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绍振老师是公认的幽默大家，智慧，有趣。不仅谈吐之间笑点多，他也研究幽默理论，写有多本关于幽默答辩的著作，有些当年卖了大几十万本，是真正的畅销书。为此，央视请他录了十几期节目，讲幽默谈吐的自我训练，一个看过这节目的人，前段还给我说，“孙老师的头发很有意思”。确实，孙老师的头发，有一绺绕头顶一大圈，这造型，已远比地方支援中央复杂得多。
    那时还没有百家讲坛、易中天，福建文化界，就数孙老师最红了。
    听说他还有更红的时候。比如，朦胧诗论争时的南宁会议，他一个藉藉无名的老讲师，面对一帮诗坛权威，舌战群儒，一鸣惊人；又如，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他是福建的典型，却一身傲骨，威武不能屈。这些我都没有见过，听说而已。
    但我读大学的时候，见过孙老师在文科大楼开讲座，一楼最大的阶梯教室，里三层外三层，都是听众，好多人趴窗户上听，而头几排，坐的多是老师，然后孙老师清清嗓子，开讲，笑声不断。我给他泡了杯浓茶，一场讲座下来，他一口没喝，那时我并不知道，他晚上从不喝茶，怕睡不着。其实他讲得激情澎湃，根本无暇喝水。那天孙老师可能有点感冒，讲座间隙，他擤了一次鼻子，响声太大，顿时全场肃静，面面相觑，孙老师从容地擤完鼻子，抬起头，镇静地说：我发现自己刚才犯了个错误，擤鼻涕时不该对着话筒。全场大笑。孙老师的讲座实在精彩，讲足三个小时也停不下来，以致管理文科大楼的老大爷只好关灯抗议，最后几分钟，大家是在一片漆黑中听完的。
    他的讲座、课堂如此，他的家里，也常常高朋满座，各色人等都去他那并不宽敞的客厅高谈阔论。孙老师时不时调侃大家，气氛一轻松，连我们这些小辈说话都放肆起来。很多人喜欢叫他“老孙头”，他也并不喜欢扳着脸说话的人，在他看来，心灵自由了，才轻松得起来。有一次，他到学生宿舍来找我，那时正流行穿文化衫，他也穿了一件，前面写着一行字，“别理我，烦着呢”，一个大教授，就这样闯到学生宿舍来，着急让大家欢乐了一阵。
    我在大学里的很多美好记忆，都和孙老师有关，许多事情，现在想起仍会笑出声来。我最困难的时候，也是他在挂念我、帮助我。有人说，我和孙老师的感情，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师生之情，确实。我们中大的老校长黄达人有一个观点，大学就是教授，这话是真理，一所大学有怎样的教授，就会给人留下怎样的印象。福建师范大学并不是什么名校，但在文学界却是很出名的。
    前两年，莫言到福建来，当很多人的面说，他在军艺听的很多课都忘了，惟独孙老师的课，他至今记得，孙老师讲感觉的变异和贯通，直接影响了他的写作。那时的莫言，正在写《透明的红萝卜》。很多作家、学者，听说我毕业于福建师大，都会同我说起孙老师，间或说一两段孙老师的趣事。
    大家都觉得，这真是一个幽默的老头。
    但我知道，孙老师并不总是欢乐的，他不幽默的另一面，有时更让我着迷。只有在人很少的时候，你才会碰到孙老师的这一面，沉思的，甚至是沉重的。他这一代人，经历了这么多事情，还能笑得起来，内心定然是坚韧、强大的，但他们所经历的人和事，也不可能轻易地从他们心里抹去。
    马尔克斯在《霍乱时期的爱情》中说，爱这种能力，“要么生下来就会，要么永远都不会”，我想，幽默也是。所以，孙老师众多的学生中，有幽默感的人很少，可见，幽默这东西是无法传授的，而孙老师的女儿，从小就有他的风采，这是天生的。幽默是一种天真的能力，但幽默的背后，可能看到的是荒诞——看不到荒诞的人，大概是无法有想象力而成为作家的。荒诞感让人清醒，也让人洞彻世事。
