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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经百年的文学发展之后，中国文学已经形成了一些宝贵的民族文学经验，所以，选择性、规模化、优质化地进行中国文学的翻译“出口”，是中国文学整体性的参与世界文学市场的必经之路，无论这种参与所面临的是接受、抵制或是误读，但这一步是中国文学“世界化”的前提，也只有在世界文学流通的场域当中接受多元文化背景读者群的文学检验、批评乃至质疑，中国文学才可能在世界文学视野的平台上进行有效的反思、调整和建设，从而获得自我的进步并推动世界文学经验域的丰富，最终将“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世界性”这一抽象的理论口号，落实到具体的创作探索和文学实践中。 歌德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但他并未给出明确的定义，从1827年至今约200年的时间，包括勒内·韦勒克、迪奥尼兹·杜里辛、大卫·达姆罗什等人都就何为世界文学进行着争论、阐释和建构。世界文学作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学共同体想象，是一个极具感召力和诱惑力但又较难清晰界定和落实的开放性命题，因为世界文学自始至终要涉及到怎样的文学才是世界文学典型标本的厘清，它与国家文学和民族文学是否存在内在的关系悖论；它还要解决文学流通当中最重要的语言共同体的问题，那么这又易导致对“他者”语言思维和语言美学的隔膜、误读甚至消解的危机；世界文学还存在本土认同和世界改造的文化身份焦虑，缓释焦虑的必经之路就是对自我与外在关系的确认，但是这种自我与外在的关系基点又存在历史、时间、地理、空间等不确定的游移。 结合歌德对世界文学的表述和跨语言写作的实践，所谓的世界文学更多的是指一种跨国界或跨文明的全球交流意识，是一个带有理想化色彩的世界各民族文学彼此融合的“历史过程性描述”，而非具体的文学实体，这种文学融合的过程性描述，最终以世界各民族文学共和国或文学的大同世界建设为归宿。正如歌德所坚持的“世界文学”的使命是通过倡导相互欣赏、理解和容忍来促进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但并不意味着异质民族文化要归于同质，而是各民族文化应意识到各自的独立存在，坚持自己且又能容忍对方，放弃敌对的偏见而共存于文化生态当中，即“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至于实现“容忍和差异”同存的具体落实，歌德甚至还设想过由学者和作家共同组成一个国际化社区，遵循“社区行动”的公共口号，以真正践行在“人性”共识基础之上对差异存在的“容忍”。但是，歌德的这一对世界文学的设想，始终存在一个悖论性的症结，那就是一方面，他肯定差异性与多样性是民族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世界文学存在的基础，文学翻译将充当这一流通过程的中介，各国各民族文学理应都具备文学流通的资格；另一方面，在世界文学的秩序现场，到底是由哪种语言来充当中介，什么样的作品有资格进入世界文学市场进行流通，谁来建立和维护一整套世界文学的价值标准，这种世界文学的流通过程中是否存在类似经济领域当中常见的分工剥削、贸易不平衡等问题时，歌德又表示出隐晦的“欧洲中心主义”——“欧洲文学即世界文学”的看法，他认为产生于欧洲的多种文学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影响而生的欧洲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中心，这个中心将以“文学涟漪波”的形态进行文学扩张而构建出覆盖全球的世界文学。也就是说，在歌德对世界文学的设想中，存在着肯定民族文学差异性的多元主义和欧洲文学中心主义的悖论，即使他对中国文学的“东方迷恋”，也是为了“复兴他那欧洲人的自我”，因此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的构想是一种非常宽容和包容的欧洲中心主义，更是“异质文学彼此融合发展”的动态历史过程，只有无限抵近却难以真正抵达。歌德对世界文学的理论预设，即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的民族文学，进入世界文学融合发展的空间进程提供了文学合法性依据，但同时又诱导出民族文学“被他者化”的文化障碍危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