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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20日，笔者致函成都籍当代著名文化学者张隆溪先生，拟就他和钱锺书交往的情况进行面访。张隆溪先生回函说：我在80年代初曾与钱先生经常见面，也有书信来往，但时间不长，只有短短几年。在他所著《走出文化的封闭圈》一书中，谈及钱锺书的，计有《钱锺书谈文学的比较研究》《钱锺书的语言艺术》《思想的片段性和系统性》《怀念钱锺书先生》《读“我们仨”有感》《论钱锺书的英文著作》等数篇，部分文章原以英文写就，由他自己用中文重新改写而成。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了张隆溪著《一毂集》，其中又收了他为纪念钱锺书百年诞辰所写的《中西交汇与钱锺书的治学方法》一文。 藉由和他的通信和这些论文，可以考察和重构钱锺书与张隆溪在上世纪80年代初交往的过程和细节。 张隆溪其人：清诗蜀冠张问陶后辈 张隆溪,1947年生于成都，曾任教北大和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现任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及考古学院唯一健在华裔外籍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香港城市大学比较文学与翻译讲座教授。2007至2009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受聘为教育部“长江讲座教授”。2010年受邀成为美国NewLiteraryHistory（《新文学史》）顾问编辑，张隆溪是其中唯一的华人学者。2016年7月，张隆溪当选为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这是该学会成立60年以来，第一次由华人学者担任主席。张隆溪于2017年与美国哈佛、麻省理工、英国牛津、剑桥、法国巴黎大学等名校一些杰出学者一起，受聘为芝加哥大学新成立的“斯坦诺维奇知识形成研究所”（SIFK）校外教授。他又是其中唯一的中国人。 提及张隆溪，坊间喜谈其家族渊源。张氏先祖可以追溯到康熙时身居一品大臣的张鹏翮，张氏家族居于四川遂宁，历代出了不少名人，其中有乾隆时的大诗人张问陶。张问陶即张船山，乾隆五十五年进士，曾任翰林院检讨、都察院御史、吏部郎中，其诗被誉为清代“蜀中诗人之冠”。张隆溪的父亲张崇琎年轻时移居成都，张隆溪即出生于此。 但作为地道成都人的张隆溪，虽有成都情结，但更有放眼四海的开放观念，也从不以“张问陶后人”而自得，而是“更觉世界之大，天下之广”“对一个人的眼光和胸怀更为重要”。所以，张隆溪每回成都，只在极有限的学术圈中有消息，即便和他熟识的同辈及晚辈学人，也只津津于他在成都读中学的旧事，当然，谈论最多的，还是马识途对他的慧眼识才和大力提携。 初见：一篇序言牵线 考察张隆溪的读书和此后的教学研究轨迹，不难发现他和钱锺书先生交往的时间。 张隆溪1966年高中毕业，文革中下乡，1972年以招工的名义，从插队的凉山州德昌县茨达公社回到成都。因马识途荐举，于1978年文革后恢复高考时，直接参加研究生考试，并以总分第一名成绩，考取北京大学西语系，成为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1981年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 1981年，正是钱锺书先生学术创作取得重大成就、声誉达到巅峰的关键时期。其时，《管锥编》1-4册已由中华书局出版，《宋诗选注》和《围城》重印。钱锺书频繁参加海外学术访问和学术交流，先是以中国学术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出席在意大利举行的欧洲汉学家会议，后赴日本访问，在早稻田大学作《诗可以怨》的演讲。