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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哥特：中产阶级的焦虑 中产阶级的政治焦虑主要体现在他们的身份焦虑和政体焦虑上。英国的中产阶级或“中等的一类人”是在十七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中崛起的一个相对临时的社会阶层，其组成部分来源庞杂，“从拥有大量商业财富并控制着首都的城市老板一直到小零售商或工匠”⑨，一般包括企业主、商人、手工业者、医生、律师和经纪人，还有因长子继承制而得不到贵族头衔和遗产、落入“中产阶级”行列的贵族幼子(女)(沃波尔就是一例，他因是首相父亲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1676-1745]的幼子而无权继承爵位，直到晚年长兄之子无后并去世，他才从侄子那里得到贵族头衔)。除了后者，中产阶级一般都出身卑微，白手起家，依靠自己的才干发财致富。他们虽主宰国家的经济命脉，但缺乏相应的社会地位。在乔治三世国王(1738-1820)统治初年，贵族寡头不仅沿袭土地和财富的所有权，还控制议会，独霸政治权力。中产阶级对此虽颇多怨愤，但在对经济和政治切身权益的诉求上，他们总是小心翼翼，诚惶诚恐，究其原因，无非是因为他们脱胎于社会底层，财富大多是以暴力手段从以前的贵族手中夺得，对自己现有的“暴发户”身份，中产阶级大都充满矛盾认识，内心总有难言的“原罪”之隐和自卑情结。他们一方面支持民众反抗政府，希望从中改善自己的处境，但另一方面又害怕社会因此动荡混乱，到头来殃及自己的既得利益。身份焦虑使中产阶级在社会变革面前患得患失、犹豫不决。 《城堡》主要讲述的是中世纪意大利某公国一冒牌统治者的故事，他因非法继承爵位惨遭超自然力量报应，最后不得不将爵位退还给合法继承人，但是它隐喻的正是英国十八世纪后期中产阶级的身份焦虑。故事中现任非法统治者曼弗雷德是一个披着封建社会贵族外衣、身份可疑的资产阶级暴发户，他从祖父里卡图那里继承了爵位。里卡图是前公爵“好人阿方索”的一名侍从，他下毒谋杀阿方索并伪造他的遗嘱，登上了宝座，走出了一条低层人士非法血腥的升迁发迹之路，而这同时也使他的子孙后代从此生活在一个可怕的“古老预言”的魔咒里：“当奥特朗托城堡真正的主人变得太大，不再能在那里安居时，现在的统治家族就会失去该城堡及其封号。”(Castle:16-17)⑩曼弗雷德为了掩盖自己黑暗的家族史和非法统治者的身份，变本加厉地执迷于权财，酷似一个孤注一掷的现代个人主义者。为保住家族的爵位和财富，他不择手段，安排体弱多病的儿子康拉德与贵族少女伊莎贝拉结婚，妄图使自己的后代拥有贵族血统，从而“洗白”自己的非法身份。当儿子在新婚之际被从天而降的巨盔击中死去后，他又不顾社会禁忌，强迫准儿媳与自己结婚生子。在遭到拒绝并追捕伊莎贝拉的过程中，祖上弑主篡位的家丑露出水面，曼弗雷德的公爵身份被证伪，而与此同时，一位被他诬陷谋害了他儿子的青年“农民”西奥多被指认是阿方索流落“民间”的外孙，至此，真正合法的继承人出现。在超自然力量的威慑下，爵位和城堡归还原主，西奥多正式成为继位者。小说借古讽今，隐喻英国十八世纪阶级的升降变迁及其背后可能存在的身份和“发家史”黑幕，从而揭示中产阶级的身份焦虑。 除了描写身份焦虑，《城堡》还呈现了中产阶级的政体焦虑。英国是一个传统的世袭制国家，贵族爵位继承的“合法性”问题向来是社会的一大忧患，历史上爵位之争层出不穷，而由此引发的弑君篡位事件也成为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的题材。沃波尔最崇敬的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麦克白》就是其中的典范，事实上这些莎剧中神秘预言、弑君夺位和先帝阴魂归来等情节，几乎是《城堡》潜在的参照文本。虽然《城堡》的故事发生在中世纪的意大利城邦，但作品人物与情节具有高度的史实相关性。比如，曼弗雷德这个冒牌的封建统治者为保住家族的非法爵位，丧心病狂地威逼已故儿子的未婚妻与自己结合生子，还谎称自己与年老不育的发妻婚姻非法，迫使教会准许他离婚；而当教会识破他的阴谋、断然否决他的要求后，他又恼羞成怒，恶语威胁神父、亵渎宗教，这些行为都让人自然联想到历史上亨利八世的种种劣迹(11)。