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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泛经典”的负面效应及影响因素 任何的“热”都带有非理性的成分,在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技术环境中所形成的身份认同焦虑、文化焦虑,使得人们对于“经典”寄寓了过多的期望,于是就形成了“泛经典”现象。所谓“泛经典”,顾名思义,就是扩大“经典”的边界,借“经典”本身固有的典范性特征,夸大特定文本或文化行为的价值和意义,以扩大影响力和号召力。在很多情况下,“泛经典”不过是将“经典”当成标签进行营销或传播的策略。具体来说,“泛经典”的基本表现有两个:一是关于经典的命名复杂,“国学经典”、“红色经典”、“国家经典”等等不一而足;二是被名之为“经典”的诸多文本,存在内容范围广但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比如《弟子规》、“二十四孝”故事等等,在很多“儿童读经”之类的文化活动中被当成经典进行推广,而且获得了很多家长的支持。但很显然,此类所谓“经典”的糟粕太多,即便是各种版本的“新二十四孝”中值得商榷的地方也不少。实际上,复杂的命名本身就是问题:这至少意味着对于讨论对象的模糊认识甚至混乱理解,被名之为“经典”的文本数量众多和质量的良莠不齐就是对于“经典”模糊认识和混乱理解的反映。 “泛经典”现象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其最直接的后果是容易导致认识的混乱和实践中的鱼目混珠。以“国学经典”的命名为例。从目前是实践来看,属于这类经典的具体文本一般由特定研究组织或文化专家决定,是拥有一定话语权的组织者进行严格筛选的结果。但由于命名者们对“国学”的理解不同,对为什么提倡“国学经典”的理解也有差异,因此在衡量哪些是“国学经典”哪些不是“国学经典”问题上差异巨大,由此就可能形成“伪经典”,直接表现就是“伪经典”中所倡导的精神与人性或日常实践相背离。换句话说,在强调传统和进行经典筛选的过程中,存在着“形式”与“实践”分离的可能。在这一点上,民俗学研究早有提醒。有民俗学者研究发现,在强调传统的过程中,有时候“人们之所以宣称传统的权威性,为了修辞的目的不亚于强调具体社会事实的目的。就是说,人们可能会声称某种对象是传统的,但这更多是为了进行策略性的争辩,而不是要接受传统的权威。……只是在借助权威的力量,而不是要真正践行权威的具体内容。”[9]如果受众缺乏对于此种“形式”与“实践”背离现象的认识或警惕,危害是相当大的。 鉴于“泛经典”现象可能存在的上述负面效应,我们势必要追问导致当前“泛经典”现象的根源。而问题的答案从表面上看也非常简单,那就是关于经典的标准的模糊认识。经典的标准即“何谓经典”问题是一个老问题,在中西文化和文学中的界定也非常丰富,其中影响最广泛的是意大利文学家卡尔维诺关于经典的定义。他列举了14条定义,从不同角度对经典进行了界定。概而言之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点:第一,经典是那些值得反复阅读的书;第二,经典是在当下流行书籍中卓尔不群的书;第三,经典是独特、新颖、常读常新的;第四,经典构成人生的宝贵经验,并对人产生着深远恒久的影响。[10]很显然,卡尔维诺关于经典的界定着眼于经典对于文化或文明的贡献,大致属于整个人类文明经典的范畴。不过,定义是静态的,而动态的实践永远千差万别,因而再完美的定义与客观实践之间也不会完全契合。卡尔维诺从人类文明角度出发所界定的经典标准并不能恰当解释当下中国“泛经典”现象的产生。这就迫使我们必须寻求新的思路。在这个问题上,文化记忆理论关于经典形成过程的分析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些启示。 文化记忆理论认为:“在文字文化中,以象征形式进行转移的流传下来的意义增长成为庞大的档案。其中只有多少受到限制的中心部分在一个既定的现实中真正地被使用、被居住以及被经营。那些不需要的部分就在其周围沉淀下来,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就等于是完全消失和被遗忘。”[11]换句话说,一个文本能否被经典化既取决于是否“被使用”、“被经营”,又取决于传播者是在何种立场上、依据何种标准对众多“记忆档案”进行筛选和限制。