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禁书、读经、大众语
    《国闻周报》从1934年元旦起连载《边城》，四期后中断；3月12日恢复连载，至4月23日止。即将载完之时，沈从文的注意力被引向了个人的创作之外。
    3月5日，《国闻周报》刊出沈从文的《禁书问题》，质疑当局在上海查禁二十二位作家的一百四十九种书籍，“我极希望当局有一点比‘迹近反动’的措辞更多一些的说明”，“在世界上我们不是极不愿意被别一国家别一民族把我们当成野蛮人看待吗？希望从别人方面得到尊敬，第一步就应当是自己不作出野蛮人的行为。”《社会新闻》当月两天连载《驳沈从文的〈禁书问题〉》，厉声裁决他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场”；施蛰存起而为沈从文辩护，在六月创刊的《文艺风景》上撰文《书籍禁止与思想左倾》；不料鲁迅七月初在《新语林》第一期发表《隔膜》，阐发史实，说明“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忠”，不过是“隔膜”和“胡涂”，文章结尾才道出所针对之事：“施蛰存先生在《文艺风景》创刊号里，很为‘忠而获咎’者不平，就因为还不免有些‘隔膜’的缘故。”——说沈从文是“忠而获咎”，恐怕也是有些隔膜。
    8月1日，《大公报·文艺副刊》刊出沈从文的《从“小学读经”到“大众语问题”的感想》，此文的背景是：1933年间广东、湖南军阀通令学校读经，1934年5月南京发生文言与白话的争辩，6月《申报·自由谈》发表陈子展的《文言——白话——大众语》和陈望道的《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两文，在上海展开了大众语问题的讨论。关于读经，沈从文的态度不仅明确而且一针见血：“国家与民族恶运，也不过在这些人统治交替中，多读一次经书，加深一层僵梦而已。”而对于大众语问题，他以为比起热闹的“讨论”，更需要切实的“工作”。《文艺副刊》登载了杜秦关于南方大众语问题讨论的消息之后，又发表曹聚仁的《上海通信——大众语问题的新局面》，沈从文写《〈上海通信〉附记》，重申：军人提倡读经之无益可笑；文白之争争不了；白话文转入奢侈化，欧化，乖僻化，是必然的现象；拥护白话文者若徒然诅咒历史遗产，“该”弃去的未必“能”弃去。“建设应是去实行可行的‘方法’，不是许多高远动听的‘理论’。……我们也应明白单靠目前几个人泛泛的理论，并不能领导未来的作者，支配未来的作品，使明日新文学走它所应走的路。”“我真希望国内能有‘几个人’，在认真‘为大众’的原则下，肯冒点险，能甘于寂寞，认真来试写些作品，我愿意跟着这些人做去。”9月7日《文艺副刊》第一百期，沈从文编发了胡适的《大众语在哪儿？》，作为副刊参与此一讨论的压轴文章。
    9月出版的《文学》第三卷第三期发表了苏雪林的《沈从文论》，从题材的不同类型来分析作品，之后又观察他的“哲学思想”，特别指出：“沈氏虽号为‘文体作家’，他的作品却不是毫无理想的。……这理想是什么？我看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廿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苏雪林赞美“作者的天才”，惊异“他的永不疲乏的创作力”，不过却批评他滥用“过多的想象力”，“拼命将酝酿未曾成熟的情感，观察未曾明晰的对象，写成文章。……他文章的轻飘，空虚，浮泛等病均由此而起。……我常说沈从文是一个新文学界的魔术家……不过观众在点头微笑和热烈鼓掌之中，心里总有‘这不过玩手法’的感想。沈从文之所以不能如鲁迅、茅盾、叶绍钧、丁玲等成为第一流作家，便是被这‘玩手法’三字决定了的！”
