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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巴赫金思想研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 中国的巴赫金研究发端于“复调小说”理论的研究，与之相关的是一场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争论；随后，围绕其时空体、小说叙述等相关理论的研究，推动了中国当代形式美学的发展；进入90年代之后，开启了走向后现代文化诗学的巴赫金研究。③新世纪中国巴赫金研究的起点是建立在1998年出版的《巴赫金全集》(前六卷)的中译本基础之上的。因此，对巴赫金思想全面深入的探讨成为新世纪15年有别于前20年的重要特点。 1.巴赫金思想体系研究初步形成共识 巴赫金思想是否具有体系性，是否具有一致性以及不同理论著作之间的关联性?这是全面认识巴赫金思想绕不开的问题。最早对巴赫金思想进行整体性思考的，是钱中文。在他为《巴赫金全集》所做的《理论是可以常青的——论巴赫金的意义》序文中，钱中文分别从“巴赫金的被三次发现”“一些论著的著作权问题”“从伦理哲学到哲学人类学——交往、对话哲学”“超语言学”“交往美学、复调、狂欢化”和“人文科学方法论问题”等方面，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巴赫金思想的方方面面，并首次用“交往”“对话”作为贯穿巴赫金早年到晚期思想的线索，体现出其全面把握巴赫金思想体系的努力。 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学者并没有专门从事巴赫金“思想体系”问题的研究，但在展开其思想的不同侧面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若干种把握其思想整体性的方案。第一种是前溯巴赫金早期哲学美学时期，认为其早期的行为哲学以及对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问题的思考包含了其后所有研究的基本前提，因此巴赫金是一位哲学家，一位伦理哲学家。④第二种是以“巴赫金小组”时期在与俄国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展开思想交锋过程中确立的“社会学诗学”取向。这种取向强调巴赫金重视影响小说创作、文学话语、艺术思维的社会性维度是贯穿于其思想始终的。⑤第三种是以狂欢化理论及民间文化为核心将巴赫金思想命名为“文化诗学”。⑥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社会学诗学”还是“文化诗学”的命名，都试图以巴赫金最有影响的“巴赫金小组”时期的著作和其四十年代小说理论，尤其是《拉伯雷研究》中寻找理论打通的关节点。因此，这两种看法，其实是“殊途(名)同归”，体现的是文化研究思潮兴起之后对巴赫金研究的影响。第四种是以巴赫金后期思想为基础来构建其思想体系，认为巴赫金思想的核心是对话主义。⑦这种观点具有与第一种早期伦理哲学相似的取向，注意到其交往、对话思想的哲学内涵及其之于人文学科方法论的意义。 2.巴赫金语言理论研究的多维视域 巴赫金语言理论问题的研究颇为复杂，既涉及到“语言哲学”辨析，也涉及到“语言修辞”的讨论，还包含“话语理论”的展开。而且每个角度，都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论视域的介入，并与西方当代文学理论的许多重大问题发生关联。 从“语言哲学”角度来看，研究者虽然都将目光聚焦到巴赫金的“超语言学”理论问题上，但其分析的角度和关注的重心却有明显差别。如沈华柱在其《对话的妙悟：巴赫金语言哲学思想研究》一书中，注意到巴赫金对康德哲学及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钟爱，注意到实践理性和参与性思维对其语言哲学思想的影响，也注意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巴赫金的影响，因此重视语言与社会的联系也成为其重要的维度。并且在对其对俄国形式主义语言理论的批判性分析中，逐步提炼出巴赫金语言哲学的三个重要方面。⑧萧净宇的《超越语言学：巴赫金语言哲学研究》一书的思路也大体相近，也是通过厘清巴赫金语言哲学的理论背景，进而把握其语言哲学的实质，接着再展开其之于文学艺术、人文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但在对其语言哲学的贡献判断上，萧净宇认为“巴赫金在语言哲学上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把社会学方法和语言学方法结合起来，在开放的、未完成的动态空间研究语言”，并认为其语言哲学有两个：“超语言学”理论和对话主义哲学。在所有相关研究中，张冰较为全面地概述了俄罗斯和欧美巴赫金研究中围绕“《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吗?”所展开的各种讨论以及意见的分歧。通过理论的辨析，张冰认为，巴赫金的语言哲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当代发展。⑨ 从“语言修辞”角度来看，巴赫金的修辞思想不仅表现在小说的表现技巧方面，而且还渗透在其对话主义的思想之中。因此，巴赫金的语言修辞理论具有“广义修辞学”的意义。如谭学纯指出巴赫金的小说修辞观不只是纯粹的文学修辞技巧，而是在小说语言和非艺术语言的边界移动是如何在修辞加工中实现的，因此小说修辞不等于“书房技巧”，而应该进入修辞统一体的整体观照之中。与之相似，朱玲也发现，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中蕴含了修辞哲学的思想，其批评“书房技巧”的目的在于倡导修辞诗学研究。龙金顺也是将之命名为“对话修辞学”，极大地发展和丰富了修辞学传统。⑩ 从“话语理论”角度来看，巴赫金的“超语言学”因为关注“活的语言”而与索绪尔的“死的语言”区分了出来，并且与福柯的话语理论发生了关联。