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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松动的“东方主义” 正如上文提及的，“东方主义”虽然历来颇受诟病，但也不见得就是铁板一块、了无变数。特别是随着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所谓的全球景观的急速蔓延，这种西方人的东方想象，已经逐渐演变成了一个“混血西方”对“混杂东方”的建构(13)。或许这个观念，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假设，因为从来没有存在过什么纯净的东方或西方。它们从根本上都是杂处的文化，只不过我们的视线通常会被它们表面的地理界标所吸引。事实上，早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方社会有关其文明起源的论争，就一再泄露所谓的话语中心并不等于文学起源的信息(14)。如今，“黑色雅典娜”的观念和比喻，早已深入人心。特别是当亚裔、非裔作家在离散语境下不断发声，甚至牵动西方文化界的神经之时，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清晰地判别一些有关东方的构思和写作，是否纯然是出于猎奇和巩固文化等级秩序的需要。相反，这些少数族裔的写作，一再挑战西方的主流经典，为其注入新的可能。更重要的是，它也有可能松动那种既定的少数与多数的对峙，有望将两者容纳新变为一种更具“世界性”的“本土”体验。 应该说，全球语境下，国家文学和民族文学的观念已经渐渐丧失其权威性和概括力。跨太平洋/大西洋的文化位移，特别是其中的(后)移民/遗民潮，更是见证了多种文化观念在某个具体时空中冲撞、交融的事实。或者我们可以推论说，民族也罢，国家也好，从来都不是什么不容触碰的图腾禁忌，其吐故纳新、延异播散，终有一天会将自身变得面目全非。王德威说，“如果遗民意识总已暗示时空的消逝错置，正统的替换递嬗，后遗民则变本加厉，宁愿更错置那已错置的时空，更追思那从来未必端正的正统”，从而将“无”化“有”，另起炉灶地带出一种将“错”就“错”的可能(15)。套用这样的理解，我们不妨说，全球视域下的文化和人口位移，未必要受困于某一具体的政治疆界和时代格局，拥抱非此即彼的土地意识和时间观念。透过不断地勾画同时也拆解那个“想象的共同体”(imaged community)，移民和后移民们，在其生活的本地，建筑着一套似幻非真的历史记忆，叙述出一番破碎的文化经验；在记忆与遗忘之间，不断去辩证和超越异乡与母国的伦理限度和情感基调，挑起一种“后忠贞论”(postloyalist)的可能(16)。正如张英进在分析罗卓瑶的移民电影《秋月》结尾处那未能背全的诗词时所指出的：“这种背诵的努力本身就是一种主动的标志，一种对抗记忆遗失的尝试，一种向其祖先的致敬。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慧是有意识地从记忆中抹去了这首诗词的其余部分……以这种方式解读的话，她的不记得便成了对意识形态质询力量的一种反抗行为：她之所以唤起中国文化的象征只是为了与其断绝关系，将它留在碎片与废墟之中。”(17) 这里，张英进的讨论仅仅揭示了离散族群与其文化母国间欲拒还迎的关系，我们或可进一步说，这种模棱两可的姿态，也同时出没于其与此时此地的关联之中。一方面，被记忆和背诵的诗句，以文化望乡的方式，拒绝着彻底地他者化或西方化；另一方面，被遗忘和抹去的诗行，则试图淡化历史的印记，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融入异地他乡。正是在这样一种欲进入而不完全进入，想超脱又不完全超脱的状态下，后移民在在见证了碎片的价值，强有力地解构着自我、他者、东方、西方、世界的整一架构，呼唤出一种“微弱的本质主义”(weak ontology)。 这个观点，原先是学术界用来反击文化相对主义者的，因为文化相对主义者拒绝承认一切的普遍性，笃信事物都是被绝对差异包裹着的。此种论调，无疑会令比较文学学者难堪，其念兹在兹的“可比性”，甚至整个学科的理论根基，在某种程度上，都建基于不同文学和文化异中有同、可以相证互识互补这种认知的基础上。当然，比较文学学者也不可能天真到以为，一切文化都可以透明地、等值地兑换，所以才提出这种“弱的联系观”来解释文化间存在的近似性和对等性。此外，“弱的本质论”也对那种过于强调历史性和人为建构因素的思潮提出了质疑。无论是历史性，还是人为建构，都是为了强调一种现实的具体性，这种具体性是不能被简单地对接和等同起来的。因此，当全球化带来文化的平面和整一之时，有的理论家们就力主重返时代现场，依托历史记忆，来维持独特的自我。这种观点的潜台词，正是历史的不可替代、不可复制以及不可比较。但问题是，我们不能将历史同负载历史的媒介，譬如文字、图像、影音等等，混同起来。换句话说，历史不等同于具有历史印记的文化产物。事实上，当刘禾提出语言与语言之间不可能透明地互译和交流之时，她就多少有点混淆了两者。其中的问题在于，一是黄兴涛所讲的夸大了“虚拟对等”和“不可译性”，以不是百分之百的对等来否定基本对等、大体相当的存在之外(18)，二是放大了，或者说单一化了历史不可替换的本质，忽略了其表现形态的多样性，以及这些形态本身所具备的跨文化比较的特性。 正是出于对以上观念的修正，近期金雯提出了“多元普世论”(pluralist universalism)的看法。