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关注经典、强调传统是“全球化”背景下保持文化自主性的策略。“经典热”的产生与人们寻求文化记忆连续性的精神诉求有关。当前的“经典热”呈现“泛经典”趋势,在形态上表现为复杂命名、内容覆盖面广但质量参差不齐等特征。“泛经典”现象是文化焦虑、身份认同焦虑的表现。经典主要通过“重构”的方式在当下语境中发挥价值作用,严谨的态度、批判性思维是重构经典的基本要求。在专业精神和特定艺术规律规约下,经典为当代艺术创作提供资源和动力。 关键词：“经典热”;“泛经典”;文化记忆; 表现形态 作者简介：夏秀(1973— ),济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文艺理论、文艺传播与批评。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项目“温柔敦厚阐释史”(16YJA751029)、山东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文学中的诗怨传统及当代意义”(12CWXJ0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6批面上资助项目“温柔敦厚范畴研究”(2014M561014)的研究成果。 出于对民族文化连续性的关切,当下中国社会对经典的讨论是十分普遍的。从学界到民间,读经典、传承经典的呼吁持续不绝。在艺术领域,经典改编、戏仿等等也是创作的突出路径之一,无论是小说、影视剧还是动画片,都在不同程度上对经典资源进行着重组。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下中国的“经典热”是特殊历史境遇与文化境遇的产物。正是在一种使命感和危机感中,官方与民间共同选择了回到经典从传统中寻求发展动力的策略。但是由于经典概念的宽泛性、传统价值资源性质的复杂性以及现实操作层面的不同价值诉求等原因,当下的“经典热”出现了“泛经典”“伪经典”等乱象。对于这些问题不仅需要实践层面的考察更需要理论层面的剖析。本文将借鉴文化记忆理论[1]的相关思想,分析当下“经典热”的表现形态、深层精神诉求以及“泛经典”现象的根源,探索经典重构的方法和路径。 一、“经典热”持久不衰的成因 所谓“经典热”是对当下语境中推崇经典、追捧经典现象的概括。从语言学角度分析,“某某热”的命名至少应具备两个特征:一是特定词汇使用频率高,二是传播范围广,影响面大。很显然“经典热”符合上述所有特征。出版物要贯以“经典”的名头、景区要进行“传统故事”或“经典”情节的演出,学界关注,民众议论,“经典”成为一个运用广泛但人言人殊的热词。任何的“热”都有非理性的成分,因此“某某热”现象往往具有很强的实效性,狂热之后很快就会“冷”下去,但是“经典热”却是例外。当下中国的“经典热”现象持续时间之长是令人惊讶的。从学界而言,如果从新世纪学者们开始思考“经典”的命名与界定开始算起,已有十多年的时间[2],而若从上世纪90年代初学界对西方理论与本土资源的反思开始算起的话,时间就更长。在实践领域中,各种“儿童读经”“国学诵读”等文化教育活动始终昌盛不衰。就目前趋势来看,在国家层面上提倡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可以预见,无论是在学术研究领域还是社会实践中,关于“经典”的话题和文化行为势必还会继续“热”下去。 “经典热”的产生和持久不衰与多种因素有关,其中最深层的原因,应当是人们渴望形成集体记忆并在其中安顿自身的精神诉求。正是这样一种源自于类似“集体无意识”的内在需求为“经典热”提供了持续不绝的动力。关于人类寻求传统保护以获得内心安顿的心理事实已为多种理论所关注。比如,美国学者埃里希?弗洛姆认为,人们天生具有回归传统以寻求庇护的倾向。这是因为人在个体化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孤独感。当原始纽带中断之后,人们普遍会体验到个体的渺小和浮萍般的漂泊无依。如果缺乏传统力量的支撑,人们将会被无意义感包围、压垮。这样,人们就必然迫切渴望归属于特定组织,以求在某一整体中获得认同,从而换取安全感与踏实感。[3]文化记忆理论也认为,人类跟其他种类生物不同的特征在于,人类注重精神层面的满足并期望在时间中形成稳定性和持续性。因此,需要用记号或符号来标志记忆,这些符号形式“能够在其时间和空间的所属范围内对单个的客体进行确定”。同时,这些符号形式成为联接时空的媒介,一些标准性的文本,比如希腊的《荷马史诗》、埃及的《亡灵书》等,可以跨越时空形成“联系性记忆”,从而建构属于一个民族或地区人们的“集体记忆”。 [4]很显然,在形成人类集体记忆以及满足人的深层精神需求——尤其是个体身份认同方面,经典的重要性是无法替代的。这一点从历史上关于经典和传统的持续讨论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世界教育和文化发展史上,关于传统和经典的讨论始终是普遍性话题之一。在17、18世纪,当时社会学领域内流行一种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认为传统文化资源,比如诗歌、故事等是民族精神的基础,关注、重视传统文化资源、保留民俗是一个有前途的民族应当重视的事情。[5]在教育领域,自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美国兴起了阅读经典的热潮。