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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体化批评在网络文艺批评实践中的冲突与价值消解 围绕着网络文艺，中国当前的四种主体批评形态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呢？法国批评家阿尔贝·蒂博代(A.Thibaudet)曾谈及三种批评，他对于三种批评的具体解释是：“这三种批评，我将称之为有教养者的批评，专业工作者的批评和艺术家的批评。有教养者的批评或自发的批评是由公众来实施的，或者更正确地说，是由公众中那一部分有修养的人和公众的直接代言人来实施的。专业工作者的批评是由专家来完成的，他们的职业就是看书，从这些书中总结出某种共同的理论，使所有的书，不分何时何地，建立起某种联系。艺术家的批评是由作家自己进行的批评，作家对他们的艺术进行一番思索，在车间里研究他们的产品。”⑦他在谈论三种批评的关系时说：“三个之中，几乎没有一个愿意承认另外两个有独立存在的权利。任何一个都不以做一部分为满足，它们都要独霸天下，都要占有批评的全部，都要成为批评的生命。由于这种斗争是三种批评的生命与健康之泉，因此我们不应该为之遗憾，也不应该加以阻止。”⑧类似情况也大致存在于目前中国不同的网络文艺批评种类之间。 在学术体制的支持下，中国当代学者批评已经形成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文艺批评就是专业批评家的专业化行为。在学者批评家看来，上面所提到的批评理论化和专业化不仅不是缺点，而且还是优长。尽管作者有创作经验的支持，编辑(除少数学者兼编辑外)有“近水楼台先得作品”的便利，但他们缺乏文艺批评必要的专业训练和哲学、美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人类学、语言符号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批评理论知识，难以创作出优质批评话语系统。至于网络空间中的网民批评更是等而次之，网民的阅读感受五花八门，那些肤浅而随意的言论更不具备文艺批评的基本品质。但是，在一些作者批评家看来，文艺批评恰恰不需要学者批评所标举的那一套，恰恰是那套专业理论和方法强奸了文学艺术本身。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曾站在作者批评立场上，把作为“女性主义者、非洲中心论者、马克思主义者、受福柯启发的新历史主义者或解构论者”的学者批评家称为“憎恨学派”⑨，认为他们煞有介事的文艺批评不过是远离文艺本身的理论自我演绎，是在使用文学艺术证明这些理论的正确。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更是把学者使用各种理论对文艺作品的阐释看成“智力的过度膨胀”，认为“建立在艺术作品是由诸项内容构成的这种极不可靠的理论基础上的阐释，是对艺术的冒犯”。⑩在今天的多数中国网文作者和网民读者看来，学者批评家并不懂网络文艺，他们那套自以为是的批评观念、批评方法更是对网络文艺的“冒犯”。那些“高大上”的专业批评不仅不适用于野生野长的网络文艺文本和网络文艺活动，还可能会搅扰网络文艺的正常发展。因此，多数网文作者和读者对学者批评更是满怀“憎恨”。在他们看来，即使确实需要网络文艺批评，也只能从网络世界生长出属于自己的批评形式。 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来观照，可以更好地透视出今天中国四种网络文艺批评之间的冲突、纷争关系及其实质。在布迪厄看来，“文学场就是一个遵循自身的运动和变化法则的空间，也就是各种位置间的客观关系结构，为合法性而竞争的个体或集团占据着这些位置”(11)。文艺批评是文艺场中的子场域，与文艺场具有相似的运作特点。在批评场域中，不同“行动者”占据不同的“位置”，持有不同的“资本”，他们为了争夺话语权与合法身份，彼此之间进行着一轮又一轮的斗争。朱国华对中国当代一般性文学批评场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一个理想的文学批评场域应该基于非同一性基础上，以文学批评自主性作为共同遵守的信念。它由专业批评和业余批评所构成。前者包含美学趣味的批评家与学理趣味的批评家，他们处于批评场域的支配位置；后者主要体现为媒介批评，它们代表了他者的向度。