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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第一个百年，我们是被西方的坚船利炮逼着进入现代的快车道的。别人已经捷足先登，我们不得不跟着跑，或者说追着别人跑，学习、跟风或许在所难免。然而现在头一个百年已经过去，不再是学着跑、跟着跑的时代了。我们是不是追上了别人，甚至是不是一定要追赶别人？我不敢妄言，但经过100多年的修为，对现代跑道和跑法，我们现在应该还是熟悉和了解的。昨天下午我给这里的研究生讲“百年新诗的主要问题”，就跟喜欢诗歌、研究诗歌的年轻人说，当年被胡适命名，被朱自清定义为“学习新语言，寻找新世界”的中国新诗，实际上是传统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寻求现代性的诗歌运动，与其说“新诗”是一个被改变词性（在传统中“新诗”指“新写的诗”）的现代名词，不如说它是一个动宾词，即“革新诗歌”的意思，而且，它所寻求的现代性，也不完全是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性，更不是现代主义。经过100多年的图变求新，中国诗歌已经由学习西方的现代性，认为现代性就是价值和目标，到了把现代性作为一个问题，自觉地反思与实践，探索自己的现代性方案了。到了这个阶段，所谓的“新诗”，就与它转型之初学别人、追别人不一样了。不只是简单求新求异，割断历史，以显示自己与传统的不同，而是希望成为价值的体现，在不断延伸的时间中发光。因此，后现代时代的诗歌立场与寻求现代性初期有重大的调整，不是与古典对抗，而是正视差异、关联与互相牵扯的境况，寻求活力与胜过的可能性。所以在与传统的关系上，已经不是新与旧、“活”与“死”的势不两立，而是发现彼此的关联、互相通约的因素，在互勘互见中展望未来。而在与西方的关系上，也由过去的“拿来主义”阶段过渡到平等相向、互通互动的阶段。 因为一个世纪的现代转型，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有了百年试验与积累，我们在另一个百年重新出发的时候，真的已经到了与世界文学平等对话，发出中国声音的时代。我们完全可以有这种文化自信。两个月前我出席“中美诗学对话”，对三种现象是比较有感触的。 一是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译著已经越来越多。我们参观俄克拉荷马大学的文学翻译馆，看了包括庞德1915年翻译出版的《神州集》(Cathay)、韦利1917年出版的《汉诗一百七十首》(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以及从《诗经》到北岛、多多的诗和莫言、王安忆小说的英文译本。这些英译中国文学作品，改变了我对中国文学传播的一些感受。在1980年代，我也曾埋怨，西方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在政治，而不在文学，实际上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真的不能说西方对中国文学是隔膜的了。以前《人民文学》的主编、诗人韩作荣说中国诗歌在国外的影响不小，我还将信将疑，现在耳濡目染，已经相信他说的是实情。 二是看到一些有国际影响的国际文学奖都有中国作家的身影。我去的俄克拉荷马大学所在州盛产石油，基金会实力是比较雄厚的，所资助的《今日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是有90多年历史的世界文学杂志，2010年又增办了副刊《今日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Today）。该大学与《今日世界文学》杂志共同主办的“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the Neustadt International Prize for Literature）是享有很高声望的国际文学奖，有“小诺贝尔”之称，自1969年以来每两年颁发一次，每次一人，目前已有二十几届。其中获奖与被提名的作家有27人后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可见这个奖的影响力。在获得与被提名此奖的作家中，中国诗人多多曾于2010年成为当届的惟一得主，而先后被提名的中国作家则有巴金、戴厚英、北岛、莫言和残雪等。该大学另一个“纽曼华语文学奖( Newman Prize for Chinese Literature) 是专门面对当代汉语文学的，自2010年设立以来已经举办5届，得奖者分别是莫言、韩少功、王安忆，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作家杨牧、朱天文。这两个奖有他们的价值尺度，不一定能反映当代中国作家的文学成就，但它一方面体现了世界对中国文学的关注，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北美人眼里的当代中国文学，现在超越了台湾、香港的狭隘视域，已经有了比较全面的观感；而且，在美国有影响力的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也不局限于从台大外文系赴美留学后在美国大学任教的教授了。 三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当代意义得到更多的关注。当今的美国社会，已经进入后工业后现代阶段，反思现代性是比较流行的思想文化思潮。而在这种思潮中，东方文化和东方智慧也是他们借助的一种思想武器。说来有趣，上世纪60年代“垮掉派”流行的时候，不少美国诗人喜欢上了中国唐代的寒山诗；如今反思现代性的问题，美国思想文化界的一些学者在谈论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德勒兹、福柯、利奥塔的同时，也热心谈论中国的老子、庄子和佛教。在“美中诗学对话”会上，就有学者提出庞德向美国社会介绍中国文化虽然有很大功劳，但庞德介绍的主要是儒家文化，而美国社会现在更需要道家文化和佛教。他认为老子、庄子和佛教中的“虚无主义”是反思现代性和为人道主义危机解困的重要思想资源。我半开玩笑地跟他们说，老子、庄子和佛教的精髓是辩证法，所谓“无”，实际上是相对“有”而言的，就像人生不要只知道获取，也要懂得放下，这样才能让身心得到解放一样。他们也非常同意。在后现代语境中，西方的价值观和理论越来越难以主导世界，而中国经过几十年的飞速发展和改革开放，已经赢得越来越多的注目者和聆听者。实际上，改革开放这几十年，中国在打开国门看世界的同时，世界也重新发现了中国。 因此，现代转型100年后重新出发的现代中国的理论批评，可以认为，中国跟世界的关系，已经不是追随世界潮流和“拿来”的关系了，也不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了，已经是平等的、对话的、相向互动的关系了。对于世界，中国渐渐学会了鉴别与选择；而面对中国，世界也不敢小觑，开始凝视注视，张耳静听。所以说，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既要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也要体现我们的大国风范和中国情怀。一方面，它理所当然必须是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能体现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传统，能反映被伟大东方文明所滋养的民族的感知方式和思想风貌；另一方面，它也一定是世界格局中的文学理论批评，能够体现经过100多年现代转型后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我们对世界文明成果的吸纳转化。换句话说，它不再是闭关锁国、封闭时代无知无畏的理论批评，不是为了与世界抗衡，而是能够在多样的世界和多元的理论批评中胜出。 (本文根据2017年12月8日福州召开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高峰论坛”的发言稿补充整理而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