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1年夏季的一天，树才让我去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接上诗人蓝蓝，一起到奉化参加一个诗歌活动。我很早就读过蓝蓝的诗，但从未谋面。她带着两位孪生的宝贝女儿出现在我面前，好像是个携带两本相同诗集的旅行者。在车上我们交谈起来，发现彼此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美洲诗人，尤其是聂鲁达、帕斯和博尔赫斯。蓝蓝还对我描述了她的南美之旅，谈起那里的气候和地貌，硕大的植物，鲜明的色调，河流、丛林与房子，特别是南美人和他们有点夸张的激情。我没有去过南美，却意外地收获了聂鲁达和帕斯诗歌的地理根源，他们那种语言所根植的大地，以及人性存在的依据。
    不经意间，蓝蓝问了我一句：“你认识梁晓明吗？”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不过，当时我觉得这个问题似乎有点“非典型”，也许蓝蓝出于初次见面的礼节需要，因为对我来说，认识梁晓明似乎不应该成为问题的。我认识梁晓明不算太晚，不过真正的深交却开始不久。
    对“北回归线”，还在它初创时期，我就抱有某种直觉上的好感，以及诗歌“血缘”上的亲近。虽然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我在远离杭州300多公里的台州工作，很少有机会与梁晓明、刘翔等人进行实质性的交往，再说彼时我的诗歌写作风格与他们也大相径庭。就如天体运行，真正的相交必有不可避免的精确轨迹，而且取决于引力的大小；不过，这些都不影响我多年之后依然会加入“北回归线”这个诗歌群体。
    首先是诗歌文本对我的吸引。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看到过《北回归线》创刊号和第二期，虽然没有能保存下来，但的确感到了它的活力、前卫和多样性。不少当时出了名的诗人，也有刚刚冒上来的诗人，在《北回归线》发表过作品。不同的诗歌，迥异的风格，多样化的选材，不拘一格的生存姿态，都共存于这个看起来并不起眼的诗歌刊物上（无论是印制质量还是设计装帧）。给人一个共同的感觉是：不同凡响。仅仅举发表在第一期《北回归线》上梁晓明的《歌唱米罗》和余刚的《大海抓住的语言》就够了，虽谈不上惊世骇俗，也该是气象万千了。这情形，正如诗人兼翻译家汪剑钊所说的，“北回归线的诗人们在创作风格和艺术观念上并不一致，把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是诗本身，是诗与生俱来的先锋品格和世界性视野，以及他们对诗作为人类精神的共同追求以及对诗写作之难度的认可。”
    其次，大约受到“五四文学”的影响，我一直对自发组织的文学团体和同人刊物非常之推崇。自己也于1984年左右在台州组织了一个文学社团叫“海岬”，成员有王彪、江一郎、陈哲敏、王剑波和周学锋等人，可是出了两期刊物就没有下文了。工作忙、交通不便都是原因，毕竟在一个小城没有太多的诗歌氛围，对话和活动都很困难。这“北回归线”做得有声有色，诗人们轮番登场，批评家大显身手。颇为奇巧的是，北回归线里成长了好几位翻译家，共同上演了最为逼真的诗坛传奇，许多作品和文字都在中国诗坛留下了深刻印记。在我看来，北回归线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所坚持的先锋性，以及纯粹的诗歌写作。
    整个八十年代，直至我1997年到杭州工作，我对中国诗坛的了解，几乎全部来自几位杭州诗人。通信、见面还有赠送各种期刊，包括《倾向》、《现代汉诗》与《非非》。由于忙，加上自己有一些固定的圈子，所以到杭州工作之后，也没有与“北回归线”保持太多联系。虽然我也见到了包括梁晓明、刘翔、南野、晏榕、梁健等人，但彼此都是“原子”状态的交往，而且属于短暂而礼节性的。唯一例外的，与伤水很早就熟悉，交往颇多，几乎每年都有在一起交谈的机会。我记得与梁晓明见面是在九十年代，他却没有留存这个见面的印象。可见记忆是有选择的，而且“蛮不讲理”。多么奇怪的事，他居然认为我们真正见面是十年前在杭州举行的“世界小姐选美大会”的嚣闹场面上（其时我在吉利汽车公司，而他在电视台工作），他说就在这个场合认识了我，对此他还说得绘声绘色。我们之间的记忆之差如此巨大，以至于我不得不对“历史学”的信实大打折扣了。