对照这一思路,我们会发现,以往当我们讨论经典时,注意力多集中于什么样的文本可以成为“标准性文本”,而忽略了一个文本“被经典化”的过程,而相较于静态的经典定义的制定,动态的“被经典化”过程更加复杂和微妙,更不易于被关注,但影响却更为潜在和深远。 因此,就“泛经典”现象来说,相较于“经典文本有哪些”的问题,我们更应该追问为什么某些文本会被认定为“经典”。从理论上说,文本被“经典化”的过程与特定文化记忆的形成具有密切联系。在20世纪西方理论中,关于传统和特定文化记忆如何形成的问题已经有诸多讨论。弗洛伊德、雅克?德里达、伯恩斯坦、伽达默尔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讨论过这些问题,他们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传统的传承方式上,即传统以及记忆到底是无意识流传还是被有意识地传承于当下语境中。事实上,在经典形成过程中,无意识流传和有意识传承两种方式都发挥着巨大作用。只不过这里我们是在德里达的思路而不是弗洛伊德或荣格思路上运用“无意识”与“有意识”的概念。德里达认为,(“档案”式的)记忆形式会受到权力的政治结构和统治的影响。这一思路提醒我们可以从受众(读者)认同某一经典文本的动机方面考察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特定文本被经典化的过程。也就是说,某一文本成为经典,有可能是受众(读者)的自主选择,也可能是外在力量引导、制约的结果。前者大致相当于无意识流传,而后者就属于有意识传承,甚至是特定群体有目的的“议程设置”式塑造。 从经典形成的上述两种方式出发,可以发现我们日常语境所使用的“经典”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无意识流传方式形成的“人类文明经典”,一类是有意识传播甚至“议程设置”式塑造的经典。所谓“人类文明经典”大致属于卡尔维诺14条定义之下的那些经典。这类经典是个体在人性需求或社会现实需求基础上,在使命意识和责任意识推动下主动求索、进而在思想层面上回应上述需求的结果。从产生方式来看,这类经典多来源于历史的自动筛选,是一代代人自发选择的结果,是大浪淘沙的产物。 所谓“议程设置”式经典,主要指那些对特定意识形态背景或特定时代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进行了典型呈现的经典。这类经典属于特定时空范围,具有突出的地域、时代或政治特色,对特定时空范围内的生活特征描述突出而鲜明。这类经典常常是官方宣传策略与民众心理需求相结合的产物。一方面,从产生方式来说,这类经典与官方记忆政策密切相关,特定文本被经典化的过程实际上是确立特定权威的过程,就是通过对经典的创造、界定和宣传,表明一种价值立场、维系特定价值标准或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很显然,在这一过程中,经典就成为维护特定社会体系的整合力量,代表并传达着某种特定的价值观,并对社会整体意识或思想起到一定的引领作用。另一方面,“议程设置”式经典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民族或特定时代的心理需求有关。因为“民族国家绝非仅仅是一个单纯的上层建筑,绝非只是统治阶级的组织和‘虚构’;相反,民族国家立足于根深蒂固的心理基础。这种心理基础存在于最广大的国民中,包括经济上和政治上受压迫的阶层。只不过,在通常情况下这种政治本能乃沉淀在大众的无意识层次。”[12]在特定的文化境遇和历史境遇中,特定的民族或国家心理需求日益集中,官方或社会组织机构、媒介会在特定文本范围内进行宣传和引导,这些被关注的文本就可能成为当时的经典而被接受。 以上对于经典所进行的类型学角度的对照分析清晰地表明,不同类型的“经典”产生形式不同,性质不同,在文化记忆方面的效能也自然大不一样。而“泛经典”现象的产生从表面上看是关于经典的标准认识不同的结果,在更深层次上,则可能是特定个体、群体或组织机构出于特殊目的进行有意认定或引导的结果,有些所谓“经典”未必能够言当其实,甚至会贻害无穷。这一点若从经验的、理念的或批评的领域进行考察会看得更清楚。因而当我们笼统地强调经典的重要性时,必须进行严格界定和区分,否则就可能陷入“泛经典”的陷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