作者在揭露和讽刺封建君主狭隘、偏执的同时，质疑了君主/贵族世袭制的合理性和危害。除了其固有的长子继承制以及传男不传女的惯例可直接引发婚姻和家庭危机外，体制本身只认血统、无视继承者德行和才能的做法，也是社会不公的表征。作者借神父贾勒密之口，直接否定了所谓的血统高贵论：“什么是血统!什么是贵族!我们都不过是可怜的满身罪孽的爬虫。只有虔诚才能使我们与泥土区分开来，我们来自尘土，归于尘土。”(Castle:55)人生来平等，这既是宗教信仰，也是当时启蒙运动的现代民主思想的体现。十八世纪不少中产阶级的知识精英如丹尼尔·笛福、沃斯通克拉夫特等都反对君主制和贵族的世袭特权，呼吁推行民主政治，赋予女性教育权，实现自由、平等的理想，《城堡》也显示了沃波尔的这种进步思想和政治意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对篡位者曼弗雷德“恶棍化”的塑造，特别是最后世袭制拨乱反正和“完璧归赵”的结局安排，还是暴露出中产阶级作者迂腐、保守的政治观：他虽有要求平等、民主的意识，但在现实面前往往首鼠两端，甚至妥协将就，这种矛盾性正好表征了他因紧张的身份焦虑而导致政治立场的模糊甚至“反动”。 贵族世袭制导致权力和财富的不公，而专制统治更是压抑了中产阶级对于自由、民主的追求，作品描写的中世纪封建专制情节充满了对现实世界特别是十八世纪英国汉诺威王朝政府的影射。暴虐的冒牌公爵曼弗雷德愚弄百姓，以“莫须有”的罪名无端指控“农民”西奥多谋害他的儿子康拉德，将他打入地牢，进行残酷迫害，这一侵权暴行与英国当朝国王乔治三世的专制独裁不乏雷同之处。乔治三世在位初年，对外军事冲突不断，特别是“七年战争”(1758-1763)在国内引发了重大分歧和争议，不仅使得政局动荡，高额的债务和税收也让百姓怨声载道。乔治上台后强化在光荣革命后被削弱的王权，操纵议会和政府，打压长期以来控制政府的辉格党集团势力，使后者失去了在政界一直占据的主导地位。面对新的专制王朝，1763年，著名新闻记者、辉格党人约翰·威克斯(John Wikes)和他的支持者发动了一场要求“老的英国自由和新的英国权利的运动”，这是历史上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产阶级激进运动。期间威克斯因在报刊谴责国王乔治三世和当局压制民主，被判“叛国罪”和“煽动罪”而入狱。同为辉格党人的沃波尔认为这是赤裸裸的滥用国家权力、践踏民主和违反新闻自由的做法；次年春天，沃波尔的密友亨利·康卫(Henry S.Conway)将军又因反对无处不在的“搜查令”而遭免职。出于义愤和对当朝的失望，沃波尔从政坛告退，隐居草莓山庄，在那里他奋笔疾书，短短两个月内便完成了《城堡》的创作。小说中曼弗雷德愚弄百姓、囚禁西奥多的行为，与乔治三世将威尔斯关押在伦敦塔可谓是虚构与现实的呼应。 沃波尔成长在一个政治气息浓厚的家庭，父亲罗伯特·沃波尔是汉诺威王朝内阁长期掌权的辉格派党魁，一度出任英国首相。拥有这份显赫的家庭背景，沃波尔年纪轻轻便步入政坛，曾是英国辉格党的一名议员。尽管后来他告别政坛，投身艺术和古董收藏及文学创作，但是，他的政治关切始终没有改变。沃波尔一生捍卫君主立宪制，认为那是完美的政体，晚年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他这样表达自己的政治信念：“在过去的45年间，我始终遵照[光荣]革命时制定下来的宪法原则，那是据我所知世上最好的政府形式，它宣扬自由，保护财产，鼓励贸易，成就了人民的自由、富裕和胜利。”(12)然而，这个在他看来最好的立宪政体却在诞生半个多世纪后遭到汉诺威王朝的蔑视和践踏。乔治国王滥用王权，过度干涉公民自由，不仅违背1688年《权利法案》确立的有关规定，也与启蒙运动所宣扬的民主、自由、正义理想背道而驰，是严重的倒行逆施。作者借中世纪封建君主的专制独裁隐喻当局，表达了自己对社会变革转型期政治局势的不满和忧虑。 此外，作品还反映了作者对性别专制的焦虑。尽管小说围绕男性间权力和财产的转移问题展开，但是，由于这个过程离开女性就无法实现，所以它也同时折射出当时社会的两性状况。无论是中世纪封建社会，还是十八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父权制的文化性质始终没有改变。