    有时，孙老师会小声地问我，某某人怎么会在乎这个东西，某某人怎么会做这个事，他感到诧异，正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事背后的荒诞。他自己的人生，有过惊涛骇浪，命悬一线的时候也好多次了，他很清楚现实的残酷和虚无。很多时候，他其实是冷眼看着这个世界，看着这个世界中的很多人的。他之所以和他们不一样，因为在他的心里，永远有一块自己的领地，孤傲地在着。
    孙老师幽默，但从不游戏人生，他表面好玩，内心却沉重，他的深刻正源于此。
    十几年前，我和他去华东师大开会。中午的时候，他对我说，下午我们逃会吧，你和我去一个地方。我们打车去朱家角。路上我才知道，他曾经在朱家角读小学，已经五十多年没有回去过了。到了朱家角，他还能记起每一个地方，当时开的是什么店，什么人在那，他在哪读书，在哪理发。记忆力真是超群。然后，我们循着一个并不清晰的地址，去找他当年的语文老师，好不容易找到了，一间小矮屋，破旧，荒凉，到门口的时候，我感觉到孙老师的脚步轻了下来，仿佛回到了童年时光。他终于在屋里见到了自己的老师，太久没见了，师生的眼里都有异样的光彩。他们之前是通过信的，他的老师从报端看到他的文章，写信找到他，老师生活并不容易，多病，穷困，孙老师时不时寄些钱去。我们坐了个把小时，没有留下来吃饭，主要是怕给他的老师添麻烦。临走前，他把自己口袋里所有的钱都给了老师。回去的路上，话少了很多，大概由老师的际遇，想到了生活不易、人世多艰。多年以后，我还向孙老师问起他老师的状况，他说，已经去世了。充满怀念和感伤。
    他似乎是一个对生命的去留特别敏感的人。很多人，只看到他对生活的热情，却不太留意他对死亡的敬畏。其实就是敬畏生命。他对生命的看法，宽容，也执拗。那些表面的风华，他并不看重，生命走到终点的时候，能留下什么，别人如何评价，也许更重要。这一点，他更像是传统的士人。尽管他会说英语、俄语，穿时尚的西装和衬衫，对现代西方文艺理论的优长、局限了然于心，骨子里却还是传统的。
    说到底，他推崇的是要活得有尊严。不苟且，不逐离。他一生因为敢说话，惹祸不少，但也不能不说话。仗义执言、拍案而起，在孙老师那里是常事。任何时候，他都不想匍匐在地。
    他和我讲起“反后”的时候，因为说话率性，被划成中右，流放福建；“文革”的时候，几次失言，都是因为爱开玩笑。一次是打排球，为了增加比赛气氛，两只队伍，分别取名叫社会主义队、帝国主义队。他在帝国主义队，打赢了，他就大叫了一声，“帝国主义还赢了”。还有一次是三年困难时期，大家没饭吃，吃地瓜干吃到怕了，有些晒在屋瓦上的地瓜干，被风吹到地上，也懒得捡，于是，孙老师感叹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地瓜干。”
    就因为这两句话，后来在华侨大学，他被打倒，批斗他批斗得很厉害。他迷茫、痛苦，一边被批斗，一边默默地攒着安眠药。有一次，他一个人躲在厕所里，看着外面喧闹的队伍，都是去批斗他的，有些人手上拿着纸帽，他心里想，如果他们把那个纸帽戴到我头上要我游行的话，我就吃下所有的安眠药。他决心以死相对。批斗如常进行，正要给他戴纸帽的时候，一个人出来阻止说，算了，这个人的脸色不对了。是这句话，救了他。
    冒犯了他的生命尊严，他的脸色就不对了。现在想起来，真是惊心动魄。
    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为一点蝇头小利折腰呢，又怎么会因为一点压力就说违心的话呢？这种悲苦的遭遇，使得孙老师后来成了名师之后，也习惯站在弱者一边，竭力保护才华，保护学生。
