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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典重构的方法与策略 对传统和经典的推崇一般源于这样一个理论前提:传统资源是民族文化创新和发展的基础,更是民族精神的载体。这样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传统资源到底如何作用于当下文化的发展?在20世纪的西方理论中,这一问题同样获得了丰富的回答,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重构”论、“对话”论、“记忆模式”影响论等。 按照现代阐释学的观点,传统资源主要通过“对话”方式在当代发挥作用。这种对话的前提是传统文化中要确实存在能够转化为当下社会所需要的文化价值要素,“即发现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现实的‘价值对象性’。”[13]这些现实的“价值对象性”能够为当代人提供阐释、改造和发展的空间,从而为应对当下现实挑战提供理论依据和方法论指导。与“对话”理论类似,记忆理论提出了“重构”的概念。德国文化记忆理论家扬?阿斯曼认为,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能够流传的都是那些在当下的参照框架中能够重构的东西。因此文化记忆主要通过重构发挥作用,也就是说传统总是要与当下情境相联系才能发挥作用。 不过即便是在“重构”、“对话”基础上,文化记忆作用于当下生活的方式也不一致,要受到“记忆模式”的影响。我国已有学者发现,就中国当代艺术而言,“文化批判的激进主义立场、文化传承的守成主义立场、脱离文化精神之争的技术主义立场和价值中立的反讽性立场决定了中国当代艺术从冷、热、零度到反讽的四种‘记忆模式’。”[14]概而言之,无论是“对话”、“重构”还是“记忆模式”论,都说明经典类传统资源在当下发挥作用的方式是多样的,民众不是“靶子”,不会因为经典的传播而立竿见影地接受其影响。这就提醒我们在进行经典重构过程中要有清晰的原则和恰当的方法,要从态度、思维和专业精神三个方面入手,避免浮夸和求成心理。 重构经典,首先要坚持严谨的态度,力避浮泛和似是而非。经典文本的重读必须讲究“实证性”,就是说要仔细鉴别资料真伪,认真考察辨析词句本义、真义,不能牵强附会,臆想穿凿,更不能想当然、断章取义。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要读第一手文本,尽量避免第二手的解释和评论。这一方面是因为因为诸多导言、批评资料和书目有可能会像“烟幕”那样遮蔽文本的本义,阻碍对于特定经典真实精神指向的把握;另一方面,经典文本尤其是古代经典文本在流传过程中难免会有错讹,接受错误的文本无疑就会以讹传讹。尤其是在目前“泛经典”、“伪经典”的现实情形下,重构过程中的“实证性”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目前,由于解构和颠覆经典风气的流行,加上国内学术评价机制的影响,各种出版物数量猛增,以经典为话题的成果也不少,关于经典的各种新版本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而且相较于严谨的经典版本,各种新版本有可能在形式上显得更为新颖、时尚。于是,在当前急功近利的教育、学术机制及风气下,非经典版本常常更具有吸引力。但显而易见的是,版本既多,就难免良莠不齐,甚至有谬误、穿凿附会之处,误导读者。因此若不对版本进行选择,虽开卷但未必有益。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当前“泛经典”的文化环境下,扎实的态度甚至“工匠精神”是保证有效重构经典的重要前提。 在重构经典过程中,还需要批判性思维,不能囿于成见,更不能盲目崇拜。这个道理说起来不难,难的是如何将之付诸实践。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经典”从来就是一个具有强大号召力的名号。