    所以，蓝蓝提出的问题，并不纯粹是寒暄。其时我已经加入了北回归线。那天在车上，我也想了一想，我与北回归线的交集，到底是个天文学的问题，还是一个社会存在？是时空倏忽的神秘，还是人世间碰撞之必然？甚至我还想，有没有“必然性”这回事？既然我们的存在如此偶然，偶然到令你想入非非；至于取了“北回归线”这个名称，我们理应感谢那位不在场的诗人。
    二
    以我长期以来的观察和体验，“北回归线”是诗人群像，而不是几个把剑刃刺向空气的孤胆英雄。“北回归线”创始者早就抱有一个坚实而开阔的观念，就是诗歌群体应该是开放式的，诗人们彼此交错、呼应、共享，各显才华。北回归线的一个基本价值认同，就是以作品说话，在先锋性的基调下呈现各异的风格，在纯粹的诗歌理念之中持守宽容之道，不断接纳新的事物和诗歌呈现方式。总之，北回归线既有对诗歌现代性总体观念的聚焦，又保持了一个极为开阔的世界文化背景。后者是曼德尔施塔姆所向往的，前者是中国当代诗人的重要目标。
    梁晓明的《玻璃》、《各人》、《歌唱米罗》等诗篇，挟带着浓厚的，自波德莱尔以来的现代性，还有对这个时代一些精神症候的批判性描述，而且非常鲜明尖锐，他的这一类诗歌被接受程度是最高的，但他更有《开篇》这样深入到时间与虚无的作品，具有高度思想性与艺术感（包括歌唱性和新的意象组合方式），激昂与低回并存，记忆与前瞻同时，现实感和白日梦共生。《开篇》这个力作，与其说是梁晓明个人史的呈现，还不如说是1979年以来中国诗人较早地对西方多种文学思潮和诗歌文本的一个切实回应。进一步看，《开篇》还是对存在问题的一次质询和反思，一次精神绝境的探寻，一次抵达灵魂内核的冒险。可以说，多年来绝大多数中国诗人并没有能站到这样的开阔地，对精神问题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探索，并以内心的坦诚来与之匹配。
    就汉语诗歌的路径来看，《开篇》继承的是屈原“天问”和杜甫“秋兴八首”等伟大传统，并赋予事物和现象以现代意识，揭示了世界的荒谬性。呈现、叙述和抒情，在《开篇》中显示了同等的重要性。诗人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在激烈的精神碰撞之中，保持一种独特的生存姿态和全新的写作方式，动用自己的所有精神资源和经验，包括阅读经验，发出痛彻肺腑又感人至深的歌唱。对于梁晓明的《开篇》，我很想使用“歌唱”这个词，因为它具备难能可贵的歌唱性。而“开篇”这个标题又是如此富有暗示性：既是史诗式的开始，也是怀疑论的起首。我曾经跟梁晓明说过，一生能有“开篇”这样的诗歌，足矣。当然他不会以此为终点，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死亡八首》就是他最近的新尝试。他与我不一样。我最近诗歌写作之多，带有明显的补偿性，是对流失的时间之偿还，而他一直在写。
    北回归线的另一个重要成员阿九，却给了我一个完全不同的印象。阿九出身工科，是热物理专家，从浙江大学起步，现在担任加拿大一家大公司的科学家。按照寻常的人生路线，他是个典型的技术狂、工科男，但是阿九恰恰是个标准的诗人，而且是汉语诗歌中实在不可多得的诗人，虽然他写的并不是很多。蓝蓝说阿九是个语言天才，我信。但我更感兴趣的是，这个“以世界文化为自己家乡的人”（刘翔语）如何将博杂的知识结构以及从《亡灵书》、《吉尔迦美什》、《薄伽梵歌》、《旧约》等为代表而来的古老文明歌吟传统，与新浪潮下的中国境遇作一次化学反应和语言整合。他的语言有着乡村式的质朴与清新，但他的词根是世界性的，有着现代文明熏染的基质。他的《明歌》带有歌谣传唱的基调，开头就起手不凡：“我的歌高于天山/胜过一切晚宴”，但他在诗中却描述了现代式的愤怒、悲哀与恐怖。在抒情诗展开的过程中有不屈的身影、非凡的歌喉和明亮的眼睛，阿九的理想主义是孤绝的，超越时空的。在《再论月亮》这首诗中，他最后回到了大地：“但我不是天使那样卓越的事物，/我的本体仍是尘土。/当我飞行，/我惊叹自己对天空的展开与发扬。”
