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征语料 证成其说 从入声是否独立、是否用等韵条理作为证据等标准来看，清代古音学家可分作“考古”、“审音”两派。虽然各有成绩，但因缺乏现代语言学的研究工具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理念，无法在分辨音类之后再推求其音值。中国音韵学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经过海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突破和进展，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各家对于研究材料的视野大大拓宽。如蒲立本将汉代汉字的各种外语译音，作为构拟其上古音声母系统的重要参考；李方桂根据苗语方言、藏语汉字译音，构拟了上古的清鼻音、清流音；包拟古利用汉藏同源词，作为构拟上古st-类精组字的证据；斯塔罗斯金用现代闽语，构拟晚期上古音；龚煌城除提出近400个汉藏同源词，还据此提出一系列上古音以、云、来母，以及流音韵尾、重纽介音、词头等的拟测问题。 郑张先生充分吸收各家古音构拟的合理之处，同时扩大比较范围，广征有价值的语料，以证成其说。比如，提出古突厥语有舌根音k-、g-和小舌音q-，分别跟前、后元音搭配，证明上古见系k-的非三等一度有过q-变体；援引湘西苗语、道孚语等有k-、kw-、q-、qw-四种声母的对立，指出构拟上古圆唇舌根声母kw-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用后汉三国梵汉对音的资料，证明云母在上古应具有喉音成分；根据藏文dr-应来自更早的gr-和苗语方言中ts-来自更早的pj-等，认为上古tr-、tsr-、tl-之类复声母的拟测，仍应具有更早的非舌齿复辅音来源，以及用苗语方言材料，提出部分精组字应来自上古的送气擦音sh-的假说。 在韵母构拟方面，用壮语汉借字、朝鲜语、白语等，论证上古之、职、蒸部主元音；用藏文-r、-l尾和泰文-j尾与汉语的对应，证明上古歌、微部字应具有-l尾，汉代变作-j尾；用藏文、梵汉对音、朝鲜译音、现代汉语方言等材料所见的浊塞音韵尾，佐证上古入声字应具有-b、-d、-g塞韵尾。以上种种，可以说都是书中提出的创见。 闭门造车 出门合辙 清儒的上古音研究，固然多有发明，只是仍属草创，各家之言，后出转精。直至民国章太炎、黄侃等先贤，上古韵母系统才基本得以奠定。当然，并非没有继续深入的余地，声母、声调系统的探讨亟待全面展开。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对上古音作系统构拟的，国内有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陆志韦《古音说略》、王力《汉语史稿》，海外有高本汉《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藤堂明保《中国语音韵论》、李方桂《上古音研究》等。最近对上古音作系统研究的专著，则以该书与白一平、沙加尔的《上古汉语新构拟》为代表。若以上古韵母主元音的数量为标准，高本汉、董同龢、陆志韦属于元音繁复派，王力则主五元音说，李方桂提出四元音说，郑张先生与斯塔罗斯金、包拟古（与其学生白一平）三家各自探索，相继提出六元音说，可谓是古音学界“闭门造车，出门合辙”的一则佳话（藤堂明保也提出六元音说，但具体内涵与这几家有所不同）。所依据的材料和方法各有侧重，如斯氏倚重《诗经》押韵、谐声字、亲属语与现代闽语等材料；包、白两位，前者以同源词为主要依据，虽主六元音说，但未作系统构拟，后者所用材料系统全面，而且能够运用梳理统计方法，加强论证。 郑张先生将各种语言事实（包括谐声、词族、异文、押韵及甲骨文、金文等汉语内部资料，藏缅、侗台、苗瑶、南亚、南岛等外部资料）寓于适切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如结构主义、历史比较、田野调查、文献考证等）中，读来令人信服。值得称道的是，书中还提供了5个非常实用的表格，分别是“郑（张）、高（本汉）、王（力）、李（方桂）四家上古声韵母对照表”、“郑、高、王、李、邵（荣芬）五家中古声韵母对照表”、“汉字谐声声符分部表”、“古音字表”、“藏缅柬泰字字母转写表”。篇幅最大的是第四表，经由该表，可以查到18000字的古音地位及所在谐声声符系统，每个字头包含的信息包括《广韵》声纽、韵类、声调、四等、开合、反切、声符、上古韵部等。可见，这不仅是一本内容详赡、文字严谨的研究论著，而且是一部方便语言学及其他相关学科师生使用的详备工具书。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