    奥古斯丁说：“同样的痛苦，对善者是证实、洗礼、净化，对恶者是诅咒、浩劫、毁灭。”孙老师就是一个经过痛苦洗礼过的人，他当然希望自己的学生、晚辈不再经历这些不公和痛苦。都说，孙老师欣赏的学生，神经都有问题，其实说的就是他发现、爱惜的有才华的学生，都有个性，都可能乱说话，冒犯学校或领导，可这些，对孙老师算得了什么呢？谁没有年轻过？谁不曾冒失、意气过？都是老气横秋、滴水不漏，哪来的创造性？
    有一次，一个学生仅仅因为自行车乱停放，又不愿自己的自行车被没收，顶了另一个学生管理员几句，系里为维护管理员的面子，准备给乱停自行车的学生通报批评。偏偏这个学生是孙老师喜欢的，系领导去征询孙老师的意见，孙老师听完之后，当场把领导请出了家门，他说，这么一丁点大的事，你们就要处分学生，你们手上的权力，是用来吓唬一个从农村来的、有才华的学生的么？
    他为学生争，为弱者背负压力，大概会想到自己年轻、孤立无援的时候，特别渴望的就是这种精神扶助。他也肯定会常常想起，那个说他“脸色不对了”的人，轻轻的一句话，却救下了一个人。可是，有些人为了自己个人的盘算，可以谀辞滔滔，可以出卖人格，每次看到这些，孙老师的心里就会有一种悲哀之情，他觉得人的灵魂如果没有敬畏，真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表面上可以宽容别人妥协、自我践踏，心里对这些是轻蔑的。他总觉得，人不该活得这么猥琐，再难，也要守住一点东西，偶尔还要大胆地喊他一嗓子。你又能拿我怎么样呢？
    是啊，心中存了这种信念之后，人就会突然变得有力量起来。
    有一段，我经常和他谈起信仰问题。一讲到这个话题，他总是很认真地听，一脸严肃，他是承认人有灵魂的，灵魂救赎的故事，他也很熟悉，他最崇敬的作家，就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的作品，曾深深地打动过他。不过在孙老师的内心，他是把基督教的罪感（如托尔斯泰式的自我忏悔）和儒家的三省吾身结合了起来。
    有一次，为了一件关系个人奖金的事，他对系主任，也是自己过去的学生，说了带火气的话，结果一晚上失眠，第二天一早，他就发邮件向自己的学生道歉，并说明自己违背了年青时代所信奉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道德自我完善的信仰。
    他不是信徒，却有宗教意识，所以他不像一些人那么浅薄，对信仰问题取一种嘲讽或轻慢的态度。许多时候，有信仰总比没信仰好。那个宗教世界所描述的天堂和地狱，你不能证明它有，但也不能证明它没有，对于这个既不能证明也不能证伪的难题，孙老师作为一个精通辩证法的理论大家，岂能不知它的分量？
    关于灵魂的归宿问题，他心里应该是徘徊过、深思过的，只是，在没有找到宗教信仰之前，孙老师信仰的是美和艺术。在他的文学观中，艺术是至高无上的。所谓美育代替宗教，说的也是人要有个精神安居的地方，一个心灵解脱的地方。
    最好的艺术是能够安慰人的。
    艺术给了孙老师想象和激情，他已经八十多岁了，创造力依然旺盛，书一本接一本出，文章一写就几万字，很多年轻人都自愧不如。他近年还批评高考制度、语文教育，主编大陆和台湾共用的中学语文教材，声名如日中天，自己也忙得不亦乐乎。
    但我猜想，他对这些外在的热闹是并不在意的，他真正认定的永恒的事物，仍然是艺术。他看重一个作家的艺术才华，也得意于自己那卓越的艺术分析能力，每当他为一部作品、一个作家的艺术世界争辩的时候，都是他最较真、最神采飞扬的时候，他的争辩，其实是在捍卫一个灵魂的栖息地——假若无它，灵魂往何处归依？这份情怀，如同他乐呵呵的表情下那份不太为人所知的孤独和沉重，标识出了孙老师的另一面，这并不幽默的一面，却有着更真实的精神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