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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走向“四方主体合作式”批评 一个时期之内(网络文化的一代成长为批评家主流群体之前)，要想对中国网络文艺形成切实有效的批评，需要建构学者、作者、编者、读者四方主体合作的批评形态。学者—作者—编者—读者“四方合作主体”已经不再表现为传统现代性那种个体化的自律性的孤立、封闭、凝固的主体范式，而是一种具有“数字现代性”特征的新型主体范式。数字现代性主体是个体化主体通过数字交流平台形成的主体间合作交融的联合主体，其最突出的特点是“主体间数字交互性”。今天，数字化网络新媒介的发展已经为建构这样的新型主体范式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数字现代性主体是相对于传统现代性主体而言的。传统现代性主体是个体化的自律性的孤立主体，一般认为，它是西方17世纪以来理性主义和主体性哲学的产物。当笛卡尔把“我思”作为人类知识以及人与世界存在的终极基础时，也把以先验自我(ego)为核心的个体主体从与世界、他人交融统一的关系中抽离出来，一个高高在上的与世界、他人分离甚至对立的个体化绝对主体就被建构出来了。之后，康德、黑格尔进一步为这样的主体寻找到先验道德和“绝对理念”上的合法性根据。这就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唯我论”视角和传统。为了克服“唯我论”，胡塞尔提出了“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问题。胡塞尔的现象学中有四个“自我”，一是来自于笛卡尔的先验原始自我；二是无法认识他人的“唯我论”自我；三是给世界命名的现世自我；四是与他人形成“主体间”关系的日常自我。其中，他人自我无法通过意识反思直接把握，而需要从“我的单子中映射出来的另一个单子”(14)得以确证。两个作为单子的“自我”通过“结对”方式“共现”于各自的意识之中。如此这般的构造活动蔓延开来，就会出现更为广泛的单子群，也就形成了一个个体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不过，在胡塞尔这里，先验原始自我是地位最高的，其他自我都置于它的支配之下，因此，也使其“交互主体性”具有浓厚的先验论色彩。为了摆脱“唯我论”和先验论，海德格尔抛弃了“主体”“自我”等概念，发明了一个“此在”(Dasein)概念。与“自我”的孤立性、内向性不同，“此在”是外向性的、开放性的，它是通过与他人的关联性以及对他人的领悟进而领悟自身存在的，其生存结构和方式即“在—世界中—存在”。在这一生存结构和方式中，不同的“此在”之间就会形成一种“共在”或共同“此在”，共同“此在”和世界之间也就形成了共同世界。可见，海德格尔与胡塞尔不同，他通过“此在”这一前提以及“在—世界中—存在”的生存结构，把“交互主体性”置于个体主体性之上，也把主体性问题从先验层面拉到现实生存层面。 一旦主体间的关系从先验思辨走向现实经验世界，就必然涉及主体间通过何种媒介建立关系的问题。在西方哲学人文学术研究的“语言论转向”浪潮中，人们不约而同地抓到了语言这个媒介，认为实践经验领域的主体间的一种重要模式就是主体间语言交往模式。哈贝马斯说：“一旦用语言建立起来的主体间性获得了优势……自我就处于了一种人际关系当中，从而能从他者的视角出发作为互动参与者的自我建立联系。”(15)在众多语言交往模式理论中，值得注意的是巴赫金、雅各布森等人在强调语言重要性的同时，还看到了其他符号、承托语言符号的物质载体、交流信息管道等媒介在这一交流过程中的基础地位。西方现代媒介学研究进一步表明，由语言符号、物质载体、传播媒体等构成的传播媒介，不仅是不同主体之间的交流中介，而且建构出了主体间的不同关系。例如，口语媒介要求“叙事者确保此时此刻与听众互动”(16)，“而书写和阅读是孤零零的个人活动，使人的心智回归自身”(17)。也就是说，口语媒介支持主体间的互动关系，而书写媒介和后来的印刷媒介造就了个体化、分割性的主体。不仅如此，书写媒介和印刷媒介还进一步建构出中心/边缘、权威/服从、宣讲/聆听等形式的主体关系。当处于边缘、服从、聆听地位的主体在场域中出现位置变动、资本增值的情况时，就有可能对中心、权威、宣讲主体发起挑战，对抗、冲突、战争就在所难免了。 上述研究说明，现代性文化中形成的分割、孤立的个体主体和绝对主体性并不只停留于形而上的思辨层面，更是经验世界中的文化现实，这种局面的形成与两千多年的书写、印刷媒介主导下的文化建构紧密关联。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因特网为代表，数字媒介犹如风暴席卷了这个时代”，人类走进了“数字媒介社会”。