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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西方文论于20世纪初和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中国经历了两次历史语境的转变。从具体的历史语境来考察，西方文论有其历史贡献，主要表现在观念更新、思维拓展、关注文学自身三个方面。西方文论也有不足，20世纪初由于西方文论在中国发展不充分，其不足还没有暴露出来就让位于马克思主义文论，20世纪80年代后的西方文论，其不足主要有二：一是某种理论在逻辑自恰的同时又显得偏执；二是理论更迭频繁，难以消化吸收。西方文论与中国语境既有相互阻隔的地方，也有相互贯通之处。 关 键 词：西方文论/中国文论/文艺理论研究 作者简介：江守义，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3 江守义(1972- )，男，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从事叙事学和现代文学批评研究。 中国语境，不是一个泛泛而谈的概念，而是具体的历史语境。就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历史语境而言，20世纪至少有两个不同的中国语境：一是20世纪初，二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20世纪初的西方文论是伴随着西方文学被介绍进国内的。据施蛰存统计，1907年的翻译小说有80种，1911年的翻译小说多达400种，远远超出当时创作小说的数量，是“介绍外国文学最旺盛的时期”[1]。伴随文学而来的是西方文论思想的涌入：1914年，黄远生在《小说月报》第1、2号上发表《新剧杂论》，试图系统地将西方戏剧理论介绍给中国；在陈独秀倡导“文学革命”时，他心中理想的文学也是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文学。“五四”以后，欧洲文论的三大思潮(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被引入中国，陈独秀、茅盾等人对现实主义的重视、创造社对浪漫主义的青睐，周作人、李金发等对现代主义的介绍，都使“五四”之后的文学观念具有了浓厚的西方文论色彩。 但在当时的语境中，西方文论在文论界也只能算是异军突起，中国传统文化仍有着强大的影响力。虽然“五四”呼喊“打倒孔家店”，但是新儒家仍然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来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且成就斐然。与此同时，学界对古代文论的系统研究也颇有建树。如1927年陈钟凡出版了《中国文学批评史》，1934年方孝岳完成了《中国文学批评》，郭绍虞完成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罗根泽出版了《中国文学批评史》，1939年朱维之出版了《中国文艺思潮史略》……今天回过头来看，30年代的古代文论成就实在超过了当时西方文论的成就。这说明“五四”虽然以民主和科学等西方观念为号召，但在文论方面，研究者并没有忘记中国的文学传统，而是脚踏实地地开辟了一个新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领域。即使是朱维之带有西方色彩的“思潮史略”，其重心也落在“中国文艺”上。 从新中国成立到80年代初，俄苏文论的强大影响使以反映论为基础的强调阶级属性的文论在中国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在此期间，西方文论在中国文论中基本上是缺席的。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门的打开，西方诸多文学观念纷纷涌进中国，1985年更是被称为“方法论”年：结构主义、意识流、精神分析、新批评等西方形形色色的文论研究方法，潮水般被介绍进来，在国内迅速掀起了一股研究西方文论的热潮，从而使西方文论占据了中国文论界的主导地位，而且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1世纪。 这股研究西方文论的热潮使西方文论在文论界处于主流话语地位，似乎西方有什么理论，中国如果没有回应，就是文论界的过失。这和20世纪早期对西方文论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反差。20世纪早期，引进西方文论主要是为了文学革命，而进行文学革命是为了解放思想。也就是说，引进西方文论还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思想解放和国家建设。而80年代则出现了很多盲目跟风的现象，有些时候甚至是为了西方而西方。西方文论的引进，固然可以拓宽我们的视野，加深我们对文学现象的认识，但在这股热潮中，我们对西方文论的译介、应用有余，对其研究和反思不足。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西方文论的引进主要表现在译介和应用两个方面。在译介方面，以几套大型丛书为主。如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二十世纪欧美文论丛书”“当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的“外国文艺理论研究资料丛书”，李泽厚的“美学译文丛书”，以及“西方文艺思潮论丛”等等。此外，伍蠡甫、胡经之的三卷本《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在高校中影响巨大。在应用方面，很多西方文论作为研究方法，被学人加以运用。以结构主义叙事学为例，陈平原的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以中国文学传统和晚清、“五四”的小说状况为根基，借鉴了托多洛夫的叙事理论，从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叙事结构三个方面“把纯形式的叙事学研究与注意文化背景的小说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2]，开大陆学者应用叙事理论以成专著之先河。至于单篇论文的运用，情况则颇为繁杂，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结构主义叙事理论的介绍和应用。如李赜的《小说叙述视点研究》在借鉴托多洛夫对视角分类的基础上，对视角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类，但总体上看，搬用的痕迹很明显。