从渊源来看,“经典”这个概念在中国文化中曾经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自汉代开始,经典逐渐形成,当时的统治者(国家)是唯一的制定者,经典基本等同于国家政策,指引着管理阶层和人民的活动。在传统的士人那里,经典承载的是“道”,是士人们毕生的理想追求。也正因为此,才会有众多的士人皓首穷经注典传道。从某种意义上说,“经典”一语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具有天生的吸引力,可以让人不由自主地产生信任感甚至崇拜心理。因此,在重构经典的过程中,必须从思维方式上破除对“经典”名号的“迷信”。一方面,要力避诸如政治禁忌、研究风尚等等影响对经典恰当阐释的因素,辨析探源,回归经典本义。另一方面,还要关注自我体验,将“经典与经验”相配合,尤其是要将经典与当下社会环境的大经验相结合。因为在个体所生存的社会大环境下,有时因为时过境迁,某些观念可能已经不合乎社会发展要求,不符合时代需求,这就需要我们在重读经典过程中加以甄别。实际上,从经典接受和传承的角度看,甄别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毕竟像“父母责,须顺承”(《弟子规》)之类的训诫并不利于独立的个体的培养和创新观念的形成,是违背现代人格培养的需求的。 在坚持严谨的态度和现代批判思维的前提下,重构经典还要求专业精神。所谓专业精神,就是坚持要以专业标准对特殊类型的经典进行阐释或重构。以经典改编为例。从学理上说,经典改编既然是艺术创作的途径之一,就需要遵循特定艺术规律,首先要处理好的就是艺术真实与客观真实的关系,不能让前者屈从于后者,也不能让后者强硬地干扰前者。因为艺术真实主要是一种想象中的真实,是一种情感或者精神的真实,并不要求与客观现实完全对应,比如我们常说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等就是典型的艺术真实的反映。换句话说,艺术真实所要求的是在作品所设定的特定情境中能自圆其说,至于其人物的所作所为、事件的发生发展不必有直接的现实对应性。但是当前我们的经典重读或者改编,却并未遵循上述艺术真实的基本原则。 比如《水浒传》中“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故事,原著中是这么说的:“智深相了一相,走到树前,把直裰脱了,用右手向下,把身倒缴着,却把左手扳住上截,把腰只一趁,将那株绿杨树带根拔起。”而在电视剧《新版水浒传》中,鲁智深在拔垂杨柳时要求那群“泼皮”保护鸟巢还要把树重新栽好,这对于一个一着急就能杀人放火的人来说,显然是太牵强了。再比如“忠义堂石碣受天文”一节,原著中这样写道:“是夜三更时候,只听得天上一声响,如裂帛相似,正是西北乾方天门上。众人看时,直竖金盘,两头尖,中间阔,又唤做天门开,又唤作天眼开,里面毫光射人眼目,霞彩缭绕。从中间卷出一块火来,如栲栳之形,直滚下虚皇坛来。那团火绕坛滚了一遭,竟钻入正南地下去了。此时天眼已合,众道士下坛来。宋江随即叫人将铁锹锄头,掘开泥土,跟寻火块。那地下掘不到三尺深浅,只见一个石碣,正面两侧,各有天书文字。”而在新剧中,排定座次的石碣不是天意,而是吴用等宋江兄弟们的安排,从刻碑、埋碑再到出土,一系列的安排周到有序。看过之后不禁感慨“兄弟”之重要,更让人为其他英雄们感到悲哀。我们可以理解新版创造者的良苦用心,也理解他们的本意是要消除原著中的暴力、血腥、迷信,但是,让鲁智深一个杀人都毫不迟疑的人去吝惜几只鸟和一棵树是不是太没有说服力了?对于英雄排座次一节的改变是消除了迷信,可是又遵循的是什么原则和思维逻辑呢?是要告诉人们事在人“为”,事在“安排”,在“兄弟”,在“自己人”吗?若果真如此,其危害比原著中的迷信危害要大得多:迷信虽然是荒唐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它能够给人带来敬畏感,给人在内心深处设定一种有所忌讳,有所忌惮,有所不为的底线。 概而言之,在经典重构过程中与时俱进没错,但不能牵强附会。如果放弃专业精神和艺术标准,一味让艺术屈从于现实,屈从于政策,就已经违背了“对话”精神,失去了与经典“对话”的资格,更失去了重构经典的恰当立场。这样的重构不仅不利于经典的传承,而且也无助于有生命力的文化记忆的生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