    杨振声邀请朱自清参加语文教科书编辑工作，12月14日，朱自清日记中写道：“沈从文先生来访，给我看杨的信。信中说当局已同意我协助编辑中学语文课本。……我告诉沈我将于下周进城与冯商谈。”朱自清是清华大学教授，编教科书属于“兼职”，所以得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商谈。二十日日记：“进城。沈给我看编教科书的计划。”从此，朱自清和沈从文成为“在一处商量文字，斟酌取舍”的同事；此前，因朱自清是《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委，两人已多有相处的机会。
    二、“天知道这是一本什么书！”
    1934年结束的时候，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沈从文处在了他文学里程中将被长久铭记的重要位置。这一年他发表各类文章四十余篇，出版了以下作品：
    《游目集》（小说集），上海大东书局；
    《沫沫集》（批评集），上海大东书局；
    《如蕤集》（小说集），上海生活书店；
    《从文自传》，上海第一出版社；
    《记丁玲》，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边城》，上海生活书店。
    特别是《从文自传》和《边城》，以及本年开始分散发表的《湘行散记》，标示出沈从文创作的极高成就。
    而事业的这一高峰阶段，也正出现在他个人生活中的幸福时期。
    11月20日，长子出生。沈从文给胡适报喜：“兆和已于廿日上午四时零五分得了一个男孩子，住妇婴医院中，母子均平安无恙，足释系念。小母亲一切满不在乎，当天尚能各处走动。到了医院方知道女学生作运动员的好处，平时能跳跳蹦蹦，到生产时可太轻便了。家中一个老用人，兆和小时即为她照料长大，现在听说兆和又得生小孩了，因此特从合肥赶来，预备又来照料‘小姐’的‘少爷’。见小孩子落了地，一切平安，特别高兴，悄悄要大司务买了朱红，且说‘得送红蛋！’为了让这个老保姆快乐一些，所以当真就买了些蛋送人。”
    男孩取名龙朱，这本是沈从文小说的人物——白耳族苗人中的美男子，“美丽强壮像狮子，温和谦驯如小羊”。年初沈从文在湘西河流中的小船上给张兆和写信，说《月下小景》的写成，“同《龙朱》一样，全因为有你！写《龙朱》时因为要爱一个人，却无机会来爱，那作品中的女人便是我理想中的爱人。写《月下小景》时，你却在我身边了。前一篇男子聪明点，后一篇女子聪明点。我有了你，我相信这一生还会写得出许多更好的文章！有了爱，有了幸福，分给别人些爱与幸福，便自然而然会写得出好文章的。……而且是习作，时间还多呐。”
    年末，林语堂主编的小品文半月刊《人间世》策划专题：征集各界名家写出一到三本过去一年里爱读的书，无论古今中外。“一九三五年新年特大号”以《一九三四年我所爱读的书籍》为题，刊登了各家回答。老舍写出的第一本书是《从文自传》；排在老舍后面的周作人，三本书中也有《从文自传》。这不约而同地推重，可以想见《从文自传》受欢迎的程度。几十位各方名家的书单里，《从文自传》是唯一重复出现的。
    同一页面上也有沈从文的书单和意见，这不奇怪，他本来也是这个半月刊的特约撰稿人；出乎意料的是，他如此“骄傲”地列出了这样三本书：
    一《神巫之爱》
    二《边城》
    三《xxxxx》
    第一本书我爱它，因为这是我自己写的。文章写得还聪明。作品中有我个人的幻想。四年前写来十分从容，现在要写也写不出来了。
    第二本书我爱它，也因为这是我自己写的。文章写得还亲切。作品中有我个人的忧愁，就是为那个作品所提及的光景人物空气所浸透的忧愁。这作品是一九三三年写的。这一年很值得我纪念。我死了母亲，结了婚，写了这样一本书。
    第三本书我爱它，因为这本书不是用文字写成的。文章写得又聪明又亲切。这作品使我灵魂轻举，人格放光。一部神的杰作。这作品虽不是我写的，但很显然的，我却被写进书里面去了。天知道这是一本什么书！
    三、有很多话说
    1935年1月，为“读经事件由提倡进于实行”的态势所激，沈从文撰文《论读经》，再次发声：“提倡读经救不了中国。至于虐待小孩子，强迫他们读经，想把历史倒回去，玩这一套老把戏，更不是救中国的方法。”四月，又写《尽责》，说八年前“清党运动”大规模杀害青年，那时候不提什么“儒道治国”；“若用它来与目前读经运动相对照，更显得我们原来是活在中古时代，而且历史还正在倒退，使人对于中国明日的一切，有点茫然了。”“从大处看，这时代实行读经即近于民族自杀，凡已经实行读经的省分，皆是已经起始在那里自杀。”忧愤激烈，犹有不足，沈从文又为六月出版的《青年界》第八卷第一号“我在青年时代所爱读的书特辑”写短文《我年轻时读什么书》，自家少年经验，谈来仿佛轻松有趣，正可作读经的反面：
