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批评家与现代主义文学之恶 批评家作为第三方的定位，有助于我们解决如何面对现代主义文学之恶的问题。《恶的美学历程》一书指出，真正成形的恶的美学是在1800年前后建立的，这是一个旨在将美从宗教和道德等束缚中脱离出来的运动，“从这个角度观察，恶的美学，只要是建筑在艺术自由的纲领上，就是一种现代派的产物，这种现代派从早期浪漫主义开始，以自我反思和对其形式结构的自我评注为标志……恶的美学纲领的目的在于，在非道德的、怪癖的、令人恶心的、丑陋的、变态的和病态的空间里，确定迄今为止人们尚不熟悉的(或者可以给予高期望的)美的飞地”(22)。在这一美学中，“文学能够比其他媒介更好地把恶变成美学的对象”(23)。这里的恶有两层意涵，一层是非道德，一层是反道德。非道德指的是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等现代派文学在追求自身自足性的过程中，都走向了与道德的脱离。而且，在他们的创作中，美不只与道德绝缘，还往往形成对立，这种对立也就顺理成章地推出了恶的美学的第二层意涵：反道德。为了与道德相脱离，文学家们开始刻意地在文学中追求反道德的东西，从而让恶的美学压倒了道德。 从列维纳斯“为他者”的伦理学标准出发，这种文学不只是一种表现恶的文学，它本身就是“恶的”。因为这种文学只追求自身的自足，所谓的为艺术而艺术，不只包括审美主义内涵，还包括一种自我主义。在这种自我主义的统领下，文学不再能脱离本身，文学即是其本身，也只关心其本身，这种自我中心主义的态度，恰恰是“为他者”的伦理所要反对的。这也是列维纳斯对于现代主义文学的态度。在《现实及其阴影》一文中他将现代主义文学视为是一种与他者隔绝的偶像崇拜，它不能真正向他者和他人言说，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就是恶的。哪怕在这里，这种恶身披一种“中性”的装束。所谓的“中性”，体现在美学上，就是康德所谓的无功利性。这一美学观点后来被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等文学流派所征用，而抛弃了它在康德那里本来具有的“和谐”“合目的性”等准道德内涵，是以这种中性就变成了一种非道德。这种非道德在很多美学家和艺术家看来是一种“超道德”。这种非道德和超道德最终会演化为以一种“反道德”的方式来超道德，因此说到底，它还是站在了道德的反面。 不过，尽管现代主义文学与恶有着如此无法切割的关联，笔者却并不认同那种由于其在道德和公共维度上的缺失，就通过一种道德主义态度(24)对其进行全盘否定的做法。现代主义文学尽管离经叛道，但却依旧归属于文学史演进的脉络中，在这条脉络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从观念到形式都是在对此前文学风格的扬弃中发展的，回顾这条脉络，我们也能更深切地感受到其比起此前文学的进步之处。尤其是就形式而言，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等创作理念和手法，都实现了一次次美学爆破。因此如果在今天还用一种简单的道德主义或启蒙标准来评判这些现代主义文学作品，是落后而片面的。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这种公共价值的缺乏，不但使得现代主义文学无法与现实更好的交融，对现实发声，同时这种自足化和精英化的倾向还导致其自身走向衰微，并由之遭致了大众文化的冲击。面对这一困境，我们必须寻求一条新的致思路径，来弥合现代文学在自身价值和公共价值上漫长的二元对立。只有重新为现代主义文学与现实和公共世界之间建立关联，才能保证其不会越来越龟缩于自身，直至消失；也只有这样，真正的文学精神才能够回应整个当代大众娱乐文化的强烈冲击。 作为第三方之批评家的出场，将是回应此问题的一条重要路径。对于这一点，列维纳斯本人早已阐述过。他认为批评承担着将现代主义文学和艺术那“非人性精神和倒错与人类生活并在一起”的责任(25)，这样一来，他实际上就通过批评为文学在自足性追求和伦理责任之间找到了一条中和之道。前面已经说过，作为第三方的批评家在这一批评实践中承担的是一种类似于法官的任务，也即判断的义务(法官“judge”和审美判断力“judgement”本就字从同源)。在行使这一职责时，他当然应当做到尽量公正客观，但这并不代表批评家在这里扮演的只是一个冷静甚至冷漠的判官角色，相反，我们都知道，如果没有一定的共情和投入，批评是无法真正完成的。共情和投入本质上已经是一种伦理行为，而且，之于现代主义文学而言，其恶的品质，还将使得批评家对其的投入和将其并入现实生活的尝试更像是一种献身和斗争。批评家需要潜入到那恶的最深处，去成为读者们的“替代”，这里的替代不代表简单的为读者而阅读，而是代表为读者去受难，去与恶面对。