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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7日天气大冷，最高温度只有5摄氏度。但天气大好，晴到多云，我家窗户朝南，阳光从早上7点多钟就晒进来，一直晒到下午2点钟光景才西移而去。我这个九十多岁的老人就趁着这个大好的机会晒太阳。晒着晒着，有时要打瞌睡，但更多的时候是在翻书。今天翻的书有三本，都是冯亦代先生生前送我的，一本是《龙套集》，一本是《冯亦代散文选集》，还有一本是《归隐书林》，是他和黄宗英女士结婚后合写的。 哦，想起来了，《归隐书林》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新书问世，一天晚上出版社在虹桥路近古北路的一家饭店内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发行仪式，亦代和宗英从北京赶来参加，那天我是应邀列席的客人之一。 亦代早以散文闻名。三本书中有一篇《戴望舒在香港》，写他1938年在香港与戴望舒相识，很快地就成了常在一起聚晤的朋友。有一次，戴望舒看了亦代写的散文、新诗还有剧作后，不客气地对亦代说：“你的散文还可以，译文也可以……不过你写的诗……我说句直率的话，你成不了诗人。但是你的散文倒有些诗意。” 从此，亦代就在散文上下功夫。在重庆时，他也因此跻身进步的文化人之列。记得吴祖光早年还在上海《新民报·晚刊》编副刊时，有一天在我面前调侃冯亦代，说：“你要讨亦代的高兴也很容易，一是要说他人长得漂亮，二就是说他文章写得好。” 但是从1946年到1949年在上海我们和他相处的两三年，倒不见他有什么文章发表。他很忙，总是挟着一个大皮包，匆匆来去。皮包内有一本书，还夹着一小叠空白的稿纸，空下来就伏案写上十几行。原来那时晨光出版公司要出版一套美国文学丛书，他担任其中一本《美国文艺思潮》（原名《在祖国的大地上》）上册（下册的译者是徐迟）的翻译任务。他常对我们说：“我写下来的不算数，还要给安娜过目，由她把关。” 安娜就是他的妻子，姓郑，一班朋友称她为“二嫂”。她和冯亦代是沪江大学的同学，婚后患难与共，不仅是亦代的贤内助，而且是亦代事业上的支持者，为人相当正派，态度却相当温婉。朋友们有时可以对亦代这位“二哥”开几句玩笑，而对安娜这位“二嫂”则绝对保持尊敬，不敢稍有失礼之处。1979年我到北京组稿，顺便看望老朋友。一天应约到三不老胡同亦代家吃中饭，见到了安娜。彼此都是劫后余生，唏嘘不已。安娜那时完全像个普通得再也不能普通的家庭主妇。请我吃的那顿饭，也是她亲手烧的。令人不忍的是她的一只眼睛在十年动乱中弄瞎了，但这也并不妨碍她看书写字，出版了几本译著。她还在业余时为人补习英文，帮助他们考“托福”能过关。 对于我们这几个曾受亦代照顾的小兄弟，安娜也是关心备至的。1988年，我有幸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亦代来信向我祝贺，又说：“我告诉了安娜，她也为你高兴。” 大概是1991年，安娜80岁还不到，这一天，她照例在厨房里忙着，亦代照例在房间里看书，忽然听见一声异响，连忙到厨房去看，安娜倒在地上，从此就醒不过来了。 没有了安娜，亦代的日子过得怎样，我们不敢多问，怕引起他的伤心。今天我在《归隐书林》里读到一篇文章《一封无处投递的信》，是写给安娜的亡灵的。写的日期是1993年1月22日，旧历的“大除夕”，第二天是春节初一，是安娜的生辰。想不到安娜与《红楼梦》中的贾元春同一天生日。过去我们不知道，安娜也从不张扬，她这人一向是很内在的、谦和的。 亦代在信中说：“现在我每天上午埋头书案，不是读就是写，然而生活中总缺少个你。有好书时，无人一同欣赏，写了文章，又缺少一个为我把关，提出异议或共同讨论的人……最苦恼的是没有一个可以谈谈心里话的人……”这几句话写得相当动情，也相当真实，符合我们略有所知的冯亦代的为人。唯有真实，才最能动情。 把这本书再翻下去，又翻到一篇文章《我与小妹》，是写黄宗英那天从上海坐飞机到北京来与亦代完婚的。安娜去世两年之后的1993年，亦代终于又有了个伴。何况他们早就是相识的老朋友，现在双方都因孤单已久而结合在一起，让彼此的人生在最后阶段增添一些欢乐，是一桩大好事。 记得他们婚后不久就同来上海，亦代当然住宗英家。一天，他们约何为和我去吃午饭。我一走上楼梯，遇见宗英，就叫了声“二嫂”。很自然地冲口而出，以表示我还像从前那样尊敬亦代，自然也同样尊敬亦代的新夫人。 他们婚后生活不用说是很和谐的，“归隐书林”是他们共同的志趣。但宗英去了一趟西藏，身体受了伤，不得不到上海来住医院，她的医保关系在上海，老两口又分开了。我相信亦代是很体贴宗英的。听说那次宗英去西藏时，要路过好些地方。临行前，亦代买了一叠空白信封，写好北京的地址，还贴好邮票，要宗英每到一地，就寄一封平安信回家。我在想：那时如果就流行手机，就更好了。 亦代故去的那一年他92岁，听说临终时再三吩咐子女：他的骨灰要与安娜葬在一起。亦代最终的归属，还是离不开安娜。 这个丧音是李君维兄打电话来告诉我的。到2015年8月5日，君维也走了，当年的老朋友全都不在人世了！我什么时候去那个世界与他们相聚呢？也快了，肯定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