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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外巴赫金研究的译介情况分析：中国学者对国外巴赫金研究了解程度 中国的巴赫金研究仅是中国语境中的巴赫金，还是可以进入世界语境的巴赫金?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巴赫金研究能否在世界巴赫金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这里包括两个子问题：中国学者对国外的巴赫金研究了解多少?国外对中国的巴赫金研究关注多少?其中，前一个问题至关重要，这决定了中国学者是否有能力与国外巴赫金研究展开对话。从新世纪以来的中文巴赫金著述情况来看，这个问题并不乐观。 在32部专著中，译著有7种，其中4种与“巴赫金思想评传”相关，①1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的新译本(刘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1种是《巴赫金全集》第7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另1种是与巴赫金研究相关的著作(马尔科姆·琼斯：《巴赫金之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如果说20世纪80、90年代的巴赫金译著绝大多数都集中于巴赫金著作翻译的话(仅有一本克拉克和霍奎斯特的《米哈伊尔·巴赫金》中译本于1992年出版)，那么，新世纪以来巴赫金研究方面的译著的特点就很鲜明了：主要围绕巴赫金思想评传作为译介重点。从这几部译著的选择来看，中国学者更看重的是基础性研究文献，而非国外巴赫金研究比较关心的议题。这一遗憾后来由“跨文化视界中的巴赫金研究”丛书(共有五本：《中国学者论巴赫金》《俄罗斯学者论巴赫金》《欧美学者论巴赫金》《对话中的巴赫金》《当代学者心目中的巴赫金》)的出版而得以弥补。 这一判断还可以从另一个数据得到证实。在已发表的期刊论文中，对外国学者的巴赫金研究的译文也只有为数不多的9篇。②这9篇论文中，有4篇涉及的是对俄苏、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巴赫金研究现状的述评，为中国学者提供了欧美俄苏几个重要国家半个世纪以来对巴赫金的译介和研究的基本状况；2篇为西方最重要的巴赫金接受者和传播者托多罗夫和克里斯蒂娃的巴赫金专论，而且这两篇文章都是作者因为访问中国，应中国学者之邀所写；另外3篇中，只有一篇是对巴赫金思想本身进行的研究，另外两篇都是借鉴巴赫金理论中的部分观点所展开的叙事分析和电影研究。由此可见，中国学者对西方巴赫金研究的关注，还停留在“基本概貌”以及为数极少的“重点对象”(托多罗夫和克里斯蒂娃)方面，对欧美俄苏巴赫金研究的现状并没有更深入的了解。当然也无法进入他们所提出的学术研究论域之中了。 另一个关键性指标是，中国学者在自己的论著中究竟引述了多少欧美俄苏学者对巴赫金的研究性著作?中国学者展开对巴赫金的研究主要有两大学术背景：其一是俄语背景的学者，其二是英法文化语言背景的学者。前者如钱中文、程正民、张冰、夏中宪、周启超、凌建侯等人，后者如刘康、王建刚、曾军、秦海鹰、秦勇等人。因此，他们所引述的文献也主要来自俄语、英语和法语文献。其中，引述俄语学界的文献相对较多，涉及弗谢·维亚切·伊万诺夫、格·米·弗里德连尔、鲍·所·迈拉赫、维·马·日尔蒙斯基、卡舒克、柳布林斯卡娅、B·瓦赫鲁舍夫、沃尔科娃、柯日诺夫、瓦赫鲁舍夫、塔马尔钦科、果果梯施维利、鲍涅茨卡娅、马赫林、B.C.瓦赫鲁舍夫等诸多当代俄语学界的巴赫金研究专家的思想；而引述欧美国家的巴赫金研究的资料则相对较少，只有托多洛夫、克里斯蒂娃、伊格尔顿、雷蒙·威廉斯、斯图尔特·霍尔、唐纳德·范格尔、霍奎斯特、克里夫·汤姆逊、格雷厄姆·佩奇等人，集中到了托多洛夫和克里斯蒂娃两个研究者身上，引述其他学者的相对较少。对国外巴赫金研究专家著述的引述与研究是评价中国学者是否以及如何与国外巴赫金研究展开对话的关键所在，而在这一指标中，中国的巴赫金研究呈现出明显的不足：首先是引证相关著述的广度不足，据笔者收集的英语世界中的巴赫金研究专著就已近百部，相关论文更是不可计数；俄语世界的巴赫金研究著述更多。可惜的是，这些资料并未引起国内学者足够的重视。其次是重要研究议题的隔膜。以欧美国家的巴赫金研究为例，在这30多年时间里，先后经历了从以法国为中心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阶段、以英国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阶段和以美国为中心的后现代诸文化理论(后殖民、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叙事伦理等等)等几个阶段，而我们中国巴赫金研究仍然主要集中在对巴赫金文化诗学和语言哲学为中心的议题的关心上，停留在对其对话主义思想的阐发上。中国巴赫金研究如何与世界巴赫金学界展开对话，应该被提上议事日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