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到甘建华的新著《柴达木文事》，不由联想到他获得第七届冰心散文奖与首届丝路散文奖的《冷湖那个地方》以及《西部之西》等作品，又加之从该书后记中了解到，他的文史笔记新著《盆地风雅》及文史笔记全本《海西的儒雅风流》，以及领衔主编的《名家笔下的柴达木》《天边的尕斯库勒湖》《冷湖的星塔》《西望花土沟》等散文选本，都在按计划陆续面世，我这才真正认识到：甘建华不但对第一故乡湖南“血浓于水”，而且对第二故乡青海高原、柴达木盆地等情有独钟；不但对湖湘文化深有研究，而且对西部文化积淀丰厚。更令人欣喜的是，他在“文史笔记”这一中国古老的文体形式上，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写作境界。
    不可否认，关于中国西部，总的来说，如同其经济发展速度一样，文艺创作与大众教育等社会事业，至今也还落后于东中部地区。尽管近年来，有关西藏与青藏高原等方面的纪实文学创作逐渐增多，但当地政府的投入、本土作家的创作与社会各界的关注程度，仍有提升空间。据甘建华近年两次重返高原的观察，就是同处25.8万平方公里的柴达木盆地的青海油田与海西州，地方文艺创作和文化建设也不可以道里计，而且前者与后者的差距愈来愈大。在这样的背景下考量西部文学的创作价值，甘建华的《柴达木文事》及其后续作品就显示了独特的内涵与非凡的意义。
    《柴达木文事》分“文学拓荒”“海西文坛”“石油文苑”“文星光照”“军旅文艺”“西部之西”与“艺苑流风”7个部分，分别从“文学”“海西”“石油”“军旅”与“艺苑”等不同角度，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记述了自1954年柴达木开发以来，与其有关的数百则笔记及上千人事，“既是柴达木的历史档案，又是大盆地的人情旧梦”。其中既有李季、李若冰、徐迟、陈荒煤、杨植霖、李凖与慕生忠、王满洲、杨尚武、李瑛等前辈作家、诗人、将军，又有昌耀、邵燕祥、徐光耀、叶文玲、王巨才、谭谈、肖复兴、贾平凹、陈忠实与金焰、朱乃正、白岩松等当代文化名人与艺苑明星，还有曾经或现在依然生活在高原上的文人程起骏、毛微昭、王贵如、王文泸、井石、斯琴夫、张珍连，以及油田文坛艺苑的洪武平、梁泽祥、肖复华、凌须斌、刘正昆、刘凤林等等。作者不仅写了他们与柴达木的关系以及对开发、建设西部的贡献，而且写了自己与他们的交往及其在情感等方面的联系。由于作者视野辽阔、人脉深广、胸襟磊落、博闻强识，且许多史料均系第一次发掘、披露，因而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柴达木文艺”的形象历史。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作品的价值与意义，即对于中国西部文学——尤其是对柴达木等“西部之西”纪实文学的贡献。
    
    “西部之西”作为一种文学写作版图，甘建华使这个地理名词成为一个文学语词，如今不仅被旅游界用来指称青海高原的西部地区，且被一些作家、诗人、画家征引，写进诗文歌词，或以之为题作画。现在有了《柴达木文事》等系列创作的问世，我们可以肯定：在中国西部的纪实文学作家中，如果说，王宗仁以执著表现“青藏风景线”而居首席之位，那么，甘建华则以深情抒写柴达木而为代表人物之一——如文坛前辈朱奇、赵淮青、窦孝鹏所说，“甘建华是中国西部文学和柴达木文学的一员悍将”。
    其次，在形式创新方面，如果说，甘建华的《蓝墨水的上游》与《江山多少人杰》首开“文史笔记”新例，并以其扎实、厚重与“学术性”而形成鲜明特色，那么，从《冷湖那个地方》到《柴达木文事》，他又更进一步，将“笔记”发展成了“词典”。也就是说，从《冷湖那个地方》开始，在形式上，作者有意识地以众多名词作为小标题，并以此来概括、串联内容，且其篇幅短小、文字简练。而这一点，至《柴达木文事》则可以说达到极致：它标题更多、文字更短，且将以地名为主改为以人物为主。具体来说，它正文不足20万字，却有300多个小标题，平均每题只有500字左右。就此而言，它确如“词典”。但不同于正规“词典”的是，它不但各题之间有内容与逻辑等方面的联系，而且不只简介人物生平与事件由来，还引经据典、搜集逸闻、考辨史实、记载典故。这种结构与叙事方式，乍一看来，有零散、浮浅之嫌，但认真阅读，却觉轻松、愉悦，有如阳光照耀海面，银光闪闪，绚丽多姿。应该说，甘建华在纪实散文方面的这种别样的“词典”形式，有其非同一般的文体创新意义。
    总之，作为“柴达木文史丛书”之一，《柴达木文事》是中国西部纪实文学的可喜收获之一，其“词典”式的形式创新为“文史笔记”等纪实散文提供了新的审美经验。从《冷湖那个地方》到《柴达木文事》，我们再次见识了甘建华的卓越才华与人文关怀。我们坚信，凭借他的高蹈境界、广阔交游及不与世沉浮的作风，一定能够创造新的文学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