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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文学自身问题予以关注。20世纪初的西方文论研究，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这些文学流派重在描写现实、抒发情感、选择意象，这些不同的文学创作手法，和我们传统的侧重于作家和作品关系的“言志”“缘情”相比较，实际上是深入到文学内部来思考如何进行文学创作的问题。也就是说，西方文论促使我们对文学的认识深化到了体裁内部。陈钧引西方“小说者，人生之蒸馏”的说法，指出小说家要有“选择”和“修缮”两种能力。前者“绘物言理，属辞比事”，后者“精心结撰，工力深行”[6]，从而深入到小说肌理来谈创作问题；梁宗岱受瓦莱里的影响提倡“纯诗”，要求在诗中要“把情绪和观念化炼到音乐与色彩不可分辨的程度”[7]。80年代后“向内转”的研究路径，则使文学本身的问题凸显出来。此前强调反映论、阶级论的文论研究模式，其实是研究文学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而西方文论的引进，对中国文论的冲击主要在于其“向内转”的倾向，即研究文学内部的组织构造问题。对文学研究而言，“向内转”触及文学自身的特性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以前的反映论、阶级论，并不是文学自身的问题，因为很多非文学的东西也可以从反映论、阶级论角度加以分析。关注到文学自身的特性，对文学研究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这方面，韦勒克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他在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中提出文学有“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之分，明确了作品的存在方式、文体、意象、文学类型等问题属于文学的“内部研究”，而我们此前关注的文学和社会的关系，文学的思想等问题则属于文学的“外部研究”。他还提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三分法，也受到广泛认同。随着朱光潜、杨周翰、张隆溪等人的介绍，随着钱钟书将其文学观念和中国传统文论进行比较，随着他的著作的大量翻译和国内对其研究的日益增多，韦勒克对国内的文论研究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 西方文论在中国文论建设中固然有其历史贡献，但也有不足。20世纪初的西方文论研究，由于历史的原因，启蒙让位于救亡，对西方文论的研究并没有深入下去。而现实主义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和苏联批判现实主义的强大影响，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由此也带来了强调阶级属性的文论，但这些主要是俄苏文论影响的结果。换言之，20世纪初的西方文论研究由于浅尝辄止，在开启了我们的视野之后，其缺点还没有充分暴露就淡出了历史舞台。因此，本文谈及的西方文论的不足以及由此而来的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的关系，需要放置到80年代以后的文论语境中来思考。 80年代以后的西方文论，其不足主要有两点：其一，每种理论在逻辑上能自洽，但和其他理论相比较，又显得偏执。例如，俄国形式主义强调“文学性”和“陌生化”，指出文学之所以是文学，不是因为它反映社会(所有的社会科学都反映社会)，也不是因为它反映人生(所有的人文科学都反映人生)，而是因为它具有“文学性”。如何才能有“文学性”?形式主义者求助于“陌生化”，认为这种与“自动化”不一样的反常化描写会成就文学的“文学性”。应该说，俄国形式主义通过“文学性”和“陌生化”，为文学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东西。但是将这种理论成就放在当下的语境下来考察，就会发现它的偏颇。当年，为纠正俄国历史主义和学院派研究的不足，俄国形式主义应运而生。但只要和圣伯夫的传记批评一比较，就会发现俄国形式主义同样也存在问题。这些“文学性”“陌生化”究竟如何产生?难道真的如俄国形式主义所言，是按照一套固定的“程序”形成的吗?如果是按照“程序”形成的，为什么不同的作者又会有不同程度的“文学性”和“陌生化”呢?这说明，俄国形式主义为了强调文本的形式特征，忽视了这些形式的源头问题，即不同的人为什么会创造出不同的形式。 80年代以来，我们对西方文论已经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我们对西方文论的理解必须超越简单的介绍和应用，要对其加以理性的反思。要全面理解某一西方文论，知其然，然后知其所以然；知其不足，然后知其所以不足。几乎每一种西方文论都有和俄国形式主义类似的问题，为了突出自己的尖锐性和先锋性，往往漠视或排斥和自己主张不一样的观点，这使得很多理论不够通达，显得偏执，这也是我们往往对理论时效性的关注多过对理论本身的关注的原因。 其二，理论出现过于频繁，往往是一种理论接着一种理论，很多理论还没有来得及消化吸收就出现了新的理论。多种理论并存的局面本来是好事，但太多理论并存会令人眼花缭乱，难以沉下心来对某种理论加以研究。三十年来，各种西方文论在中国都匆遽地翻演了一遍，由于短时间内接受了形态各异的理论，我们很难完全消化吸收，匆遽的翻演往往以牺牲质量为代价。这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某些理论刻意针对此前的某种理论而来，如解构主义对结构主义。有些人连结构主义还没有弄明白，又转到解构主义上去，这容易在学界形成一股跟风潮流，不利于踏踏实实的研究。前些年，经常会看到报刊上有“后现代主义”“后后现代主义”的说法，这些说法都与“现代主义”有关，但又不能归纳出其各自的特点，只好用“后”“后后”来称呼。如果说，“后现代主义”体现出了“现代主义之后”的特点，“后后现代主义”体现出“后现代主义之后”的特点，那么这两个“之后”的特点肯定有所不同，研究者不能概括出这些“不同”究竟在什么地方，这说明研究者自己的认识是模糊的。