女性虽然担负繁衍后代的大业，是使制度和秩序得以延续的保证，然而，她们劳苦功高却无权无势，被动而无助，基本依附和从属于男人，作品中曼弗雷德的发妻希波里塔就遭遇此等命运。曼弗雷德罔顾她的存在，也不顾当时的乱伦禁忌，强迫亡子的未婚妻与自己结合，目的无非是借用她的贵族身份和年轻的身体为自己生个血统贵族化的男性子嗣以续“香火”。另外，未嫁的女儿也是父权制家庭里一件可以随意处置的私有财产，曼弗雷德与前来讨伐自己、寻找女儿伊莎贝拉的阿方索后裔弗拉德里克相互勾结，私下密谋将彼此的女儿许配给对方，企图以“联姻和亲”的方式构建政治和经济联盟，女儿们成了贪权恋财的父亲们实现政治和经济野心的工具，玛蒂尔德甚至还惨遭父王曼弗雷德误杀而身亡。这些情节充分说明女性在王权、父权和家长制多重压迫下卑贱的地位和身不由己的悲惨命运。 相比中世纪，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女性的生存状况虽有所改善，甚至能享受较为闲适自由的生活，但没有什么政治权利和地位。保罗·兰福德在论述十八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历史的著作中写道：妻子在法律上是“已婚女人”(femmes coverts)，这实际上被剥夺了与丈夫分享家庭财产的权利，地位相当于奴隶。(13)她们还随时可能因遭到丈夫遗弃而失去生存的保障。由于社会几乎不为“体面的”中产及中产以上阶级女性提供就业机会，婚姻几乎是她们长大后安身立命的唯一途径，更是她们改善社会地位的唯一凭借。这一点在同时代小说家特别是简·奥斯丁的作品中已得到充分揭示。由于没有政治地位和权利保障，她们在婚姻里大都习惯性地压抑和泯灭自我，顺从丈夫，委曲求全。沃波尔以曼弗雷德对妻子的暴政和妻子无条件的逆来顺受隐喻十八世纪严重的性别等级制，表达他对性别专制的关切。 在表达社会转型之际的这些焦虑时，作者大量运用哥特元素，制造阴森恐怖的氛围，如神出鬼没的古堡、漆黑幽闭的地下室、迷宫般的暗道和重重机关以及令人心惊肉跳的各种声响等等，它们都是中产阶级内心的欲望、焦虑和恐惧的外在表现。作品中出现最多的是被奸仆谋害的前公爵阿方索的阴魂，它似乎始终盘桓在城堡上空，密切关注着城内动静，似在伺机报仇雪恨、东山再起。每当非法统治者图谋诡计或实施恶行时，阿方索总会准时显灵。比如，在曼弗雷德心急火燎地安排病重的儿子康拉德与伊莎贝拉结婚之际，阿方索的鬼魂化身一个“比有史以来任何盔状物都大一百倍”的“致命的”头盔，不偏不倚正砸中准新郎，使其瞬间“粉身碎骨，血肉模糊地葬身于庞然大物之下”，现场惨不忍睹，目击者无不惊恐万状，失声尖叫(see Castle:12-13)。传宗继业的儿子遭遇的这一飞来横祸，表面上是旧的封建主对取代它的资产阶级的报复，从深层来说，它是篡夺者潜意识里对自己罪恶家史、冒牌身份以及家业朝不保夕的焦虑和忧惧的集中实现，应验了他惧怕的“祖辈犯下的罪恶，由子孙来偿还”的“古训”。阿方索的鬼魂还在关键时刻显出原形，比如在曼弗雷德谋命夺位的真相大白天下后，只见电闪雷鸣，地动山摇，瞬间夷为平地的城堡废墟上突然出现阿方索的身影，他宣布西奥多是阿方索家族的后裔和合法继承人，为拨乱反正、恢复整个贵族制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个哥特意象既是资产阶级渴望宽厚仁慈的明主阿方索在朝的“好日子”能重现的象征，也可以说是中产阶级不满当下专制势力、潜意识充满报复欲望和冲动的标志。此外，贯穿全文、成为经典“哥特”意象的古堡和幽灵是男性特征和父权意志的象征，而伊莎贝拉为逃脱曼弗雷德的性侵魔爪而穿越漆黑幽闭、机关重重的地下室的历险，几乎成为后来“女性哥特小说”(Female Gothic)(14)的程式化标配。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实际上是弱女子在父权社会的内心感受的外向投射，传达的是在严酷的父权势力下，女性对自我生存环境和状态的极度焦虑和恐惧。总之，作品中的哥特元素成为中产阶级男女在社会转型期的被压抑的政治欲望和身份焦虑的外在呈现，而它“将当下社会结构所隐藏的暴力，移置到过去，化成幻想往昔”(15)的表现手法所产生的一箭多雕的功能，使哥特文学成为中产阶级在社会转型期表达自身心理和文化渴望及恐惧的最理想的文学形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