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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方学术史中的巴赫金研究 将巴赫金置于俄苏和欧美的文学和文化理论的学术史中展开研究成为新世纪中国巴赫金研究较为突出的一个特点，中国学者围绕巴赫金与俄罗斯文艺思想的渊源、与法国理论、与英美文化理论以及与德国传统等方面展开研究，但冷热不均，成果亦不均衡。 1.从斯拉夫学术传统到洛特曼符号学派：巴赫金与俄罗斯文艺思想渊源 巴赫金思想有其本土学术背景，深受来自斯拉夫学术传统的影响。在“巴赫金小组”时期，巴赫金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俄国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交锋的影响，此后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的先驱洛特曼也与巴赫金符号学理论相互之间的共通性。 季明举从巴赫金的传奇经历出发探讨了巴赫金理论与斯拉夫学术传统的密切关系：巴赫金的对话主义哲学、“狂欢化”理论诞生于富有“杂语”氛围的小组结社并遵从斯拉夫主义哲学人类学传统。巴赫金理论具有丰富的俄国“人民性”文化价值，与东正教“团契”原则相契合，其根本宗旨在于呵护人类的行为主体性和生命完整性。(14) 巴赫金与俄国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究竟是何关系?前者被巴赫金视为“最好的对手”，批判的同时对其思想的合理性予以了继承；后者在“巴赫金小组”时期体现得最为明显，但巴赫金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却众说纷纭。董晓和范文俊着重分析了巴赫金对俄国形式主义的批判，认为巴赫金通过对俄国形式主义的“批评的对话”，达到了对作品“文学性”更深刻的揭示。凌建侯和张冰分别从哲学语言学和学术史的角度探讨了巴赫金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之间的相互关联，认为其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因素。而杨建刚则站在整个西方文论思潮的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话的大背景下，考察了巴赫金是如何通过同时与双方对话来确立自己的学术立场和方法的。(15) 洛特曼符号学派和巴赫金符号学理论之间有着相通性。张杰、赵晓彬、王燕子、李薇、张祎等人均围绕两者的关系展开分析，张杰认为二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殊途同归，共同走向社会化系统。而赵晓彬则认为两者异大于同，在世界观、宗教信仰、哲学思想上都存很大的差异，在符号学的时空论和对话论上也明显不同。王燕子则关注两者之间的互动与应答，两者在文本内外形成了广泛的开放性对话。(16) 2.在结构主义转向后结构主义的关节点上：巴赫金与法国理论 巴赫金与法国理论之间的渊源成为英法背景的中国学者最关心的学术史问题。这不仅仅因为克里斯蒂娃是正式向法国学界介绍巴赫金的第一人，更主要的是其受巴赫金理论的启发而发展出来的互文性理论成为法国结构主义转向后结构主义的重要标志。也正是因为如此，对这一段学术史表示出深厚兴趣的，首先便是研究克里斯蒂娃的中国学者，如罗婷、秦海鹰、孙秀丽等。在《克里斯特瓦的诗学研究》一书的第二章中，罗婷辨析了克里斯蒂娃在其早期的符号学和文本研究中所受巴赫金的影响，认为其对语言的异质性层面和文本的对话原则、复调结构和互文本的生成过程等诸多思想都来自巴赫金的启发。秦海鹰对两者关系的理解更加深入一些，她认为“互文性概念的提出并不是为了更准确地阐释巴赫金，而是为了给当时已经陷入困境的法国结构主义文论寻找出路，即超越索绪尔结构语言学和俄国形式主义诗学，走向一条更为宽泛的后结构主义文论。”因此，克里斯蒂娃改造了巴赫金的“互主体性”，使之变为“互文性”理论。她还注意到托多洛夫将“互文性”理解为对话原则。曾军则从克里斯蒂娃整个学术历程的角度清理了其不同时期学术思想中的巴赫金因素，除更为细致地讨论克里斯蒂娃早期对巴赫金的介绍和改造之外，他进一步分析了1970年代之后“过程主体”的思想是与巴赫金的关联，以及以“多元逻辑”和“边界/门槛”为代表的带有后现代主义气息的文学和文化理论。(17) 此外，黄晞耘通过学术思想文献的清理，还发现在罗兰·巴特思想的转捩点中，克里斯蒂娃对巴赫金的介绍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张卫东也分析了两者符号学思想的殊途同归中的解构与颠覆。(18) 3.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巴赫金与英美文化理论 巴赫金的著作在20世纪60年代翻译到英国之后，在一批英国新左派学者那里产生了共鸣。雷蒙·威廉斯、斯图尔特·霍尔、伊格尔顿以及伯明翰学派的部分成员，都从不同角度展开了对巴赫金的接受。对此，陆道夫、曾军、王建刚等都从不同角度展开了研究。陆道夫较早地从伯明翰文化研究的角度揭示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当代意义。在他的《狂欢理论与约翰·菲斯克的大众文化研究》一文中，他发现，狂欢节作为一种文化模式，至今仍然深深地影响着大众文化，约翰·费斯克将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与福柯的权力理论相结构，剖析了美国大众文化中隐含的各种权力关系和政治力量。而王军则进一步发现，约翰·费斯克对巴赫金狂欢理论的运用存在着误读和有意的变形，他用“大众”替代了狂欢中“人群”的含义，使人群的乌托邦行为变成了庸俗的大众行为。曾军则全面清理了伯明翰学派对巴赫金理论的接受，从1970年代雷蒙·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到20世纪70年代末伯明翰学派“语言和意识形态研究小组”对“巴赫金小组”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研读以及托尼·本内特在《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对巴赫金理论的探讨；到了20世纪80年代，则是斯塔利布拉斯和阿伦·怀特的《越轨的政治学和诗学》中将巴赫金式的“狂欢”引入福柯式的“越轨”和约翰·费斯克在大众文化中对巴赫金“狂欢”和福柯“权力”的结合；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斯图尔特·霍尔则试图用巴赫金的“狂欢”来取代马克思式的“革命”，成为理解当代文化的“转型的隐喻”。此外，与伯明翰学派同期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伊格尔顿与巴赫金的关系也受到关注。王建刚认为伊格尔顿是后巴赫金时代文化研究的主要代表；而曾军则发现，伊格尔顿对巴赫金的接受经历了“从苏联语文学家到后现代学术明星”的演变。(19) 此外，吴菁还讨论了巴赫金理论对妇女研究的启示，贺玉高从巴赫金的视角反思了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的杂交性理论，体现了后现代文化理论与巴赫金理论之间广泛的契合性日益引起中国学者的重视。(20) 4.巴赫金与德国传统 巴赫金与德国传统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新康德主义对巴赫金早期哲学美学的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但是，中国学者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还很不深入。目前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篇讨论巴赫金与席勒美学的比较以及巴赫金与哈贝马斯交往理论之间关系的论文。如曾军探讨了巴赫金对席勒讽刺观的继承与发展问题，并以此讨论巴赫金笑论的美学史意义，而梅兰则探讨了席勒的审美教育思想与巴赫金狂欢化思想之间的异同。(21)邱戈、曾军、谭芳等分别围绕哈贝马斯与巴赫金的对话思想、审美交往以及语言观的异同展开了讨论。(22)但总的看来，这方面的研究大多还只是浅尝辄止，未及深化。 从总体上看，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巴赫金研究呈现出将巴赫金置于当代西方文论思潮的多元文化背景之中展开的宏大格局；在就巴赫金对话主义、复调、狂欢及时空体等诸多理论的研究中，中国学者不再仅仅满足于译介与阐释，也体现出了“赞同与反对”的主体性立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