二是以结构主义叙事理论为依托，针对叙事中的具体理论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如彭建明的《叙述类型与展开方式》就系统介绍了叙述的类型和叙述的展开方式。三是以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为参照，又不完全依托于结构主义叙事学，对叙事的理论问题发表展开讨论。如何龙的《小说的叙述结构——探索中的小说叙述艺术》对叙述时间，叙述的点、线、面问题和叙述结构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四是运用叙事理论来分析具体作家作品。其中有分析西方作家作品的，如易丹的《〈尤利西斯〉与勋伯格——关于叙述形式的几点思考》等；有分析中国古代作品的，如王增恂的《〈史记〉的叙述人问题和时空问题——从西方叙事学理论看〈史记〉的文学价值》等；还有分析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的，如谭君强的《论鲁迅〈狂人日记〉中的距离控制》等。五是运用叙事学方法来分析某一时期或某一类型的小说，如孟悦的《视角问题与“五四”小说的现代化》等。 从这些译介和应用成果可以看出，国内学界对西方文论的研究和反思是明显不足的。因此，有必要就此展开论述，这也是中国文论建设的需要。 今天回过头来看，中国学界对西方文论研究的历史贡献是不容抹杀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开阔了视野，推动了文艺观念的更新。20世纪初的西方文论研究，一反中国传统的漫谈的、感悟式的诗话路径，给中国学界带来了系统的、讲究逻辑的理论学说，这大大开阔了学界的视野，让人看到了诗话路径之外的文论魅力，促进了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转型。例如，王国维既有用西方理论来解读中国文学的《红楼梦评论》，又有将西方理论化入中国传统诗话的《人间词话》，并在《宋元戏曲考》中确立了著名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念，这些“解读”“化入”“确立”，都立足于文学本身的特性，滋生了文学的审美主义观念。此后，京派批评家的文学批评使审美主义成为当时文论界的一个重要现象。例如，朱光潜对克罗齐“直觉说”的推崇、梁宗岱对瓦莱里“象征理论”的追寻、李健吾对印象批评的发挥，都延续了王国维开创的审美主义路径，给中国的文论建设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与此同时，梁启超受日本翻译西洋小说有利于明治维新的启发，对小说情有独钟，尤其是对“自泰西人始”[3]的政治小说极为用心，认为小说“寄托书中之人物，以写自己之政见”[4]，进而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著名的“小说界革命”的主张。梁启超提倡文学的功利主义与传统的“文以载道”有所区别：“文以载道”的重心在“道”，“文”只是一个工具和载体；而文学的功利主义则立足于文学自身，从做好文学出发，来发挥文学的社会功用。此后周扬等人提倡文学的革命性，虽然是借鉴苏联文论经验而来，但就强调文学功利性而言，可以说和梁启超并无二致。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论观念更新，是中国文学在经历了长期的文学阶级论之后，由于国门打开带来了新的视野的产物。在这一时期，学界关注了众多形形色色的西方文学理论，包括精神分析、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新批评、接受美学等等。其总体特点是回归文学自身，对文本进行分析，而不再像过去那样只关注文学的社会历史内容和阶级属性，这也可以认为是对王国维以来的文学审美主义的回应。但由于流派纷呈、方法多样，审美主义对美的追寻让位于对具体流派和方法的理解和运用。换言之，王国维对西方文论的吸收主要用来分析中国文学，而80年代由于西方文论流派众多、思想各异，弄懂这些文论思想本身就很有难度，因此在一定时期内就形成了为研究而研究的局面。 2.打破固定的思维模式，多维度拓展理论思维。20世纪初的西方文论研究令传统的感悟式思维受到挑战，那种讲究逻辑的、甚至是科学的思维方式让研究者可以多维度拓展理论思维，可以在文学研究中融进进化论、二元对立等思维方式。例如，王国维对叔本华的借重，胡适对进化论的挪用，都对传统的思维方式形成了冲击，促进了文学理论的发展。80年代以来的西方文论研究，在反映论、阶级论定于一尊的学术语境中，让人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从文学的“外部研究”转向文学的“内部研究”。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将传记研究、文学社会学、文学心理学以及文学思想等称为文学的“外部研究”，这些“外部研究”是我们所熟悉的；我们不熟悉的是作品的存在方式、文体、意象、象征、文学类型等“内部研究”。这提醒我们：文学研究不仅仅是文学内容反映了什么、文学作品中体现了什么样的阶级思想等问题，文学研究还可以从文学语言的组织、结构的安排、意象的运用等角度展开。这既是研究方向上的变化，也是思维上的更新，提醒我们考虑问题时不能一味按照已有的方式进行。 其次，反本质主义。“本质主义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在本体论上，它不是假定事物具有一定的、可以变化的‘本质’，而是假定事物具有超历史的、永恒不变的普遍/绝对本质……在认识论上，本质主义坚信人只要掌握了科学的、理性的分析方法，就可以获得绝对正确的对于本质的认识。”[5]随着解构主义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瓦解，文论界对本质主义表现出深刻的怀疑。伴随新历史主义的兴起，人们不再笼统地谈论文学问题，而是关注问题的历史性、具体性。反本质主义自身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反本质主义对我们既有的思维方式形成了颠覆性的冲击。 最后，众多西方理论流派多维度拓展了国内研究者的理论思维。俄国形式主义强调文学的特性在于“陌生化”带来的“文学性”，结构主义强调文学叙事的结构功能，新批评对文本的“细读”，接受美学对“读者”的重视……这些理论自身的严密体系从不同角度开阔了我们的视野，训练了我们的理论思维。此外，这些流派中某些理论还具有较强的哲学色彩。比如“审美意向性”问题就是一个和现象学有着密切关系的问题。现象学讲究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意向性就存在于主体、客体的关系之中，一方面它是主体意识的指向性，另一方面这一指向性又是客体投射出来的，意向性因此成为意识对被意指对象自身的给予的指向性。虽然问题复杂难解，但对这样的理论问题进行思考时，必然会使研究者思维的缜密性得到提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