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讲蔡先生主编《中国通史》，还得提及其他两部书，即《中国通史简本》和《中华史纲》。2006年3月的一个下午，蔡先生把我叫到他家中，说他打算编一本《中国通史》十二册的缩写本。原书的基本结构和基本观点都不变动。缩写本分为六章，让我也参加进来，缩写第四章宋辽金元时期的宋元部分。他提了几点要求：（一）《中国通史》十二册全书近四百万字，缩写成五十万字。宋元部分五万字左右，先不要考虑字数，写起来再说。（二）以政治史的基本事件为主，这方面的内容不要随意删减。（三）社会经济以及战争的过程要大大简化。（四）专用名词要做简要的解释，一般性的内容可以不要。比如理学的内容尽量简化，理学家的著述不必全部例举；文学部分讲清源流即可。（五）本书的定位是通俗本，材料取舍要得当。文字首先是准确，其次才是简化。 蔡先生还对通俗本的书下了一个我认为是很经典的定义：外行人看得懂，内行人不觉得是外行人说的话。让我缩写时先不想字数的事，是怕我有了框框后，束缚住手脚。蔡先生著述论文，脑子里没有框框，思维是开放式的。这是他一贯的风格。蔡先生仍任本书的主编，修改定稿。参加缩写的共五位同志。我自觉这是先生对我的信任，不敢怠慢，工作之余挤出时间抓紧干。交上的稿子受到先生的好评。这本书定名为《中国通史简本》，201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华史纲》是另外一部史学著作。2009年，根据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出版中国简史的倡议，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陈奎元把这项工作委托给了蔡先生。那一年，蔡先生已年逾八旬，接受任务后当成大事，放下自己手头的其他工作专注于此。两年多后完成这部近三十万字的《中华史纲》。 《中华史纲》的体例与《中国通史》不同，按照史纲的写法，对历史素材有所取舍，不是对每个朝代都讲政治、经济和文化。用蔡先生的话说，主要讲政治，其他都是补充，“叙事酌取要旨，文字务求简约”。依据史纲的体裁，不引原文，不注出处，不用阿拉伯数字（公元纪年除外），不列参考书目。《中华史纲》不是简编的《中国通史》，与《中国通史简本》也不是一样的书，这是一部按照蔡先生自己思路新编的学术性通俗著作。2012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几年来多次再版重印。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有自己国家和民族代表性的通史著作。蔡先生从1953开始参与中国通史的写作，从照片看，那时候的他是二十几岁英姿焕发的青年，到2013年《中国通史简本》出版，弹指间过去了六十年，他已是耄耋老人。有时候，我望着先生满头白发和他颤巍巍的身影，感慨万千。在我的眼里，先生的名字是和《中国通史》这部书联系在一起的。 当年，范老寄托了对年轻一代史学工作者的期望和心愿，蔡先生竟竭尽六十年的心血躬身实践。当《中国通史》最后付印出版时，先生说：“面对十二册全帙的《中国通史》，总算实现了范老‘完成比不完成要好些’的遗愿。”一句嘱托，毕生的付出。先生说这番话时，又有多少人能体察到他内心的甘苦与酸甜。 蔡先生曾对我说，做学问一定要独立思考，无私奉献。独立思考是方法，无私奉献是精神和行为。先生在史学领域六十余年的辛勤耕耘，诠释了无私奉献的真实内涵。 修晓波，1982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历史系，曾在吉林大学等高校任教。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蔡美彪教授研习中国古代史。毕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留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后调入中央机关。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学人小传 蔡美彪，1928年3月生，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史学会第二、三届理事，曾任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长。在范文澜编著前4册《中国通史》基础上，蔡美彪主持续编完成了5—12册《中国通史》，完整地记述了从中国远古到清末的历史，成为一部影响深远的史学巨著。他专精于辽、金、元历史，研究涉及契丹、女真、蒙古、八思巴等古文字和民族学、文字学、语言学等领域。著有《辽金元史考索》《中华史纲》《元代白话碑集录》《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