(18)数字媒介的效应是去凝固、去阻隔、去静止、去分割、去边界、去等级、去差异，带来的是主体间真正而切实的交流、互动、联动、融合、合作及其活动中的流动、畅通、生成和一体化，造就出的是“数字现代性”文化主体。“数字现代性”主体的最大特点是主体间在数字化交流平台上可以形成现实而非只停留于观念上的交互性——数字交互性。关于网络建构新型主体问题，马克·波斯特如下说法有一定的启发性： 互联网极大地提高了制造、传播大量文化产品的效率，推进了现代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互联网通过将无线电、电影和电视合并，以及用“助推”(push)技术进行传播来推进最现代的主客体关系。但是互联网突破了印刷模式和广播模式的限制，体现在(1)使多对多交流成为可能；(2)使文化客体的即时性接收、转换和再传播成为可能；(3)使交流行为从国家的岗位和现代性的主权空间关系中脱离出来；(4)提供全球性及时联系；(5)将现代/后现代主体插入联网的信息机器设备。结果就是一个更加完备的后现代主体，或者一个不再是主体的个体，因为它不再像从外部而来似的与世界对面而立，而是作为电路中的一个点在机器中运转。(19) 在波斯特这里，对网络改变主体关系的讨论比较精彩，而主体概念使用得比较模糊。在笔者看来，网络建构的所谓“更加完备的后现代主体”“不再是主体的个体”意味着，原来的现代性孤立、封闭、凝固的个体开始走向合作、开放、流动，并在数字媒介这一存在的“显—隐之域”中结合为一种“数字现代性”主体或“数字交互性主体”。在“数字交互性主体”中，原来的个体化主体不过是前主体或准主体，他们在交流合作活动中进一步提升，从而形成新的合作型主体。 需要强调的是，“数字交互性主体”不仅是就数字媒介语境中文艺活动中作者、读者、传播者等新型合作式文艺生产主体而言的，还包括不同批评主体间形成的新型文艺批评主体。网络文艺批评中“四方合作主体”就是由学者、作者、编者、读者四个准主体(在网络文学批评活动中如此，不影响他们在其他活动中的主体身份和主体性)合作提升而成的数字交互性新型批评主体。这种数字交互性新型批评主体所从事的文艺批评活动即“四方主体合作式批评”模式。如何才能具体形成这种文艺批评模式呢？笔者认为，一方面，学者、作者、编者、读者都应该深刻认识到，在今天印刷文化向数字文化转型时代，自身面对网络文艺时的准主体身份(与其他活动中的主体性不矛盾)以及自身具备的优势和存在的局限，认清单凭每类准主体无法完成网络文艺批评的客观现实。另一方面，各方准主体要收起对抗心态，增强合作意识。在当前的网络文艺批评实践中，各种批评间的斗争、对抗只能成为消解性力量，唯有各方合作才可能走进网络文艺世界，才可能生产出真正的、高质量的批评话语。在具体操作中，各方准主体应确定自身位置、明确分工，建立合作式批评话语生产机制和模式。这种合作式批评话语生产机制和模式具有如下两种典型形态(见图1、图2)。  图1 金字塔形合作式话语生产模式  图2 环形合作式话语生产模式 第一，金字塔形合作式批评话语生产机制和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学者、作者、编者、读者之间形成一个金字塔形的批评结构体。读者处于批评结构体底部的一端，从阅读需要出发，发挥接受力和感悟性强的优势，从事读者批评话语生产；作者处于批评结构体底部的另一端，从创作出发，发挥熟悉创作心理和技巧的优势，从事作者批评话语生产；编者处于批评结构体中间层，利用沟通作者和读者的中介优势，对读者批评话语、作者批评话语进行翻译、加工、整理，形成初级批评话语体系；学者处于批评结构体顶端，利用所掌握的理论和批判思维、逻辑思维优势，对编者提供的初级批评话语做进一步的加工、提升、定型，最后形成成熟的网络文艺批评话语体系。在金字塔形合作式批评模式中，各方准主体尽管所处的位置不同，但并不意味着彼此之间有高低贵贱之别，这种不同只是批评职能上存在着不同。金字塔形合作式批评模式追求的效果是发挥各自优势，形成优势互补和强强联合。 第二，环形合作式批评话语生产机制和模式。这一模式较之于金字塔形模式更趋于平等合作和交互性理想。其中，四方准主体的每一方都可以成为批评起点。例如，以作者批评为起点，此时作者批评家从创作感受出发，解读文本，形成作者批评话语，再将之传递给读者批评家；读者批评家从阅读需要出发，解读文本，对作者批评家的批评文本予以二度创造，形成读者批评话语，再将批评话语传递给编者；编者根据读者需要和阐释，再进行三度加工，形成编者批评话语，并将批评文本传递给学者；学者选择立场进行学理上的提升，形成学术性批评话语形态。然后，学者再将这种批评话语反馈到作者，新一轮的循环重新开始。这个过程的反方向运动也依然成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