在“替代”中，在直面恶时，批评家将它们与善接通，让阳光洒到文学的晦暗之地。 以著名的犹太批评家特里林为例。众所周知，20世纪是现代主义文学高度发展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兴起的诸多现代派文学一方面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另一方面则更加缺少公共性，其中的道德教益几乎荡然无存，有的描写甚至还有“反道德”甚至非人的嫌疑，而20世纪人类的道德状况比起以往更是令人堪忧。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将文学与道德、公共生活和人性重新连接起来就成了批评家所面临的重要难题。 面对这一困境，特里林找到了“知性”作为过渡来重新勾连文学和道德(26)。所谓知性，在特里林那里，大致的意思是理性、理智；更准确地说，它指涉一种理性的判断力，故此在谈论阿诺德时，他提到一个现代的社会成员应当“以理性作为判断的标准，用批判的精神来观察真理”(27)。然而，如果知性即意味着理性的话，那么现代文学恰恰是反知性的，像特里林自己说的，自从浪漫主义时代以来，人们就一直渴望逃离由肯定性与常识构成的世界，也即逃离理性。这相当于进一步宣判了现代文学与理性和道德的离异，现代文学最大的特点恰恰在于，“它发现了非道德力量，并使之成为经典”(28)。因此，知性肯定不只是一种简单的理性，也不是一种简单的道德，否则它就无法回应当下的文学现状，那它到底是什么呢?特里林的著作《知性乃道德职责》全书都在对此作出解释，但我认为他在论述乔伊斯时给出了最佳的答案。一方面，乔伊斯是20世纪公认的文学巨擘，但另一方面，其名著《尤利西斯》从诞生伊始，就因其众多“不道德”的描写，备受争议，四处被禁。我们从《尤利西斯》上，是不可能得到道德教益的，它所带给我们更多的是迷惘和不适。即便在生活中，乔伊斯是个极为乖张怪诞之人，在给妻子的书信中，他也在实践着他那邪恶而淫秽的趣味：“如果我说我喜欢看着你那女孩般雪白的臀部排出棕色的污物，你会感到不愉快吗?”(29) 对于乔伊斯的这种“变态”，特里林给出了一种宽容的解释，认为这是乔伊斯希望赤裸裸地占有妻子的灵魂，同时也让妻子以同样的方式占有他的灵魂，而超越最大限度的人类的可能性，“实现程度最为全面的人性”。这其实也是众多现代文学的追求，现代文学中所描写的那些“地狱”和“深渊”向读者们呼告：“如果你们思考一下我到底有多深，谷底隐藏着何等骇人的野兽，你们就会觉得我能让人产生兴奋感。记住，有关我的知识能对你们成为完整或全面的人提供实质性的益处。”(30)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现代文学这种对于完满之人性的追求，也有走向“非人”的风险，也即从追求人性完整，最终“过渡到超越并否定人性的境界”(31)。所幸的是，尽管充满诱惑，乔伊斯却没有跨出这危险的一步，所以他没有把那些淫秽的幻想加给小说中的青年艺术家，圣徒般的斯蒂芬·代达罗斯，而是加在了庸常的中年小人物布鲁姆身上，这就保住了小说的人性形象(32)。 至此，知性的另一个面相也就昭然若揭了，它代表的是一种人性的完满，这种人性的完满，正是道德之基础和职责。而文学在这其中的位置也一目了然，知性乃道德之职责，文学乃知性之职责，这种过渡，既保全了文学的公共性，也维护了文学的独立性。作为第三方的批评家在自我和他者之间的过渡和中介性质，正好也与知性在非理性和理性(道德)之间的中介和过渡性质相一致。批评家亦是这种知性最主要的保有者和执行者，因为作者并不直接承担公共责任，其作品的公共价值或伦理内涵正是由批评家通过一种知性的视角发掘出来的，一如特里林对乔伊斯的批评。在更具体的操作层面，特里林的批评方法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还在于：其一，他没有用一种道德规定性来评判或“指导”文学，而是从文学中通过反思性的判断力寻觅到道德价值、伦理意蕴和传统的踪迹。这种反思性的判断力正是康德所定义的审美判断力，而我们知道，康德早就试图以判断力为中介来沟通不同的认识能力，在这个意义上，特里林可谓一个康德主义者，而那些用道德等外在准则来粗暴规定、评判文学的批评家却没有领会到审美判断力的真意。其二，特里林对乔伊斯的批评所采取的是一种尊重他者的态度：首先是抱着一种同情的态度和善良意志来理解乔伊斯，脱离世俗的观念和看法来理解这位天才的迥异之处；其次则是在充分进行文本细读和考察的基础上，通过自己渊博的学识，深刻的洞察力和敏锐的感受力，来将作品逐渐位移到公共生活和人文传统中。这恐怕就是一种列维纳斯所期待的典范式批评(33)，在其中，批评家就是第三方，他既把作品和作者当作他者，也把读者们所构成和身处的整个公共世界当作他者，并在二者之间怀抱一种“为他者”的态度而穿梭和编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