当时正担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的哈钦斯发起了一场大学“通识教育”运动,提出大学应该不分系科和专业都应当首先研究“西方经典”或者“伟大著作”的主张。哈钦斯指出,“经典”中蕴藏着“共同人性”和“本族群的属性”,是人们共同的文化语言,是沟通现代与传统、防止文明断裂的纽带,因此,学习和研究经典是“文明传承”的重要途径,是建立共同精神基础和共同文化根基的必经之途。哈钦斯的这一主张几经努力之后风行美国,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美国人的文化认同感。上述关于西方社会学领域对于传统文化意义的探讨以及美国教育领域的传统文化教育运动说明,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从来就是各个国家、民族以及不同研究领域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说,当下中国的“经典热”是世界文化史上关于“经典”、“传统”之类永恒讨论主题的延续。 除渴望“在整体中获得归属感”的心理需求及“在时间中形成稳定性和持续性”的深层精神需求之外,当下中国的“经典热”也是独特历史文化境遇的结果。我们都知道,每个个体都是由其所属的文化记忆确定的,不同的文化记忆势必会形成不同的精神世界以及言说外在世界的方式。当面临文明断裂,或者既有文化传统受到挑战时,关于经典或传统的话题就会被重新唤起。从这个角度看,“经典热”实际上是20世纪以来独特历史文化境遇下“文化焦虑”的结果。这种“文化焦虑”既源自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也源于网络技术时代传统文化权威性的失落。 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和挑战远在20世纪早期就开始了。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始终在处理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前20年是欧美文化,30、4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50代年代是苏联模式,80年代是各种西方理论,每一次西方文化的引进,都会引起关于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关系的思考和讨论,背后所隐藏的始终是程度不同的“文化焦虑”。[6]在“全球化”时代,文化价值和文化立场更加复杂,“文化焦虑”更为普遍和强烈,由此所引起的关于身份认同的诉求也更加突出:“越过经济和技术层面,我们会看到‘全球化’背后所隐藏的特殊的价值论述。这种假‘普遍’之名的特殊价值观决定了全球化过程内在的文化单一性和压抑性。因此,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考虑的是,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保持文化的自主性、如何让价值的、伦理的、日常生活在世界的连续性按照自身的逻辑展开,而不是又一次被强行纳入一种‘世界文明主流’的话语和价值系统中去。”[7]换句话说,全球化已经从“理论想象”变成了事实。这一事实使得寻求身份认同的诉求成为普遍性需求。尤其是对于奔波于世界各地,感受着不同文化气质的人们来说,传统文化的分离更加剧了文化的“乡愁”。从这一角度说,“经典热”、“国学热”以及种种形式的传统文化宣传,最终都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中国文化所进行的共同文化记忆的召唤。 在技术层面上,互联网以及迅速发展的新媒体已经对传统文化空间造成了巨大冲击。互联网的文化空间优势瓦解了一直占优势地位的社会选择机制,传统生活中象征着权威的界限被取消——比如网络写作降低了“作家”身份的门槛、百度等搜索引擎冲击了官员、教师、专家等在信息、知识方面的权威性:“具备储存能力的媒介的量漫无边际地增长,导致一个相应的传统的视野形成过程的瓦解。同时,功能强大的搜索引擎可以与这个发展保持同步,看起来很是偏远的信息也随时可用。因此,社会预先规定的,涉及价值的重要方面就会消失,……搜索引擎帮助个体在信息丛林中开辟自己的道路,并塑造自己的重要方面。中心和外围不再由社会和文化的预先规定的标准和过滤机制来确定,而是由每个‘用户’的好奇心、兴趣和口味来确定。”[8] 概而言之,技术发展带来的文化空间优势使得既有的社会文化惯例被打破,人们普遍经历着经济身份、文化身份等多重身份的转型,价值观念日益复杂,难以自我定位,最终的结果就是内心焦虑,无所依傍。这一点从目前中国广大的城市和农村民众杂乱的信仰状况可以看得很清楚。同时,大众文化、流行文化、新媒体文化形式迅速发展,传统文化日益边缘化。文化生态的失衡自然引起了国人的文化焦虑。尤其是对于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而言,传统文化的边缘化、经典的寂寞处境尤其引人注意。因此当下的“经典热”是政治、文化等复杂因素构成的文化境遇和历史境遇的需求,也是组织机构的文化策略与受众文化焦虑心理共同作用的结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