这几方面批评构成了多重对话关系，并通过符号斗争即定义文学批评合法性标准的斗争推动场域的健康发展。”(12)显然，网络文艺批评又可以被看作一般文艺批评场的子场域，它在遵循上述一般文艺批评场运作法则的同时，还有自己的特殊表现。 具体说来，中国当代网络文艺批评中的四种主体批评之间的斗争又体现出不同的层次。其中，学者批评和其他三种批评之间的分歧最大，冲突也最剧烈。学者批评是印刷体制的维护者，它企图维持自己曾经的权力地位，企图进一步维护曾经的场域秩序，即突出批评主体的学术地位、专家身份、学术资源，突出批评知识的学术含量、学术规则，提高入门标准和“圈子”意识。而这种局面的掌控直接通过对批评阵地——文学期刊的占领得以实现。在学者批评统治的批评场域中，作者批评被看作是需要的，因为学者批评一定程度上需要从作者批评中获取创作方面的资料，这是学者批评接纳作者批评的原因。但“五四”以来，现代性批评体制建构的一项重要成果就是文艺批评可以独立于文艺创作，可以在文艺理论这一学科范围内进行独立的知识生产，即学者批评可以脱离作者批评独立发展。对作者而言，学者批评家对其创作活动和作品的批评阐释又可以构成重要的“文化资本”。因此，在印刷时代的批评场域中，作者批评被置于学者批评的统治之下。当然，受压制的作者批评对学者批评发起挑战，也是常有的事情，正如上面布鲁姆、桑塔格等人所说的情况。网络读者批评之所以能够勃兴，主要是网络打破了印刷文化体制中专业批评期刊垄断批评话语的局面。读者批评在网络空间中进行了一场重大革命。最初，它体现为网络布告栏(BBs)中的文艺讨论帖子，随后是文艺网站讨论空间的开辟，很快又出现依托各大文艺网站的书评区、专门性批评论坛(如“龙的天空”)、百度贴吧、网文大神或作品粉丝QQ群、微信群、博客、微博，各大文艺期刊微信公众平台中也设置了评论栏等，网络读者批评逐渐发展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众多网民参与的网络文化现象。在这场批评革命中，读者批评由被学者批评拒之门外的“民间批评”，逐渐成长为一个可以向学者批评“叫板”的对手，开始向学者批评发起对话语权、文化资本的争夺。这种争夺的激烈程度，在“韩白之争”“玄幻之争”事件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其他三种批评中，读者批评具有统领性地位，他们的意见和获得点击率具有同一性，作者和编者往往会无条件地遵从。不过，作者和读者之间有时也会有分歧和斗争，极端的例子就是“大神”级作者猫腻和一些读者之间因《择天记》“断更”引起的互骂风波。相对而言，编者往往在作者和读者之间扮演调停者角色。不过，与传统学者批评相比，作者批评、读者批评、编者批评之间的冲突是“人民内部矛盾”，在与前者的对峙中，他们往往能够形成“统一战线”。在最近中国作协等部门召开的各级网络文学研讨会、论坛等活动中，各种批评之间的上述关系得到了典型的展现(读者批评表面上是缺席的，实际上编者和作者成为他们的代言人)。 问题的关键在于，目前这些批评形态之间的斗争少有蒂博代所说的“生命与健康之泉”的价值，也没有展现出中国学者所希望的“健康发展”态势。对于传统时代的学者批评、作家批评、读者自发批评而言，确实“应该把三种批评看作三个方向，而不应该看作固定的范围；应该把它们看作三种活跃的倾向，而不是彼此割裂的格局”(13)。换言之，它们同处于印刷批评范式“格局”之内，体现着印刷批评范式的“三个方向”。它们之间的斗争会在一个平面上有效展开，这种斗争也是对话交流的特殊方式，最终可以转化成有益、有效的批评成果。当下中国网络文艺几种批评形态之间的关系与传统时代完全不同。首先它们分属于不同的范式，即学者批评基本属于印刷批评范式，其他三种批评基本属于网络批评范式。目前，它们之间更多的是在不同层面自说自话，它们的争论往往是“鸡同鸭讲”，很难形成真正有意义的交锋，当然也很难转化出有效、有益的批评成果。作者批评、读者批评、编者批评之间尽管都是在同一范式中进行，但它们之间的同质化倾向十分严重。比如，它们很难在网络文艺的商业属性、欲望叙事、快感机制等问题上出现分歧，当然也就难以在更深的层面展开讨论。它们的矛盾冲突主要体现在写作技巧、战术应用层面，因此也很难产生更有价值的批评成果。 总之，目前中国当代网络文艺批评界的四种主体批评形态中的任何一种独立批评实践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纷争状态，无法对网络文艺现象予以充分有效的阐释和批评。面对蓬勃发展的网络文艺，我们需要探索新的批评范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