    我第一次对于书发生兴味，得到好处，是五本医书。（我那时已读完了《幼学琼林》与《龙文鞭影》。《四书》也已成诵。这几种书简直毫无意义。）从医书中我知道鱼刺卡喉时，用猫口中涎液可以治愈。……又知道三种治癣疥的丹方……
    我第二次对于书发生兴味，得到好处，是一部《西游记》。……这本书混合了神的尊严与人的谐趣，——一种富于泥土气息的谐趣。……
    我第三次看的是一部兵书，上面有各种套彩阵营的图说，各种火器的图说，看来很有趣味。家中原本愿意我世袭云骑尉，我也以为将门出将是件方便事情。不过看了那兵书残本以后，他给了我一个转机。第一，证明我体力不够统治人，第二，证明我行为受拘束忍受不了，且无拘束别人行为的兴味。而且那书上几段孙吴治兵的心法，太玄远抽象了，不切于我当前的生活，从此以后我的机会虽只许可我作将军，我却放下这种机会，成为一个自由人了。
    沈从文的读者也许会注意到，他这一两年来频频表达意见：针对当政者文化、教育上的愚行，严厉地质疑和批判；对新文学事业进行到当下的状况，关切议论，忧思深广而言辞不免尖利。
    这一变化隐含着一种自觉的责任，这种自觉的责任逐渐生长成型，把他的关注中心，从个人的文学事业扩大到他置身其中的新文学的命运和前途，更推至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和前途。从实际的工作来说，中小学教科书编辑者的身份，一个大报的文学副刊主持者的身份，有形无形中也促使他自觉的责任不断发展。曾经就有读者这样质问他：“你是一个教科书的编辑助手，又是一个文艺刊物的发稿人，对于军人勒迫学生‘读经’没有话说吗？对于教育部的‘文言妨碍教学’没有话说吗？对于……？对于……？”对于新文学的现状，他有很多话说——
    2月，发表《新文人与新文学》，批评以此为特征的新文人：“活下来比任何一种人做人的权利皆特别多，做人的义务皆特别少。”特别感叹道，“中国目前新文人真不少了”，新文学最缺少的也最需要的，倒是“不逃避当前社会作人的责任，把他的工作，搁在那个俗气荒唐对未来世界有所憧憬，不怕一切很顽固单纯努力下去的人。”8月，发表《谈谈上海的刊物》——考虑到此前由他引发的京派海派之争，这个题目本身就够招眼了，何况其中还有针对“争斗”——“向异己者用一种琐碎方法，加以无怜悯不节制的嘲讽与辱骂”——之风的深不以为然：
    说到这种争斗，使我们记起《太白》、《文学》、《论语》、《人间世》几年来的争斗成绩。这成绩就是凡骂人的与被骂的一古脑儿变成丑角，等于木偶戏的互相揪打或以头互碰，除了读者养成一种“看热闹”的情趣以外，别无所有。把读者养成欢喜看“戏”不欢喜看“书”的习气，“文坛消息”的多少，成为刊物销路多少的主要原因。争斗的延长，无结果的延长，实在可说是中国读者的大不幸。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这种“私骂”占篇幅少一些？一个时代的代表作，结起账来若只是这些精巧的对骂，这文坛，未免太可怜了。
    鲁迅注意到这篇文章，作《七论“文人相轻”——两伤》相驳：
    纵使名之曰“私骂”，但大约决不会件件都是一面等于二加二，一面等于一加三，在“私”之中，有的较近于“公”，在“骂”之中，有的较合于“理”的，居然来加评论的人，就该放弃了“看热闹的情趣”，加以分析，明白的说出你究以为那一面较“是”，那一面较“非”来。
    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
