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是否有义务记住过去的人和事件？是否存在记忆的伦理？存在的话，人们又该以什么方式来记忆？这是以色列学者玛格丽特在《记忆的伦理》一书中着重讨论的问题。在阅读徯晗的长篇小说《星空·原野·燕子花》时，玛格丽特提出的这些问题始终伴随着我。这种伴随，是对阅读的开启和照亮。在我看来，《星空·原野·燕子花》同样以小说的形式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并给出了独到的回答。
    《星空·原野·燕子花》在《十月》杂志发表时，用的题目叫《平原纪事》。它从1970年代初开始展开叙述，笔触一直延伸至1990年代末，时间跨度颇大。它所讲述的，主要是徐晓雯、林红缨、张敬之、杨柳等知识青年在这二十多年间所经历的种种事件。那是一段由“文革”、山上下乡、改革开放、计划生育、经济体制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所构成的历史。对历史的关切，可以说是这部小说的一大特点。这种鲜明的历史意识，既源自徯晗作为一个作家的责任感，也和她的经验有直接关系。她在写作中不只是关心她这代人的历史，同时也关心她的父辈的历史，与此不无关联。
    《星空·原野·燕子花》的叙事时间起点，和徯晗个人生命的起点，大抵是重合的。这部小说的叙事空间，也主要是她曾经生活过的江汉平原。因着这种具体经验的融入，她所创造的文学世界也具体而生动。如果走进这个世界的话，更能感受到一种扑面而来并直抵内心的求真意志。这种感受如此强烈。很显然，徯晗在试图打捞历史的真实，进而记录下来，但她的打捞方式和记录方式又首先是文学的。更准确地说，是小说的。作为一个深谙叙事艺术的小说家，她试图找到和内容相匹配的形式和结构，从而远离单纯的非虚构式的记录，走向虚构，也走向创造。
    《星空·原野·燕子花》的字里行间，有一种宏大的气魄。它的世界是宽阔的。何以宽阔？因为它有足够的时间广度和空间广度，因为它的作者徯晗有广阔的社会视野和整全的思想意识，有能力书写“上山下乡”、改革开放等重大事件，有能力把握重大场面。宽阔，更是因为它的作者对他人的悲悯情怀和仁爱之心——哪怕所面对的只是虚构的人物。对于社会历史和人性内部的恶或局限，徯晗没有止于揭露与批判，而是走向反思与救赎。徯晗能够尊重历史本身的复杂，不回避历史之恶和人性之恶，然而，对于那种复杂的过往，徯晗又不局限于呈现，而是始终有自己的人文关怀。
    徐晓雯身上的这种精神，在我们的叙事传统中其实相对少见，而是更接近于俄罗斯文学的精神传统。它与伟大的宗教精神，也是相通的。而有此精神气质的人物，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在徯晗的小说中出现。
    在文章的开头，我曾谈到，玛格丽特的提问给我启发，照亮了一条可以进入《星空·原野·燕子花》这部小说的路。相应地，这部小说也可以启发读者来回答玛格丽特提出的问题。在这里，我权且提供一种或许并非标准答案的答案：对某些特定的人和事件的记忆，是义务，更是一种责任。记住本身就是合乎伦理的行为，因为它包含着对遗忘的抵抗。记忆的伦理不只是与过去有关，更与当下和未来有关。记住，不只是为了揭橥恶，而是包含着对善的呵护，进而努力重构一个更好的世界。记忆的方式还可以是文学的。由此，一种记忆的方式便是一种创造的方式。记忆即创造。
    （《星空·原野·燕子花》徯晗/著，花城出版社2017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