通过建构一种“多元文化虚拟叙事”(fiction of multiculturalism)的框架，她别出心裁地将郭亚力(Alex Kuo)、严歌苓、阿拉米丁(Rabih Alameddine)、张承志这些亚裔和中国作家放到了一个平台上予以讨论，不仅追溯文学翻译和传播的历史，也分析它们与政策性话语和多元文化政治理论间的关联，提出了中美两国在后冷战时期族裔文化政治上的可比性问题(19)。这里，我不想过多地复述其观点，而是想特别提出，翻译在这样一种全球政治和文化网络中的价值问题。诚如作者本人所指出的，像严歌苓这样的作家，其作品同时以翻译和原文的方式在国际文化市场上流通，表面上它们各有专属，分别指涉着不同语境中的文化政策，同时也受到不同的评价，但是，这两组信息不是彼此隔绝而是互有影响的。过去我们总是热衷于用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社群”的观念来追查民族国家起兴之际，报章媒体以及由此而生的文本阅读，所带来的一种虚拟的共感和生命连接。如果继续套用这种说法来看待多元文化下的翻译，我们是否可以说，全世界的读者们正在以“微弱本质”为特征的文本的引导下，建构着一种世界文学，以及全球共同体?如果这种看法成立，那么是否意味着“世界文学”及其内部构造存在的一种“微弱”的联系?这种联系在什么意义上达成，又在什么情况下消弭?这个全球共同体，同一般的民族国家之间又存在怎样的关联和不同? 当然，在有限的篇幅中我们根本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但是，“多重缘起”的观点显然值得我们重视和参考。提出其多重缘起的可能，其初衷同样在于打破国家文学的封闭结构，尤为重要的是，试图指出西方对东方的改编“不仅仅是迷恋‘他者的象征符号’，而且是以语言的方式来接近可以确知的文化真相”(20)。这正是黄运特在《跨太平洋位移》一书中提出的，以语言问题作为切入点，来探讨美国对中国文化的调用历史。以语言为中枢进行讨论，首先肯定有其理论上的设计，此即鲍厄斯(Franz Boas)所提的“语言和文化人类学理论”。这个理论，有效质疑了那种认定在种族、语言和文化之间存在天然、生理联系的殖民思维，“即提出没有必要假定每种语言和文化天生对应着某个特定的种族，抑或每个种族及文化必然局限在一种语言之中。简言之，这三个现象随时可能产生紧密关联”(21)。通过凸显语言的人为构造，而非生物本性，鲍厄斯显然使我们可以快速补充上面提及的刘禾“跨语际分析”的缺陷问题，即尽管过分强调人为性有可能造成翻译文化的虚无主义，但也有力质询了那种不假思索的生物语言学观念，以及渗透其中的对他者文化的蔑视。其次，从语言出发的考察，还有助于揭示跨文化研究的现实性和具体性。过去的跨文化讨论，总是倾向于展示抽象意义和文化层面的交互，即migrations of cultural meaning，但从具体的语言出发，则有望将这种抽象性落实到更为可感可知的层面，此即黄运特所说的“文化意涵的文本位移”(textual migrations of cultural meaning)(22)。借着探索汉语的语言模式、汉字构造、语体色彩、语言质料及文字意涵，如何在一种镜像意义、现实挪用和人为创化及翻译删减的层面上，具体地参与和构造美国文学及其文化思维，黄运特实践了他所追求的那个对文本本身及其历史灵活性予以重现的工程。 不过，比起韩瑞(Eric Hayot)以主题学的方式来处理西方对中国及其形象进行想象的研究(23)，我们不得不说，黄运特的研究仍有其局限：第一，这种挪用对西方而言，意味着迂回进入和重塑自我，但是对中国而言，其价值是什么，作者语焉不详；第二，在方法论上，作者是否还是被某种不自觉的对等性所限制，例如文类的对称和学科的对应等等。韩瑞以“同情”为例，不仅有效证明了一个假想的“中国”观念，是如何帮助西方思考和理解众多有关现代生活的重要概念，其中包括世界历史、宗教融合、国家与个人、自然与尚古、身体与自我的关系等等，而且还表明这些观念并非单纯的欧洲式事件，对于理解中国的思想论述，它们同样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于后者，韩瑞突破了仅从单一历史文献或文学记录中取材提炼的论述方式，融小说、医案、游记、照片、绘画等材料于一炉，打破了比较文学研究中不成文的对称结构，以及这种结构背后的霸权模式，即以poet召唤诗歌，fiction引导小说，将非英语世界的文字文本进行文类上的强行切分，而无视这些“文学”文本的演变史。 以往的比较文学学者惯于强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学科情感基础，认为文学的核心和出发点是情感，文学是具备可比性的。但是，需要追问的是，这些情感是否总是平等的，而且能够平滑地、不带任何意识色彩地传递到另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人民那里?而在那里，人们又是否愿意不怀任何成见地接受它们，并与之产生共鸣呢?也许，情感并不是没有国界的，或者说至少有它的力有不逮之处，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试图通过阅读来达成一种共同体的愿景，是否可能实现呢?世界文学真正的凝结力又在哪里呢?到底该用一种怎样的阅读模式和阅读体验，才足以把星散的民族、国家文学从其旧有的标签中解放出来，变成一种普遍财产呢?无论是有解，还是无解，相信正是对这些问题的不断追问，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世界文学”的认识，把它从一个客体，变成一种刺激、一种意识，不断地回顾、反思中西文学的关系史，也反省后民族、后国家时代新的国际关系和文化交流，从而打开我们认识和解读海外汉学的更大空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