    10月，《大公报·文艺》刊出的一篇《废邮存底》——沈从文持续写作的书信体系列短文，多为以编者的身份与作者、读者讨论文学问题——回答某先生提出的“希望有人来作”“作家集团组织”，沈从文说：“一个作家支持他的地位，是他个人的作品，不是团体。”“再说到从事创作要鼓励，要刺激，要批评，我明白。我可以告诉你，事实上最妨害一个大工作的发展的，真没有比同一团体、同一党派的阿谀更坏了！”批评“新文人”，不满“争斗”，反感依傍“团体”和“集团组织”，诸如此类的言论，并非泛泛之谈，都有或清晰或隐含的所指——如海派，如左翼，如一些人和事——具体地针对文坛几年来的现状有的放矢，因而也必然会有所刺激乃至刺伤的情形发生；遭到反击，也是可以预想的。但沈从文很固执，固执于并不复杂的文学认识：作家要有作品；作品是个人的、独立的、独特的；商业、政治、时代潮流，都不应该左右文学创作的实践；新文学事业的发展，需要的是作家埋头于诚实的努力，而不是任何文学之外的东西。他以此为根基立论，核心是文学，对于文学之外的复杂是非，没有太多精力和耐心去辨析——鲁迅讽刺他对于“争斗”各方的不分青红皂白，原因即在此核心关怀。
    巴金写了一篇小说《沉落》，批评周作人类型的知识分子，“小说发表时我已到了横滨，从文读了《沉落》非常生气，写信来质问我：‘写文章难道是为着泄气？’我也动了感情，马上写了回答，我承认‘我写文章没有一次不是为着泄气’。”“从文认为我不理解周，我看倒是从文不理解他。可能我们两人对周都不理解……”两人通过几封长信持续辩论，巴金在横滨写了短文《沉落》发表，沈从文12月在《文学月刊》第二卷第四期以《给某作家》为题公开了他的一封长信。两个朋友之间的坦率交流，使得这场讨论的意义超出了最初引发讨论的人与事，而深入到两个作家不同的为人、为文方式，分歧把不同类型的人生理解和文学实践充分地显现出来。沈从文说：
    我以为你太为两件事扰乱到心灵：一件是太偏爱读法国革命史，一件是你太容易受身边一点儿现象耗费感情了。前者增加你的迷信，后者增加你的痛苦……你不觉得你还可以为人类某一理想的完成，把自己感情弄得和平一点？你看许多人皆觉得“平庸”，你自己其实就应当平庸一点。人活到世界上，所以成为伟大，他并不是同人类“离开”，实在是同人类“贴近”。你，书本上的人真影响了你，地面上身边的人影响你可太少了！你也许曾经那么打算过，“为人类找寻光明”，但你就不曾注意过中国那么一群人要如何方可以有光明。一堆好书一定增加过了你不少的力量，但它们却并不增加你多少对于活在这地面上四万万人欲望与挣扎的了解。
    从巴金的立场上，完全可以反驳这个批评；这个批评值得注意的，还不仅仅是对批评对象的观察和认识，更有意味的是批评者在对他人的批评中揭示了自身，这种揭示从对比中看得更清楚：他自己看重什么和不看重什么，他的亲疏远近——离书本理论远，同实际人生近，与凌空的高蹈疏，和地面上身边的平凡亲。
    四、“有时自己嘲笑自己”
    1935年8月，《八骏图》在《文学》第五卷第二号发表，这篇小说场景在青岛，人物是同住一座小楼房的几位大学教授，还有一个穿浅黄色袍子的漂亮女性，“上海文坛消息喜傅会，以为可以作索引，一个一个人都可呼之欲出，似为山大学生传述的。且说有那么一个女人。事实上，真是白话。”沈从文后来在《八骏图》自存本记下作品发表时的这种反应，加以解释说，在青岛教书时给学生举例，“文章系为示范而作的，正讨论设计，一个短篇宜于如何来设计，将眼下事真真假假综合，即可以保留一印象动人而又真且美，重要点在设计。这作品由之产生。惟写成后，几个同事似乎也以为真是说他们了。也似乎有一二女人，以为是影射到。其实这个未婚妻当时却正在青岛！文章是回到北平完成的。”李健吾读后，迅疾写出《〈边城〉与〈八骏图〉》，以笔名刘西渭发表于9月初出版的《文学季刊》第二卷第三期。他说沈从文是“走向自觉艺术的小说家”，“在他制作之中，艺术家的自觉心是那真正的统治者。”“他知道怎样调理他需要的分量。他能把丑恶的材料提炼成为无瑕的玉石。他有美的感觉，可以从乱石堆中发现可能的美丽。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的小说具有一种特殊的空气，现今中国任何作家所缺乏的一种舒适的呼吸。”他称赞《边城》是“一部idyllic杰作”，“一切准乎自然，而我们明白，在这种自然的气势之下，藏着一个艺术家的心力。”他谈《八骏图》，“没有一篇海滨小说写海写的像这篇少了，也没有像这篇写得多了。海是青岛唯一的特色，也是《八骏图》最汪洋的背景。作者的职志并不在海，却在藉海增浓悲哀的分量。他在写一个文人学者内心的情态，犹如在《边城》之中，不是分析出来的，而是四面八方烘染出来的。”“环境和命运在嘲笑达士先生，而作者也在捉弄他这位知识阶级人物。”“作者爱他《边城》的人物，至于达士先生，不过同情而已。”
