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的历史价值远大于艺术价值 北京的古玩店不必说了,广州、武汉、上海、杭州这些城市中,有些古玩店主认识田家英。他去出差开会,一得了个闲空儿,就赶紧去淘东西。后来,人家也都给他留着,知道他要什么。甚至有些地方,文化系统找了一个人专职给他踩点,收集消息,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他来了直接带他去看。 “当时很多文物商店都有‘内柜’。何为‘内柜’?”陈烈解释说:“那时候的文物商店主要是三大任务:一为中央首长服务;二为博物馆服务;三为外宾服务。内柜一般只对部级以上干部开放,例如田家英、康生、李一氓、陈伯达、谷牧、夏衍等人都经常光顾。”曾自描述当时的内柜,“一般都在小阁楼上,像一个小仓库,楼梯非常陡。因为去的人少,所以灰尘特别多,每次父亲翻完之后下来,都是一身的灰、蜘蛛网,但是喜欢这些东西的人,都不在乎。”曾自坦言:“如果没有这么优越的条件,父亲也不可能收集到这么多、这么全的珍贵文献。” 能够让田家英随心所欲地收藏,还有一个重要条件,田家英一家在中南海里面算是比较富裕的。“当时,我们家在这些干部家庭中,经济状况算是比较好的。因为我妈也是高级干部,收入也不低,而且我们家孩子少。所以父亲从来不把工资给家里,母亲的工资足够养家。母亲一个月挣两百多,父亲挣小三百,而且还有稿费。这些钱,他几乎都用在收藏这些东西上了,”曾立说,“我父亲当时有一个存折放在荣宝斋,有些东西看不好的先拿走。回去决定要了,再打个电话,荣宝斋那边就直接把钱扣了,他从来不欠钱。” 田家英常说:搞学问要有专长,收集这类东西也要随学问而有所专注。现在许多人欣赏绘画,而不看重书法,更不看重年代较近的清人的字,倘不及早收集,不少作者的作品就有散失、泯灭的危险。因此他收集的东西往往并不是别人看重的。曾自说:“父亲收藏的这些东西,当时是不值钱的,几毛钱几块钱一件。例如那些扇面,基本都是五毛或者一块钱买来的。” 一次在东安市场的旧书店,田家英遇到陈英、金岚夫妇。金岚与田家英曾同在延安陕北公学学习,老同学相见,十分亲切。但当他看到夫妇俩花了280元买了一幅徐悲鸿的马图时,很不理解。古人常说:“画是八重天,字是九重天。”可见字的品位远在画之上。 对于田家英来说,他的收藏是有明确目标的,并不在于其中有多大投资价值。戊戌六君子中,他一直没有找到杨深秀的墨迹。1961年,他到山西搞调查,在晋祠写文件的时候发现一个影印本中的一张画上面有杨深秀的字。他毫不犹豫地收了回来。回来之后,他还在这个影印本上标注:杨深秀的墨迹很难找,影印本也很珍贵。 田家英除了在旧书摊、文物商店寻觅,有些藏品也来源于收藏者间的交换、转让。收藏家赵药农(赵翼后人)过世后,其家人有意将藏品转让,田家英因而获得了一批高水平的藏品,其中包括赵翼、张惠言、黄景仁、顾贞观等几十位学者的墨迹。田家英极其看重这批藏品,其历史价值重于艺术价值。如清初词人顾贞观的《金缕曲》扇面,不仅因顾贞观当时已名扬海外,还在于这两首《金缕曲》记述了他与吴兆骞的友谊,以及因此感动纳兰性德,营救因文字狱已经被流放宁古塔22年的吴兆骞的真实故事。田家英收藏的一幅孔尚任的手卷,也是与别人交换而来。陈烈为了梳理这些藏品,拜访过当初负责调查田家英的中央三人小组之一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王力。“一见面,王力就问,那幅孔尚任的手卷还在吗?他的意思是,他当时和我岳父关系很好,孔尚任的这幅字就是岳父拿金农的墨梅图与他交换的。王力去世之后,他的后人把这张画给卖了,我看到上面果然有两方章,一个是田家英的,一个是王力的。” 潜心整理收藏成为最终的寄托 1962年北戴河会议以后,田家英不再起草中央文件,参加的会议也越来越少。曾自回忆说:“他曾向毛主席申请,去修清史,但主席没有同意。于是,他只能自己找事做,一个是给毛主席编书,一个是收集和整理文物。” 她记得,当时父亲身边有一位“高参”,叫陈秉忱。陈秉忱家学渊博,其曾祖陈介祺是清代著名收藏家。陈介祺收藏最鼎盛的时期,集有三代及秦汉印7000余方,名其楼曰“万印楼”。藏有商、周古钟11件,取其整数,因而“万印楼”又称“十钟山房”。此外,还有商周铜器235件,秦汉器物80余种,以及秦汉刻石,各种古钱、陶、瓷、砖瓦、碑碣、造像、古籍、书画等精品达万件以上。台北“故宫”收藏的毛公鼎,原藏于他家。 陈秉忱30岁前没有参加过任何工作,在家中潜心研究。1932年韩复榘督鲁时,怀疑他家是共产党的秘密据点,将他逮捕入狱;1935年他被释放回家,后参加八路军。1956年,田家英因看重他的才学,把他从中央军委办公厅调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担任副主任。 曾自说:“不久,他和父亲就成了忘年交,好得不得了,而且成了父亲的掌眼,收东西都是陈老丈帮着看。两个人天天在一起整理收来的信札、册页,上面的批注都是陈老丈抄写的,学问功底非常深厚。毛泽东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就是他抄写的。朱德的墓碑也是他写的。” 田家英按照年代、学派等,将收来的信札集结成册,专门请上海博物馆的朋友帮助装裱,共六册。其他手卷、画轴,为了妥善保存,也都让妻子董边缝制了布套。“那时候,布票特别紧张,家里虽然有钱但是没布票,所以我们穿的衣服也都是大补丁。但父亲为了把他收藏的画轴、信札保护起来,把仅有的一点布票买来的布都做成了口袋,把那些东西保护得非常好。” 小莽苍苍斋收藏的清人墨迹,不论是宏篇巨制还是单页小札,在拖尾或押角处都留有田家英的收藏印,有名章,也有斋号,多达百十枚,大多出自当代篆刻大师之手,如陈巨来、齐燕铭、顿立夫等。 据陈烈介绍,他多年整理发现,田家英的收藏在“文革”期间损失很大。曾立也无意中得到了一份记录单,正是“文革”期间,陈伯达的秘书王文耀到永福堂来拿东西的详细清单,其中包括龚自珍的自作诗立轴等。此外,曾自提道:“因为我母亲喜欢写草书,尤其喜欢董其昌的字。董其昌虽不是清代学者,但父亲为了满足母亲的喜好,收了很多董其昌的手卷让她临摹。母亲回忆当时家里有七八件董其昌的书法,但还回来的东西中,董其昌的一件都没有了。” 1991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了“小莽苍苍斋收藏清代学者法书展”,引发了人们对田家英的怀念。赵朴初老人观后即兴题写了“观其所藏,知其所养。余事之师,百年怀想”的诗文,对他的收藏意义和人品人格抱以仰慕和尊敬。此后,董边即将105件藏品捐献国家,其中包括吴伟业、龚鼎孳、王时敏、龚自珍、林则徐、何绍基等清代著名学者、仁人志士的墨迹。 2013年,为了纪念田家英诞辰90周年,《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连同此前已出版的《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法书选集》《田家英与小莽苍苍斋》,田家英倾心辑藏和研究的一批清代学者信札已全部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