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源先生治学广博。中外古今，作品理论，凡能激起他的谈说兴致的对象，他都不吝思想和笔墨的挥洒。他曾在文章中充满激赏地谈及与体制化的“专家”相对的“文人”概念，谈论这些“洒脱地游走在各种学问之间的、素养深厚而心态自由的文化人”以及他们赋予整个文化生活的那种“灵动滋润的气息”。窃以为，这种丰厚的、完整的、充满灵性的“文人”气度，也正是绪源先生治学的基本姿态与个性。那不是把文学或文化用模子切碎了，分其一角而治之，却是勉力“以完整的个人，对应较为完整的文化”。在今天这个社会连同文化生活日益被技术理性的分工逻辑所统治的时代，对于“文人”理念及其传统的这份坚持，正变得越来越稀有和珍贵。
    我们不要把这种治学之“博”与点水式的散评漫说混为一谈。它同时充满了深度。这深度不但时时渗透在一切零篇散章的文字间，更鲜明地体现在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专深而系统的个人研究课题中。刘绪源在周作人与现当代散文研究领域的学术贡献，在学界广为所知且深有影响。他的第一本个人学术专著《解读周作人》（1994年初版）出版后大受关注。该书对于周作人及其散文、思想的研究，在充分立足、紧贴和尊重文本的“解读”中，充满了真诚独到的论解与洞见。书中拈出彼此对举又互为补充的“涩味”与“简单味”作为解读知堂散文艺术的关键词，又由周氏兄弟在心性、经验、观念、艺术乃至语体上的“微妙相通”返观周作人其人其文，在细析周作人散文文体、特征、源流等的同时并对其散文观询真辨伪等，读来时有探微知著、灵光照面的愉悦。
    而我以为，《解读周作人》一书的论说方式及其提出的若干重要思想，也奠定和透露了作者此后学术研究工作的核心理路和方向。刘绪源反感根基浅薄的空头批评。他曾在发表于1996年1月的《批评家与厌恶家》一文中强调，“批评的前提只能是研究”。他的周作人研究即是建立在丰富的文献资料阅读与研习的深厚底子上。但他同时也反感做文章的学究气。《解读周作人》中得到作者一再称赏的周氏文章中那种形态生动、内蕴丰腴的“简单味”，实际上也体现在他本人的论说语言和体式中。然而，在刘绪源的研究中，这一“简单味”远不只是一种文学及学术话语的体式。在梳理百年中国散文流变脉络的著作《今文渊源》（2011年初版）中，与上述“简单味”密切相关的“谈话风”，成为了作者笔下理解现代白话散文的文风、精神与价值流变的一个重要范畴。《今文渊源》中许多充满见地的辨析，包括由胡适、周作人、鲁迅的不同文风反观其背后不同“读者意识”的形塑作用，由针对林语堂创办幽默杂志实践的新解考察现代文学的市场化探索及其当代启迪，继而又带出当代女性散文、文化散文以及散文大小之辩的论说，等等，但“谈话风”无疑是其中最贯穿终始、也最具神采的那个核心。这个核心在刘绪源的笔下简直光芒四射，充满了思想的生长力与洞见力。所有这些使这部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史研究著作，恰恰充满了一般文学史中往往难以见到的灵光与创见。
    我相信，对作者来说，这样的研究不仅意味着特定学术观念的一种建构，也是朝向自我本心的一次追循。事实上，人文研究的如斯光彩，也只可能来自研究课题与研究者心灵的深度契合。或许可以说，与“简单味”、“谈话风”相关的这个现代文学课题，不但是学者刘绪源关注的研究对象，也是文章家刘绪源心仪的一种为文面貌与方式，同时还是思想家刘绪源十分看重的一种思想的资源和审美的境界。在论说知堂散文时，刘绪源曾谈到周作人“余情”一说，并释其为文章中“趣味的展现与个性的自由发挥”。在我看来，这“余情”二字，也尽可借来评说刘绪源本人的学术文字。此中的“趣味”与“个性”，非独指文章中个人品味与风格的简单显现，更是指为学者将自我性情、精神及心灵的追寻融入学问与文章之事。就此而言，刘绪源之所以选择周作人、“谈话风”以及由此延伸而出的文章美学作为学术研究的“专”题，乃是因为这个课题同时也寄托了他个人学术心性与文学性情中的某种核心关切。