    12月，短篇小说集《八骏图》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巴金出任该社总编辑，把它编入“文学丛刊”第一集。这一年沈从文只出了这一本书。虽然一年里发表了五十多篇文章，总数仍旧可观，小说创作的数量却明显减少，只有《新与旧》《顾问官》等几篇。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个变化，所以写《〈八骏图〉题记》作了一个自嘲式的检讨：“近一年来我的事务杂一点，生活琐碎麻烦一点，有时自己嘲笑自己，称为‘好管闲事的人’。另外一时书评家给我那个‘多产作家’的头衔，就不得不暂时让给几个朋友顶替了。这一来，说不上是社会的损失，对于我个人实在近于生命的浪费。正因为每个人有一个人的工作，我似乎不应当让一些费力不讨好的事务占去大部分时间，一面还俨然是逃避了那种世俗的嘲笑，搁下了我这支笔。活在中国作一个人并不容易，尤其是活在读书人圈儿里。大多数人都十分懒惰，拘谨，小气，又全都是营养不足，睡眠不足，生殖力不足：这种人数目既多，自然而然会产生一个观念，就是不大追问一件事情的是非好坏，‘自己不作算聪明，别人作来却嘲笑’的观念。这种观念普遍存在，适用到一切人事上，同时还适用到文学上。这观念反映社会与民族的堕落。憎恶这种近于被阉割过的寺宦观念，应当是每个有血性的青年人的感觉。目前的我仿佛把自己的工作已搁下了，我希望自明年起始，就能从自己工作上重新见出一分力量。这个集子的编印，说明我这一年来并没有完全放下我的原有工作，也没有完全消失那个力量。”1936年初，沈从文伴送张兆和携子去苏州探亲，路过南京时特意停留，一同去看望软禁中的丁玲。关于这次会面，丁玲在写于1938至1984年间的《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中，说：“我们两个人的心里，都隐隐有一点芥蒂。”——这种说法，或许可以商量。“芥蒂”的理由，丁玲说到两件事：一是丁玲遭绑架后，“左联同志”“拟用他的名义，把我母亲从湖南接到上海来，出面同国民党打官司”，沈从文给王会悟回信，未能同意这种做法；二是1934年沈从文回老家途经常德，不去看望她的母亲。“我对这个人的为人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在那种风风雨雨的浪涛里，他向来胆小，怕受牵连，自是不必责怪的。”——丁玲被捕后，沈从文四处求救、接连撰文公开抗议、连载长篇传记《记丁玲女士》，恐怕都不支持“怕受牵连”之说；沈从文返乡探望自己病危的母亲，路过常德在朋友开的旅馆——而不是丁玲听人转述的第二师范学校——住了一夜，没去看望丁玲的母亲，这也能拿来说明什么？至于“向来”如何，不必远溯，胡也频被捕后沈从文的所作所为，丁玲最清楚。就是在1935年，北平报纸刊载“丁玲自首”的消息，沈从文还在3月10日《大公报·文艺副刊》撰文《消息》，予以驳斥。当沈从文带着家人来看望丁玲的时候，无从推断他心里存着“芥蒂”。要说有“芥蒂”，恐怕是丁玲一个人的——就是这一点，也还可商量：这个“芥蒂”，是丁玲当时就有的，还是后来产生的？都有可能。几十年之后写这部回忆录时，丁玲对沈从文的看法倒是可以确定的，因为1980年她发表《也频与革命》，已经大出众人意料地指责沈从文是“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于个人得失的市侩”——此为后话；1936年接下来还有一些事情，至少从常情常理，看不出“芥蒂”来：5月，丁玲自己谋划去了一次北平，“我从沈岳萌（沈从文胞妹）处要到一张去北平的往返免票。那时她在南京铁道部工作，每年都有四张二等卧车厢的免票。”7月下旬，沈从文接妻子孩子回北平，行经南京，再次同去看望丁玲。9月，丁玲摆脱特务控制，经北平转往陕北，曾到过沈从文家中，当时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刘祖春一天晚上去达子营二十八号，见到一个穿黑色旗袍的女子，沈从文介绍说：这就是丁玲。自此分别，等到再次见面已经是1949年，历史巨变，两个人也在巨变中各自巨变，之间的关系确确实实无复从前。