第二，有些理论的出现暗含对此前某种理论的纠偏，但我们未必完全了解这些理论背景，这就给我们的理解带来一些麻烦。例如，芝加哥学派的修辞批评，从表面上看是亚里士多德修辞学在20世纪中期复兴的产物，它强调修辞的技巧及其伦理意义，是芝加哥学派被视作保守主义的理由。但芝加哥学派之所以强调修辞的意义，还有一个用心，即对耶鲁学派的新批评进行纠偏。新批评几十年来在美国高校几乎一统天下，烦琐的文本分析让人生厌。在芝加哥学派看来，文学带来的首先固然是人们对作品的感受，但作品的价值还在于其中蕴含的道德内涵。芝加哥学派强调修辞，主张从作品的具体修辞技巧出发，这和新批评类似；但又不局限于技巧，而是寻找技巧背后的意义(修辞意义或伦理意义)，这又冲击了新批评。芝加哥学派和耶鲁学派并行过一段时间，如果不了解芝加哥学派针对耶鲁学派的用意，我们看到的就仅仅是两种理论各行其是的表象，令人无所适从。 从中国语境看西方文论，还有一个问题无法回避，即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的沟通问题。就这一点看，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有“隔”的一面，也有“通”的一面。 “隔”的原因主要在于西方文论和中国文论的出发点不同。20世纪的西方文论从总体上看与语言学转向和社会需要有关。随着索绪尔的语言学转向，对语言学内部规律的探讨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相应地对文学内部规律的探讨也逐渐增多，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新批评等理论的出现均与此有关。和西方文论强调“言”的重要性不同，中国传统文论更强调“意”，注重的是“得意妄言”。同样是从文本出发，西方文论重视的是文本中语言形式层面的东西(相当于英伽登所说的“字音”“意义单元”和“图式化方面”)，中国文论重视的则是形式背后的意义(相当于英伽登所说的“被再现客体”和“形而上意义蕴”)。这就要求我们在借用西方形式主义文论研究“言—意”关系时，更要照顾到中国文学重“意”的特点，不能只关注语言层面的东西，还应该关注意义层面的东西。也就是说，即使是揭示文学内部规律的形式主义文论，在中国语境下，作为一种方法，可以被接受，但不能生搬硬套。中国强大的“文以载道”传统，使文论更倾向于关注文学背后的社会意义，倾向于关注文学和现实人生的内在联系，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以此衡量，西方的某些理论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传统，像新小说理论这样的极端文论思想，实在不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 由于“隔”，我们对西方文论中某些问题的理解可能会存在偏差。巴特在谈到“作者之死”时曾说过一句话：“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8]512有学者指出，对这句话的理解，有两种误解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巴特尽管从前门驱离了主体性作者，却又从后门迎进了交互主体性读者；而在另一种观点看来，巴特俨然就是接受理论大师和读者中心时代到来的‘风向标’。”这两种观点都将读者看成是一个阅读主体或接受主体，这符合我们的习惯，是中国语境下的自然反应。但问题是巴特认为只有语言才是真正的主体，“读者”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实指”而是“虚指”，“指的是由他所主张的‘新写作’即语言的‘不及物’活动或‘能指链’围绕被悬置的‘所指’而形成的文本空间”[9]。之所以将巴特虚指的文本空间看成是实指的读者，主要原因就在于巴特从语言出发来思考问题所进行的表述实在不符合中国文论的习惯。 西方文论在当前文论界占据主导地位，除了它观点新奇多样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和中国传统文论有“通”的一面，即理论与批评的一体化倾向，这是20世纪的西方文论暗合中国文化传统的地方。西方“向内”的形式主义文论或“向外”的文化批评，都是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或现象分析来体现理论的，由此形成了理论与批评的一体化倾向。有学者指出，20世纪西方文论中，“有一片‘理论’与‘批评’混沌一体的交叉地带，这就是‘理论’与‘批评’共生一体的地带，即批评理论与理论批评共生一体的地带……正是这个‘共生带’，出现了20世纪文学研究的奇观：一个又一个标新立异的批评理论轮番登场，形成了20世纪文学理论的主潮；一个又一个新理论、新流派的产生，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引发了文学研究的一次又一次的革命。”[10]这种理论与批评的一体化，与中国传统文论有类似之处。古代文论的大多数篇章都不是纯粹的理论分析，而是针对具体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批评，纯粹的理论分析不符合中国的诗性思维的要求。因此，古代文论中有很多“诗话”“词话”，对诗词的理论总结通过对具体诗词的评论显示出来；小说理论也是通过相对散漫的“评点”来完成，“评点”首先是对具体小说的“点评”，其次才是从“点评”中实现理论总结。这些都说明，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是一体两面的，无法截然分开。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文论给我们的启示是：建设理论可以通过批评来进行。基于此，有学者指出：“在通往诗学的道路上批评优先。”[11] 总之，我们要从具体的历史语境来分析考察西方文论，对西方文论的成就和不足都要有清醒的认识。我们不能一味跟在西方后面跑，而要将西方文论中有益的东西拿来为我们所用，剔除西方文论中于我们不合拍的东西，这样我们才能建设自己的文论，和西方文论进行平等对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