因此，中国学者更主要从语言学和文化理论的角度来理解巴赫金的话语理论的。白春会将巴赫金的话语理论概括为“语言的生命在话语，话语的生命在价值，价值产生于对话，对话贯穿于文化”四句话；宁一中则将之命名为“言谈理论”。其实，“言谈”(utterance)和“话语”(discourse)之间联系紧密(话语由具体言谈组成)，它充满着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内容，具有社会性、对话性、指向性、不可重复性等等特征。凌建侯不再局限于语言范围，而认为“话语”的触角伸向了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11) 3.围绕对话、狂欢和复调的理论论争此起彼伏 在中国巴赫金接受史中，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围绕“复调小说是否可能”的争论来自于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激烈碰撞的话，那么，进入新世纪之后又有一次产生激烈争论的事件，来自于阎真对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质疑。在《想象催生的神话——巴赫金狂欢理论质疑》中，他尖锐地指出，“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有着重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缺陷，其文化根基，历史依据和逻辑过程都存在疏漏。”他认为巴赫金没有遵照中世纪狂欢节的真实历史情境，而是想象性地夸大了狂欢节的文学意义，“在本质上是一个想象催生的理论神话”。对此，夏忠宪撰文反驳认为，围绕巴赫金狂欢理论的争论其实早就存在，在西方学术界和俄苏学术界中多有讨论。她认为巴赫金没有扭曲狂欢节的内涵，而且通过狂欢论复现了被人们淡忘的人类文化发展阶段的生动景象。随后，在《文化史的虚构——巴赫金“狂欢”理论的七大缺失》中，阎真进行了再反驳，重申“狂欢理论的缺失既是历史的，又是逻辑的；既是局部的，又是全局性的，这一理论是文化史的虚构。”有鉴于此，凌建侯分别撰写《狂欢理论与史学考证》和《史学视野中的巴赫金狂欢理论》两篇文章，认为阎真仅仅根据外国学者个别史书来反驳巴赫金，不足为信。巴赫金与其理论对峙者之间的分歧不是“史实”之争，而是采取不同的史学视角之争。对此，阎真并不认同，并于三年后再次发文强调了此前的观点。与之相关的，还有学者对狂欢化理论运用于中国文化和文学分析的现象也提出了反思，质疑“中国有狂欢吗?”(12) 对巴赫金的理论提出批评性反思的，还有张杰。在其《巴赫金对话理论中的非对话性》一文中，他介绍了1994年出版的《反巴赫金》一书中的部分观点，认为“巴赫金小组”时期的著作中，巴赫金的思想体现出强调的主观性和阶级性，这是其非对话性的重要表征。巴赫金的对话还主要局限于文本内部，很少涉及文本之外的对话。此外，还有对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和长篇小说理论中的局限展开分析的文章发表，这些问题大多是20世纪80和90年代相关讨论的一种延续。(13) 4.文化理论视角下的巴赫金 从文化理论的角度来研究巴赫金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主要的研究思路，这来自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均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到商业文化和大众文化上，聚焦到以先锋艺术为代表的精英文化的当代困境及其突破上。正是在这种批评理论的文化转向背景下，巴赫金在“巴赫金小组”时期的社会学诗学的思想以及拉伯雷研究中的狂欢化诗学(因其强调民间文化立场，而被上升到“文化诗学”高度)成为被征引的理论资源。中国学者从文化理论的角度对巴赫金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对巴赫金狂欢化理论为代表的文化诗学的系统清理。其代表性的成果包括夏忠宪的《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程正民的《巴赫金的文化诗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王建刚的《狂欢诗学》(学林出版社，2001年)和宋春香的《他者文化语境中的狂欢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这些著作的共同特点是，试图通过对巴赫金著作的全面解读，用文化诗学或狂欢诗学来涵盖其文化理论的主要方面。它们均围绕“探源”“文化现象”“文学体裁”“艺术思维”“世界感受”等几个方面展开。其中夏中宪注重到了狂欢化诗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启示，程正民强调了巴赫金文化诗学的民族特色，王建刚注意到了狂欢诗学与对话理论之间的关联，宋春香则发现了宗教意识在狂欢化理论中的重要影响。 其二则是从西方文化理论的视角展开对巴赫金理论的发现，如周卫忠的《双重性·对话·存在：巴赫金狂欢诗学的存在论解读》(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和秦勇的《巴赫金躯体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两著。前者发现巴赫金狂欢化理论中包含着大量的双重性思想，并由此探讨了这种双重性的古典哲学背景和现代哲学的存在论背景，并将狂欢的双重性与存在的主体间性和真理的敞开性以及后现代主义等相关理论联系了起来。秦勇从躯体理论的角度来阐释巴赫金，直接来自于西方文化理论的“身体转向”的问题意识，但他敏锐地发现两者之间并不完全一致，因此用“躯体理论”来显示两者之间的区别，并且专用一章的篇幅来讨论巴赫金的躯体理论与梅洛-庞蒂、福柯、巴特勒等的躯体思想的异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