    阿九的作品不仅有“元诗歌”的一面，更有将语言既作为目的又视为道具的动机，这在他的《辅音风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元音与辅音之间的对立，具有二元论的、对峙的紧张关系，实际上是社会撕裂和阶层对立的缩影，更是权贵与受损害者之间矛盾的象征系统，而这种关系充满了极端的荒谬性，阿九借助元音和辅音之间具有戏剧性的对峙、分离和错落，投射了人间万象，指证了一触即发的危机，并对这个世界解体和崩溃的可能性作出了某些重要的预见。“连死神也不敢追忆当天的寒冷”，“元音们还是陷入了末日般的惶恐，/甚至气象台也参加了预言：/今天晚上到明天，/有一场辅音风暴。”在这首诗中，阿九多次直接将现实中的政治意象，如选票、口粮、交换、法庭、犯罪率、机器、健康恶化等，与作为语言元素的元音和辅音，作一次“异质同构”和“元素混成”，达到了一次先锋写作中意义深远的尝试。阿九最近的诗歌沿着既定的路子继续前行，又加入了很多异域意象和超现实要素，他那独特的乡愁，他在历史深处探寻与现代性耦合的事件与印记。一种新的语言构建不断出现在汉语诗歌的天际线，比如他的《在兰园》、《静物》、《西海岸》、《因纽伊特少女》、《低陆平原的月亮》。他还是保持了对古老的各民族文化的浓厚兴趣，但他的底色是现代、后现代的。和解、良知和完整的世界，正是他永恒追寻的目标，他这样描述自我：“我的心则更像一卷古老的竹简或纸草。”
    北回归线是一种诗歌生态，又是语言与形式的实验室。如果一定要做类型学的探究，可以将诗人们分为具备古典主义色彩的先锋诗人，现代性浓厚的先锋诗人，以及以“后现代”面貌出现的先锋诗人。梁晓明、刘翔、耿占春、南野、王寅、张曙光、臧棣、汪剑钊、晏榕、远宁、蓝蓝、伊甸、剑心、阿波、张典、伤水、梁健、聂广友、池凌云、红山、白地、千叶、草树、边围、李之平、郁雯、倪志娟、帕瓦龙、方石英、小荒、石人、李平、歌沐、邹宴，包括曾做过《北回归线》编委的诗人、批评家陈超，还有一长串的名字，如果做个机械化的处理，当然可以各归其类。问题在于，在相当程度上，我觉得这些诗人是无法分类的。
    我有时候这样问自己：在北回归线诗群里，南野到底是现代的，还是后现代的？为何刘翔的诗歌批评看上去与他的诗歌创作颇不吻合，而它们之间的精神实质却又像暗河相通那样，如此难解难分？阿波的诗歌，到底是古典的还是先锋的？虽然从形式上看阿波的诗颇有中国水墨画的意味，对传统诗歌的浸淫也很有年头了，但他对现实的人文关怀，却使他依然站在先锋立场上，未曾动摇。伤水的诗歌，如此走“偏锋”，如此驳杂，带有如此之多的随意性，但为什么他对存在的把握，却比那些综合平衡能力很强的诗人，还要精确有力得多？而梁健的情况远为复杂，他身上简直儒释道印记都具备，却是一个完全做着白日梦的饮者。作为一个天分极高的人，他的现代性或先锋感体现在何处？
    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先锋诗歌不仅刺穿荒谬，还建构真正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看，先锋不是一个标签，而是一种精神。北回归线的实质，就是一种基于人文关怀的穿越，对人性、社会和自然的根本关切。有现实感的诗人们，一定会把视野扩展到更广袤的天空，与无尽的大地。而人，恰恰是北回归线诗人笔下的重中之重。
    三
    一个诗歌群体能真正存活，除了作品，就是文学活动、交往方式和生存姿态。在北回归线你能感受到一种自由、纯粹和充满活力的氛围，这在几十年中国诗坛上并不多见。一个生存了三十年的诗歌群体，能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从根本上说，需要导向、价值和持守，尤其是一种真正的认同感和诗人之间的情义。请注意，我这里用的是“情义”而不是“情谊”。
    除了梁晓明之外，我这里特别要提及刘翔。这个与运动健将同名的人，其博学的程度与百科全书般的检索能力，还有他对诗歌气候的敏感，对观念史的熟稔，文本的细读，巨大的耐心，甚至他的冷幽默与热心肠的共存，是无法形容的。他的诗歌批评和理论，是色谱宽广而精神标高令人敬畏的。在我感觉中，他与梁晓明是“绝配”。就北回归线而言，他们都是不可或缺的。
    这是怎么样的一群人？别看他们在诗歌创作、诗歌批评、诗歌理论和诗歌翻译上一个个都是人物（翻译上，只要举出汪剑钊、阿九、海岸、倪志娟等人名字就足够了），但他们在交往过程中，会表现出如此童真的一面，多年来他们保持了下四国军棋的娱乐习惯，在厮杀过程中抓耳挠腮的样子，惶恐不安的神态，蠢蠢欲动的情形，都会令人忍俊不禁。
    即使写诗，除了个体写作之外，他们时有破格或“回归”的时候，比如小聚中的酬唱，准飞花令，同题诗写作。声音与诗歌，也是这些人关注的话题，所以朗读、吟诵是必不可少的。同伴们出诗集了，获奖了，总是要尽力参与、庆贺一番。由于时空关系，也由于经费等原因，最近几次方石英诗歌获奖，都以“空想社会主义”的方式来庆祝：小小的微信红包，或几朵微信表情式的玫瑰、手势，收到的效果也是挺好的。可以这样说，古往今来诗人之间的情义，以各种形式在北回归线复活，或者以新的载体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