    这个核心贯穿了刘绪源迄今为止的一切重要学术实践，并使之在看似兴之所至的研究格局中，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有机的、可以辨识的内在体系——尽管刘绪源本人不一定喜欢“体系”这样的字眼。他在当代文学领域的另一个鲜明的学术身份是儿童文学批评家。他的研究儿童文学艺术主题的专著《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1995年初版），是儿童文学理论与鉴赏学习上佳的入门读物，多年来被儿童文学研习者广为引用。他在《中国儿童文学》上连载发表继而成书出版的《文心雕虎》，堪称当代儿童文学文本细读与艺术批评的典范。他的《中国儿童文学史略（一九一六—一九七七）》（2013年），以“细读”和“重读”的视角展开关于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历史的重新观察与叙述，与《今文渊源》的路子前后相承，不求史说体量的完备，却充满发现和评述的真知灼见。或以为，刘绪源是以一般文学研究的余力和余兴在从事儿童文学研究，但如果我们充分注意到他的儿童文学研究与其周作人研究、现当代文学研究在内在精神上的一脉相承，我们会感到，他对儿童文学与“儿童”的注目，与他关注周作人、关注“谈话风”艺术一样，乃有着同一个深刻而贴己的精神源头。因此，儿童文学研究非但不是刘绪源的副业，而恰可为其学术志趣与学术实践的解读提供一个重要的路径。
    事实上，早在《解读周作人》中，刘绪源就提出了知堂散文“简单味”背后的“儿童心态”及其儿童式的语言、思维与情感方式的独特趣味。但彼时他还没有将这种趣味与整个新文学的文脉关联起来。在《今文渊源》《中国儿童文学史略》等论著中进一步读到他关于现代文学与现代儿童及现代儿童文学之间内在语体关联的论见，真令人有醍醐灌顶的清明与兴奋。不论在现代文学还是儿童文学的研究背景上，这都是一个尖新而独到的观点，但尖新独到却远非它最重大的价值。我以为，有关新文学语体与现代儿童（文学）语体的渊源辨析，除了一种文学现象的提出和描述外，还包含了对于新文学精神的一种重要揭示：即尝试以儿童式的返璞和归真（包括刘绪源所说的“小儿声口”），带引文学（文化）回到我们语言和情感最初的素朴和本真状态，进而寻求其重建的可能。这就反过来揭示了新文学伊始“简单味”与“谈话风”的另一个重要的文化价值。那种“真切、朴拙而雅淡的趣味”，那种“极度的平易、耐心、亲切，并且是一种充满兴趣的叙说”，无疑正是我们的文学、文化和生活从头迈步向前的最健康的起点。
    它同时也是个体精神成长最健康的起点。刘绪源之看重儿童文学，应该也是看重这一文体在个体精神起点中的位置。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在辑笺《周作人论儿童文学》（2012年）时，着意要将看似非关“儿童文学”的《人的文学》一文收入其中，并在笺语中写道，“中国之所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在根子上，正因‘人的文学’的地位‘从来未经解决’之故”。在这里，“儿童”与“人”，儿童文学与人的文学，乃有着同体的文化与审美血缘。因此，正如他反复强调知堂散文的“‘简单味’并不简单”一样，他对于儿童文学艺术的定位，始终在强调“简单味”和“自然本色”之趣的同时，也指出这“简单”和“本色”背后必要的“丰腴”内涵。他这些年充满锐意的儿童文学批评文章，其实一直在尝试传递这样一种属于儿童文学的高级审美精神。
    2011和2012年，刘绪源先后出版了与李泽厚的两部对谈《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与《中国哲学如何登场？》。他在哲学和美学话题上表现出的“文人”学养和兴趣，看似又“跑野马”般地越出了现代文学家、儿童文学家的“专”域。但我们很快会看到，在他对哲学和美学的关切中，仍然深含着那个指向“儿童”与“人”的内核。2014年，刘绪源出版了一部特别的美学研究专著《美与幼童——从婴幼儿看审美发生》。美感发生的话题在美学研究中原是一个旧题，但作者由真实的儿童身体和精神来谈个体审美感觉、能力的源起与建构，却是开拓的创举。书中将现代儿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与儿童文学作品的审美分析融会运用于儿童美感发生的分析和探讨，方法与发现均别出心裁，深具启发。而与此同时，透过哲学和美学的开阔深透的视角，我们也从通常仅被归于“儿童”子标签下的儿童心理和儿童文学中，读出了属于“人”的更普遍的审美本性与更深刻的审美内涵。此书关于婴幼儿审美发生的细致辩说，不但为人们指出了理解儿童及其艺术世界的一扇独特门户，也以孩童生命烛照下的审美之人的形象，呈示着作为“人”的我们自身的丰厚蕴涵。
    我以为，绪源先生在现当代文学与文化、儿童文学、哲学美学等领域的学术兴趣和研究实践，包括他的充满性情的散文和批评写作，始终旋绕着这同一个“人”的关切的内核——那也是“五四”以降，中国真正的“文化人”从不曾忘却的初衷与本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