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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地理的非对称性限定 地理环境、区域差异、族群分布、文化区隔等对于文学活动的不同影响。这些影响，最终将反映到作家个性、作品风格、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族群特征、区域传承等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上来，进而影响文学研究对于文学本质的判断和认定。《汉书·地理志》有“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的记载。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谈到北方《诗经》和南国《楚辞》的不同文风，认为前者“辞约而旨丰”，后者“瑰诡而惠巧”。法国丹纳的《艺术哲学》明确将地理环境与种族、时代并列为文学生成“三要素”。从世界范围看，亚非文学与欧美文学是高度宏观的空间划分，接下来便是西欧文学、东洋文学、东南亚文学、拉丁美洲文学等区域性描述，再予细分就是各国别文学以及各国或地区文学内部更为局部的空间排列了。 关于文化地理差异带给文学创作的功能性影响，黑格尔所曾做过十分形象也非常深刻的阐述。他说：“自然环境决定着一个民族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审美习惯，这种习惯一旦养成，就像人的皮肤一样，长久地保持下来并渗透到人们精神的各个领域。”[3](P256)事实正是如此，地理环境以及据此而来的综合性人文氛围，不仅影响到区域习俗、文化传统、作家性格等，而且还会作用于文学文本的传播路径和接受方式，而这一切都将以文学作品的题材、主题、语言、文体、风格诸层面的综合指数为核心。有人举例说，“四川乐山依山抱水的开阔环境造就了郭沫若豪放不羁的性格特征，凤凰封闭唯美的自然环境塑就了沈从文敏感柔弱的个性心理。……乌热尔图作为一个鄂温克族作家，出生于内蒙古，在呼伦贝尔盟的鄂温克民族乡生活多年，当过猎民、工人，长期浸淫于鄂温克民族独特的生活、历史当中，形成了他独特的猎人心理素质与气质，鄂温克族古老而特有的森林狩猎生活和人民的历史命运﹐自然成为作家的题材内容，其艺术风格也体现出草原的张扬和猎人的内敛，是二者的有机统一。此外，阿来的藏地生活背景与藏族题材及《尘埃落定》呈现的沉厚、神秘风格，孙健忠、蔡测海的湘西生活背景与土家题材及《醉乡》、《远处伐木声》等体现出的含蓄蕴藉、刚柔相济风格，无一不是鲜活的例证。”[4]而与内地相比，香港的文化地理具有多元性、自由性、商业性、多变性的特点，这就促成了香港文学迥异于内地文学的浓郁的“港味”。 地理区隔所造成的重要文化延异表征之一，便是语际交往中的非对称性。语际交往实际上指的是不同语种之间的跨文化交往，其中自然包含了不同区域不同语种间的文学对话。语际交往过程中的非对称原理主要包括两层涵义：一是语际交往中暂时处于强势地位的语种对相对弱势语种的强迫性渗透，二是不同语种之间相互翻译或转译的非饱和性和不完满性。 这就不能不涉及文学语际交往中客观存在着的“语言霸权”问题。语言霸权的背后，藏匿着经济、政治、文化霸权。在本文所涉语境之下，明显存在着两种语言霸权：一是西方的主流语言——英语对包括汉语在内的其他语种的霸权，二是中国内部汉语言对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霸权。日常交往如此，文学写作也是如此。因为在长时间的文明进程中所形成的文字形态、词汇聚合、发音特点、语法规则、表达格式、社会适用不同，所以导致了众多语种之间漫长而艰难的意义啮合。据考察，“世界上存在或者说存在过5000多种语言，但其中数百种已不再有任何个人或者语言社团使用。这些语言中的某些语言，诸如拉丁语、古希腊语和斯拉冯语等，维持着奄奄一息的生命，犹如供人瞻仰的古迹，今天尚能发挥的作用极为微弱，仅限于专业研究；其余大多数语言只对一小群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和把目光转向过去的其他专家有用。”[5](P210)不仅如此，这种趋势在最近200年来急剧加速。这是一个悖论，即文字的趋异性和交往的求同性之间的矛盾张力，使我们一方面为稀用语的日渐没落而惋惜，另一方面又为不同语种间沟通的“梗阻性”而痛苦。但无论如何，人类多源性历史文化基因使得我们很难在短期内统一全球语言文字。捷克学者伊娃·库什纳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使共性更加真实，使其尽可能具有普适性，这常常是理想主义的梦境。只要想一想世界语，它的失败使我们受益匪浅，认识到了创造语言统一体的艰难。”[5](P119)这种语言现实，使我们有理由预期，英语以及英语文学的文化霸权地位还将持续下去，据此进行的关于文学本质的种种讨论也会受到英语表达惯性的牵制。 在中国，与蒙、藏、维、朝等少数民族语言相比，汉语无疑处于语际交往的中心位置，并常被冠以“母语”之谓。尽管各少数民族都有从自身文化立场出发来界定相应文学本质的权利，但汉文化的强势力量和汉语的历史惯性经常使人们下意识地以汉语文学为主要研判对象，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多元一体”中华文学的事实。 造成语际之间文化交往不对称的主要原因有三个。首先是经济原因。一般而言，经济实力强大或较强的国家、民族或地区的主流语种文学在文化交往中常常处于主导地位。这种“财大气粗”交往原则的文化效应古今皆然。曾大兴在梳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脉络后总结说：“富庶之区不仅官私学校发达，图书事业兴旺，而且交通方便。这里的文学人才除了受到良好的教育之外，还有条件外出漫游。这一点对文学家的成长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古代的文学家，真正意义上的穷人很少。这些人要么是官僚，要么是地主，要么是商人，要么是官僚、地主和商人的子弟。他们并不以文学为专业，做官才是本行。孟浩然、顾炎武以及后期的陶渊明不做官，但是他们都有田庄，都有可观的经济收入。所以所谓的‘诗穷而后工’这个‘穷’字，是穷通的穷，是指政治上的不得志，不显达，不是指经济上的贫寒。”[6]其次是政治原因。说到底，政治影响力仍以经济增长力为基础。经济发展了，政治强大了，说话的分量自然就加重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种语言的广谱性常常成为政治地位的象征符号。其三是文化原因。语言和文化密切相关，准确地说，所有语种的语言都是文化的产物。因为文化囊括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的信仰、制度、符号、习惯和技术等，所以它几乎就是一个国家、民族、地区的全部社会活动方式。准确地说，经济、政治、文化三要素联动互惠，共同制约着各语种的独特性以及由此而来的总体语言生态。 正因为如此，跨语际交往通常隐含着跨文化对话机制的“异地原理”。犹如巴赫金所言：“在文化方面，异地是理解最有力的手段。只有通过另一种文化的视点，一种外国文化才能完整地、深刻地（但不能详尽地表现出来，因为还有其他一些文化来观察和理解）表现出来。”[7](P329)他同时认为，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可能被绝对翻译，文学语言尤其如此。奎因关于“翻译不确定性”的看法也涉及这一问题。法国的舍普等人则认为，文学语言的翻译未必要追求绝对性，不饱和翻译或许正是语言艺术交往互动的诗意所在。他明确指出，“有一种珍贵的无法磨灭的诗意的东西，即区域性的东西。技术相反，一种语言相对于另一种语言来说，没有必要一定是可译的：它应该保留某种只能被翻译但并不等同于翻译的东西，技术与文化的不一致，造成了一种紧张状态”[8](P206-207)。这种可译又不可全译的文化征候，在语言论转向之后或许变得更加突出，并可能由此加剧全球化时代文学语际交往的挑战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