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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内战接踵而来。因此，教授和青年学子们并不是尽情享受胜利后的和平生活。他们举办严亮祖将军座谈会，组织出版纪念严亮祖将军专辑。这些活动在先后影响到南京、昆明、重庆等地，停止内战的呼吁此起彼伏。反内战、反饥饿是《北归记》记述大历史的基本旋律。即便是在场景描述中，仍隐约透露着这样的痕迹：“随着五月的到来，校园里柳枝已经成荫，各类花朵依次开放，五月的鲜花十分绚烂。桥头的墙壁、大饭厅、各宿舍张贴了许多纪念五四的壁报，也有很多反饥饿、反内战的标语和文章”。尽管内战是知识分子不能阻止的，但他们一定要表达他们的良知和责任。教授和青年学子在表达对时局态度的同时，当然也没有忘记自身的使命。对大学之道的坚守，是那一时代知识分子最值得尊重的文化信念。当一个高级职业学校向教育部申请要将他们的学校设在明伦大学里的时候，卣辰教授说：“职业学校培养的是谋生的手段，这是社会和个人都需要的。大学培养的是独立的全面发展的人，而不只是技术手段”；孟樾说：“大学培养出来的人，应该有理想有热情，能够独立地自己判断是非，而不是被人驱使。我们培养的是人，不是工具。大学不只是教育结构，还是学术机构，它的人物是继往开来、传授知识并且创造知识。国家的命脉在于此。”大学教授们对大学功能的议论，显然不止是话语讲述的年代，它与讲述话语的年代同样有关。因此，宗璞在讲述个人经验的同时，她也在讲述历史。抗日战争爆发后，宗璞和全家随父亲冯友兰自北京南渡昆明，在西南联大度过了8年时光。亡国之痛、流离之苦、父辈师长的操守气节，给少年宗璞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这段生活对她而言弥足珍贵，既不可复制也难再经验，既是她丰富的创作素材，也是她灵感的一部分。她年过八旬之后，这段经历历久弥新，可见它对宗璞的重要。她不惜用几十年的时间要完成这一巨著的创作。因此。1989年，《野葫芦引》第一卷《南渡记》发表之后，卞之琳评价说：“就题材而论，这部小说填补了写民族解放战争即抗日战争小说之中的一个重要空白；就艺术而论，在新时期小说创作的繁荣当中独具特色，开出了一条小说真正创新的康庄大道的起点。” 另一方面，宗璞是重要的知识分子题材作家。特殊的家庭学养和她自己学贯中西的文化根底，使宗璞小说具有的文化内涵和艺术品质有极高的辨识度，无人可代替。大家闺秀的才情、气质在举手投足间，宗璞的才情气质则在遣词用语和人物的一招一式间。孙犁评价宗璞的文字时说：“明朗而有含蓄，流畅而有余韵。”我们发现，《北归记》对日常生活的讲述，多有“红楼风”，“方壶”里外进出的人物以及对话方式，与《红楼梦》确有谱系关系。而小说蕴含的浑然天成的高雅气质，更是令人过目难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