稿外面发表后，便不再愿意去看一下。“主要是写作过程中花的力气太大，纠缠得太久，哪怕多看一眼，都是我无法忍受的。也有时候在家偶然翻书，把刊有我小说的旧杂志翻了出来，忍不住好奇，想把自己的小说读一下。但每次没看上几句，便发现太多幼稚处、别扭处、不自然处，让人尴尬之极、羞愧之极，终于重重丢回到角落里去。《天杀》和《天问》同样如此，在杂志上发表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读过。直到去年在编自己的这本集子时，快三十年了，才第一次把原稿完整地读了一遍……”
    “读书写稿，是我的意义”
    丁伯刚的小说从没有调侃的语气，是严肃地在思考人的问题。人的生死，人的价值以及人的恐惧、孤独。
    丁伯刚说，写作三四十年，基本就是一辈子了，这些年以来，心境有一致的地方，当然更有太大变化。“年青时读书、写稿，全心沉浸于其中。文学是自己的爱好，更觉得是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就是做这件事的，除此，便没有其他的事等着我去做，也没有其他的事值得我去做。读书写稿，是我的意义。从很年青时起便有一个认定，觉得人的生命，以至一个社会，一个民族，都有两重意义上的生命。”
    在外人看来，丁伯刚很“闷”。不抽烟、不喝酒、不饮茶、没有娱乐爱好，生活颇为单调。家庭、单位、接小孩几乎构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内容。有人认为，丁伯刚小说中透露出的生活细节真实细腻，他一定是个热爱观察生活的人。
    但丁伯刚对此否认：“我其实并不喜欢观察，除了书上的东西，生活里发生的什么，其实我都觉得没多大意思的。记得从很小时起，我便成天抱一本书躲在角落里看，这个时候谁都不想见，什么事都不愿看到。什么事对我都是一种打扰。如果不是为了写小说，我肯定不愿对身边的无关事多看一眼。”
    “我是一个与社会隔绝的人”
    出生于修水，却有着一口安徽怀宁口音。丁伯刚介绍，他的父亲是一位弹匠，从小就习惯跟着父亲四处漂泊，少年时期的成长阶段主要是在怀宁度过的，所以至今改变不了乡音。儿时的游荡经历，让丁伯刚产生了浓重的外乡人情节，也正因为如此，他总有着一种不安定感，觉得没有依靠。这种情节一直伴随着他，在他的生活中，也在他的作品里。
    当你仔细地审视和体会丁伯刚这些风格比较一致的小说语言和叙事节奏时，你会发现，细腻的写实主义的日常故事中，始终闪烁着一双惊恐不安、无所依傍的外乡人的眼睛，始终有一腔凄苦挣扎却又内心温润的悲悯之情。丁伯刚说自己“是一个被彻底放逐之人，被彻底遗弃之人，是一个自己对自己的另一半永远在寻找的人”。
    他特别强调：“我是一个与社会隔绝的人，也缺少基本的社会兴趣、现实兴趣，是个十足的书呆子。在一篇文章中我曾说过，自己其实是最不适合写小说的人。写小说的人要懂生活，所谓人情练达世事洞明。我却不懂这些。但一个写小说的人有时也有些怪怪的，再不懂世事的人，一旦进入小说写作，可能就会对生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理解与省察。”可能是小说这种写作形式之间有一种逻辑，某种人物性格逻辑和生活演绎逻辑，写着写着，某种理解就出来了。
    不笑的时候，丁伯刚一脸严肃，令人感到难以亲近，笑起来的时候，丁伯刚又半捂着嘴巴笑声爽朗，像个孩子，头发花白，眼睛里却透着难得的清净。因此，许多年来有不少朋友总笑话丁伯刚，说他平日一副傻乎乎的样子，应该是装出来的。对此，他说：“其实真不是这样。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小说中对人世及对人性的洞察，都是当不得真的。还有可能，这种理解可能来自于书本。读的东西多了，再痴傻的人都会懂得一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