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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格罗斯伯格媒介全球化理论的反思 格罗斯伯格从斯图亚特·霍尔的两个全球化时代出发，认为无论是在第一个全球化时期的“文化帝国主义”，还是第二个全球化时期的“麦当劳化”，都没有导致一个同质化的文化全球化。也就是说，在格罗斯伯格看来，用“文化帝国主义”和“麦当劳化”理论去解释或描述过去和当前“复杂”的“全球化”图景是无效的，因为它们均暗示了一种文化同质化的理念。格罗斯伯格的结论是：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所有的文化都呈现为混杂状态，所有的媒介都有自己的全球化和本地化进程；主流的全球化进程不是民主的，但人们又拥有在全球化媒介体制内外发掘传播和表征手段的创造力与天赋；解决全球化时代的媒介问题，不能仅留给媒介自己去解决，而应该把“媒介生产”与日常生活进行整合。 笔者认为，从经验层面看，格罗斯伯格以列举反例的方式对“文化帝国主义”及其现代版本“麦当劳化”理论的质疑是合乎实际的。他使我们认识到了“文化帝国主义”及“麦当劳化”理论在解释过去和当前文化全球化时的“无效”，有助于我们认清“文化帝国主义”和“麦当劳化”理论的不足之处，认识到文化的全球化进程同时也是本土化进程——文化全球化包含、吸收了当地的文化丰富性和差异性。 但是，格罗斯伯格的局限也显而易见。 第一，他主要是从经验的层面、以提供反面例证的方式对“文化帝国主义”和“麦当劳化”理论进行反驳，而没有在学理层面做出更富说服力的阐释。这是文化研究学派自身的一个弱点，也与“美国传播学喜欢调查研究媒介、媒介内容和媒介对受众的影响，将其所得的经验事实作为文化分析的对象”[10](P160)有关。 第二，他看到了全球化对文化差异的吸纳，并据此认为“文化帝国主义”和“麦当劳化”理论阐释力的失效，却对当前触目惊心的“文化帝国主义”事实和“麦当劳化”事实有故意回避之嫌。笔者认为，“文化帝国主义”和“麦当劳化”理论的提出，有助于我们认清全球化时代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控制与思想殖民。因此，对文化弱势国家而言，当前最为重要和最为有意义的是：借助于作为“理论”的“文化帝国主义”和“麦当劳化”，更深刻地认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文化弱势国家推行的“文化帝国主义”和“麦当劳化”这一严酷“事实”，并在当前难以避免的全球化进程中找出能够保护民族文化特色、规避被西方“文化帝国主义”殖民这一在许多地方已经成为“事实”的可行路径。 格罗斯伯格在自己的论述中，通过列举全球化过程中存在的“文化本土化”的一些所谓“事实”(其实只能称得上是一些“个例”)，来否定“文化帝国主义”这一可能给我们以思想和现实启示的“理论”，并试图通过对作为“理论”的“文化帝国主义”的质疑去回避当前在文化弱势国家中存在的“文化帝国主义”和“麦当劳化”的“事实”。这种做法彰显出的依然是其“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与立场——因为，尽管他一再表示文化全球化是对文化差异的包容，但也正如他一再声称的那样，这种对文化差异的包容是在全球资本主义总框架下进行的。在此，他只强调了“总框架”下的“文化差异”，却故意回避“文化差异”之上的“全球资本主义”这一“总框架”，进而失去了对“全球资本主义”可能带来的各种后果——并不仅仅是格罗斯伯格文中论述的“文化的同质化”的“批判”。 仅就这一点而言，被视为英国文化研究之美国正统代言人的劳伦斯·格罗斯伯格，与其英国师辈们相比在思想批判力度方面要逊色许多。或许，这是格罗斯伯格一再强调并贯彻在其研究中的“文化研究就是关于语境(context)的研究”[11]、“最根本的是要把所有的范畴语境化”[11]、“从各种复杂性、各种矛盾、各种复杂排列和各种正在发生的变迁中了解正在发生的状况”[12]的思想使然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