次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这一年，对钱锺书和张隆溪两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学者张文江在他的著作《钱锺书传——营造巴比塔的智者》一书的自订“钱锺书简易年表”中，特别作出了如下记录：和张隆溪的谈话中，发表对比较文学的看法。由此我们可以确定，钱锺书先生和张隆溪的初接触在1981年。 这次初见，其实是一篇序言牵的线： 留校任教后，张隆溪有一次很偶然地在北大图书馆看见一本英文书，是一个外国人翻译苏东坡的赋，书前面有一篇序言是个中国人写的。序言用英文写成，写得非常漂亮。《管锥编》出版后，张隆溪才知道这篇序文的作者就是钱锺书先生。 见贤思齐，在学术研究上已经崭露头角的张隆溪不禁产生了“一识荆州”的想法，但苦于钱锺书在中国社科院，自己在北大，一校一院之间需要有关系打通，张隆溪只能静待机缘。 机会终于来了。一天，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荷兰学者佛克马到北大访问，张隆溪做他的陪同兼翻译，因此有了和社科院文学所的人座谈的机会。佛克马对张隆溪的翻译很满意，就对他说：明天要去见钱锺书先生，你能不能继续做我的翻译？张隆溪爽快地答应了。知道这个消息后，北大外事处的人特别警告张隆溪说，钱先生是我们国家顶有名的学者，可是钱先生的脾气也是有名的。他脾气很怪，他如果不高兴，不喜欢一个人，脸上马上就会表现出来。我们可以让你去，如果半途你觉得气氛不对的话，最好你就先走。但张隆溪对此却大不以为然，他认为一个人学问越大，待人接物应是越谦虚的。 下面这一段，是张隆溪著作原文，姑引如下，以让读者知其原景原味： 见到钱锺书的时候，钱先生讲一口漂亮的牛津英文，当然是不需要翻译的，所以我就那么呆坐着，也没有说话。……佛克马先生写过一本《20世纪文学批评理论》的书，钱先生很客气，说这本书写得很好，可是也问了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没有提到加拿大一位重要的文学理论家弗莱？你讲当代文学批评理论，怎么没有提到他呢？佛克马就说在他看来，弗莱的批评理论有太多心理学的成分。我当时刚好看过弗莱一本很重要的书《批评的解剖》，觉得佛克马讲得不怎么对，我就说，我看过这本书，我不大同意佛克马的看法。我这么一说，钱先生这才注意这边上还有一个人，就转过身来对我说，现在中国大概还没有几个人看过这本书。那是真的，那本书当时在北大图书馆都没有，我那一本是我在美国的一个朋友寄给我的。当时钱先生问我有什么看法，我刚看过而且准备写一篇文章介绍弗莱的理论，所以我就说了一通。钱先生颇为赞赏我的意见。 或因于张隆溪特别的表现，钱锺书注意到了在当时还是后生小子的张隆溪应是可造之材。今天，我们亦无法进入到钱锺书的内心，去了解和剖析他当时的“心念一动”，但从后来一系列特别的关照看来，钱锺书已决意好好培养张隆溪——尽管他不收学生。张隆溪1983年离开北大去美国哈佛留学之前，钱锺书先生赠给他一套两本的《全唐诗外编》，并在前面写了几句话，其中有“相识虽迟，起予非一”一语，这是用《论语》八佾里的典故，暗示他们两人之间是师生的关系。 张隆溪后来的自述里，充满了对钱锺书先生的感激和深情缅怀： 后来过了一会儿，钱先生把我拉到另外一个房间，因为他要把他的《旧文四篇》送给佛克马一本，还要送给我一本，他问我的名字怎么写，我就跟他讲了。他又问我在北大干什么？我说在北大西语系做研究生，他问我老师是谁，我说是杨周翰先生，他就说，啊，周翰从前是我的学生。我告诉钱先生，佛克马是让我来做翻译的，我知道您不需要翻译，可是我看您的著作真的很佩服，非常希望来看看您，所以就来了。钱先生很痛快，他马上就对杨绛先生说，季康，把我们家的电话号码写给隆溪。他又对我说，以后你要来，尽可以先打电话。以后我就经常和钱先生见面，而且有海外的人来见钱先生，从官方的渠道见不到的，通过我私人渠道见到的也有几位。 从辈分上来讲，张隆溪理应是钱锺书学孙一辈的人。但在张隆溪和钱锺书的交往和通信中，钱锺书始终以兄相称，或又称贤友，足见其襟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