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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波尔的焦虑和愿景:《奥特朗托城堡》中哥特想象的政治解读(3)

http://www.newdu.com 2018-01-12 《外国文学评论》 陈姝波 参加讨论

    三、哥特:模糊、保守的愿景
    面对工业革命和社会变迁、转型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和“政治焦虑”,中产阶级的知识文人在发思古之幽情的同时,也设想着克服社会危机、疏解心头转型焦虑的可能,而这部哥特小说的结局便寄托了作家的这种希望和愿景。
    小说第五章作为结尾,叙述节奏明显加快,甚至显得异常急促,几乎每一句都是情节的推进:玛蒂尔德被父亲曼弗雷德误杀身亡;阿方索的阴魂捣毁象征曼弗雷德腐败权势的奥特朗托城堡,并宣布西奥多是他真正的继承人;曼弗雷德忏悔并如实交代自己祖父毒杀阿方索、伪造遗嘱登上爵位的经过;神父贾勒密则揭开作为阿方索后裔的西奥多的身世之谜;次日早晨,曼弗雷德退位并与妻子归隐修道院;弗拉德里克将女儿伊莎贝拉交给城堡的新晋主人和公爵西奥多,意味着两人缔结婚姻。这样,一切可谓在“物”归原主、拨乱反正中重获秩序,特别是爵位和正统世袭统治得到了恢复。小说在西奥多略带伤感的“感悟”中仓促结束:“他接受了劝告,明白只有与永远陪伴自己共同缅怀他心上人的那个人在一起,他才会幸福。”(Castle:110)
    相比前面激烈的矛盾冲突,这样貌似“大团圆”的匆忙结尾明显如强弩之末,显得“敷衍了事”。(16)这样的“收场”除了与十八世纪小说喜闻乐见的大团圆传统有关,更与作者矛盾的思想和立场一致。从结局看,作者不仅没有质疑或针砭封建家族世袭制,反而在维护旧制度正宗血统贵族的复位,以致学界认为《城堡》有“反动的怀旧”(17)之嫌,是“旨在支援贵族势力的一种尝试”(18)。大卫·里切特甚至认为小说反映了沃波尔渴望回到那个旧时代的心愿,那时“秩序不被质疑,也毋庸置疑,君主至高无上,暴君甚至不必假装受过启蒙教育”(19)。如此说辞虽有些偏激,但在揭示沃波尔的保守甚至“反动性”上却不无道理。实际上,它也揭示了十八世纪后期不少哥特小说家如拉德克利夫(Ann Radcliffe)和路易斯(Matthew G.Lewis)等人作品的一个共同特征。这逆历史潮流的设想,一方面归因于这些中产阶级作家长期以来受封建文化熏陶,内心早已认同贵族制和贵族文化并对之充满了艳羡(尤其是沃波尔,他从小优裕的生活环境使他早就内化了封建贵族文化和价值),另一方面也源自这些作者对“当下”变迁莫测的社会现实的失望。怀旧式的期许和幻想成了沃波尔逃避现实的庇护所。就在《城堡》出版一年后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你知道,愿景(visions)一向是我的牧场(pasture),我远没有活到与它们的虚空计较的年岁,我几乎认为,把所谓的人生现实换为愿景是无与伦比的智慧。古老的城堡、古老的画像、古老的历史以及古人的絮语,这些把你带回到那个不会令你失望的年代。”(20)这样的表述直白地表明了作者怀旧、守旧的心态和立场。明知封建贵族制意味着专制、等级制和阶级压迫,绝不是理想的社会形态,但是现代社会的动荡失序和人心不古,使沃波尔对资产阶级能否建立更胜一筹的社会政治体制更缺乏信心。与其寄希望于一个危机四伏、前景未卜的新体制,不如恢复曾经的、想象中秩序井然的贵族等级制。所以,小说最后呈现了一个集古代骑士风范和现代民主精神于一身的年轻统治者面对古老废墟的意象。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西奥多这个新统治者的刻画可谓极尽赞美之辞。在他笔下,西奥多是骑士精神的化身,而骑士精神历来有“纯真的古不列颠传统”之称,对现代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民族性格的塑造都有深远影响,因而也常常成为中世纪题材的哥特小说的必备元素。在作品中,这位据称有着“高贵血统”的年轻人“谦逊而高雅”,他不畏强暴,一身正气,不仅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还侠骨柔肠,忠于爱情。他既是作品中反复提到的“好人阿方索的转世再生”(Castle:18,38),又是横空出世的“一个新型文化英雄”(21),他高尚的人格和美德恰好与当下非法统治者曼弗雷德的自私、狭隘、贪婪和冷酷无情形成鲜明对比,同时也与十八世纪高度竞争和重商语境下自我奋斗、唯利是图的价值观和处世方式大相径庭。这里,作家显然有感于“今非昔比”、世风日下的大环境,渴望随时代消失的骑士精神能够“复活”。在他眼里,古老的骑士精神无疑是一种优秀文化,必然能改善社会风尚,促进社会良好秩序的建立与巩固,从而化解社会矛盾和危机。这样的乌托邦冲动有意无意间迎合了伊格尔顿所说的“集体心理需求”,《城堡》在当时一版再版,供不应求,即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如此乌托邦愿景,依照伊格尔顿的看法,属于“坏”乌托邦,即一种毫无现实基础的痴心妄想(22),因为在十八世纪资本主义经济蒸蒸日上、封建贵族势力日薄西山的背景下,恢复贵族制的正统性无疑是倒行逆施,不仅不合时宜,也不可能实现,它只是作者的一个白日梦,暴露的是他保守的政治观念。这种保守性既与沃波尔所处阶级的尴尬地位分不开,也与英国长期以来“保守”的政治改良传统相一致。相比欧洲大陆上一些国家选择急风暴雨、摧古拉朽般的“革命”道路,英国更崇尚和风细雨、循序渐进式的社会改良。比如,在对当时法国大革命的看法上,沃波尔高度同意和赞赏埃德蒙·伯克对此事件的反思和立场(23),后者在清点法国革命留下的“遗产”时,专门与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做了一番比较,并不无骄傲地写道:
    [光荣]革命旨在保护我们古代无可争辩的法律和自由以及使法律和自由获得唯一保障的古代宪政……缔造一个新政府的想法足以使我们厌恶和恐惧。我们在光荣革命时期祈望,现在也祈望,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是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的一份遗产。面对这笔遗产,我们小心翼翼,不让任何怪物嫁接在这棵植物上。我们所做的一切无不遵循对古老原则的敬畏。(24)
    可见,英国式的政体变革遵循对传统的尊重。沃波尔让西奥多这位新时代的年轻统治者沿袭古老的体制,在温柔善良、机智勇敢的伊莎贝拉的陪伴下继往开来。小说在一个百废待兴的遗址面前戛然而止,留给读者一个貌似喜大于忧的遐想和展望。这个乌托邦式的结尾既是中产阶级对现实矛盾和冲突的暂时回避,也是他们渴望结束混乱、回归秩序的愿景,某种程度上是自我疏解“转型焦虑”的一个策略。
    总之,由于作者对十八世纪中后期英国社会的政治和文化形势认识不清,《城堡》这部哥特小说从主题思想到故事情节设置都充满了矛盾。矛盾性也几乎成为此后哥特小说的一个共性。通过激烈的矛盾呈现和最后的妥协,小说的“哥特”想象和叙事为中产阶级提供了某种心理平衡和安慰。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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