    9月结婚三周年，沈从文以文字做纪念，年内完成了一篇题为《主妇》的小说。小说以结婚纪念日的早晨夫妇两人各自的思绪流动，追溯婚前的恋爱，重温结婚当日的甜美，重心落在回味婚后生活中双方的相互调整和变化。两人性格习惯不同，主妇“从容忍中求妥协”，又“常担心他的行为有一时会溢出她容忍的限度”；他呢，自知“热爱人生富于幻想忽略实际的性格”于家庭生活是个毛病，预备结婚时就着手“改造自己”，具体方法是“转移嗜好，制止个人幻想的发展”——收集盘子罐子瓶子之类的小古玩。“过了三年。他从梦中摔碎了一个瓶子，醒来时数数所收集的小碟小碗，已将近三百件。”他茫然于“人生的理想，是情感的节制恰到好处，还是情感的放肆无边无涯？”他深知主妇异常爱他，“愿意如她所希望的‘完全属于她’，可是不知道如何一来，就能够完全属于她。”
    五、“对中国新文艺前途发了愁的人的一个呼吁”
    1936年10月25日，沈从文署名炯之在《大公报·文艺》发表《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引发了一场关于“差不多”问题的争论。文章说，近几年，多数青年作家的作品，都“差不多”，“这个现象说得蕴藉一点，是作者大都关心‘时代’，已走上了一条共通必由的大道。说得诚实一点，却是一般作者都不大长进，因为缺少独立识见，只知追逐时髦，所以在作品上把自己完全失去了。”他担忧追逐“时代”而丧失文学的独特性，新作品成为新式八股：
    提起“时代”，真是一言难尽。为了追逐这个名词，中国近十年来至少有三十万二十岁以内的青年腐烂在泥土里。这名词本来似乎十分空虚，然而却使青年人感到一种“顺我者生逆我者灭”的魔力。这个名词是作家制造出来的，一般作者仍被这个名词所迷惑，所恐吓。因这名词把文学作品一面看成商品的卑下，一面又看作经典的尊严；且以为能通俗即可得到经典的效果，把“为大众”一个观念囫囵吞枣咽下肚里后，结果便在一种莫明其妙矫揉造作情绪中，各自写出了一堆作品。
    在一堆“差不多”的作品中，间或发现“值得读后再读”的新书和新作者，沈从文举出来的例子是：李健吾的《福楼拜评传》、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和散文家何其芳、小说家芦焚、剧作家曹禺、记者范长江，还有写书评的刘西渭。“唯一的希望是在作者本身。……作者为了追求作品的壮大和深入，得自甘寂寞，略与流行观念离远，不亟亟于自见。”
    他由此提出“反差不多运动”：
    近几年来在作家间所进行的运动很不少，大众语运动，手头字运动，幽默文学，报告文学，集团创作，……每种运动都好像只是热闹一场完事。我却希望有些作家，来一个“反差不多运动”。……这“反差不多”的运动，在刊物上杂志上热闹是不必需的事，却应当在作家间成为一个创作的基本信条。
    萧乾编发这篇文章时加了按语：“本文发表在文坛上正飘扬着大小各色旗帜的今日，我们觉得它昧于时下阵列风气，爽直道来，颇有些孤单老实。……这是对中国新文艺前途发了愁的人的一个呼吁。它代表一片焦灼，一股悲哀，一个模糊而真诚的建议。”
    这个“发了愁的人”，接着在11月又发表《文坛的“团结”与“联合”》和《文学界联合战线所有的意义》，针对左翼文艺界内部“两个口号”——“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论争，再出“孤单老实”之声：论争是“一种毫无结果的浪费”，作家“惟以作品为主”；“要联合也就是需要宽容”，“作家各自努力来制作那种经典，真的对于大多数人有益，引导人向健康，勇敢，集群合作而去追求人类光明的经典。同时尚留下一点点机会，许可另外一种经典也能够产生，就是那类增加人类的智慧，增加人类的爱，提高这个民族精神，丰饶这民族感情的作品产生。……它的内容也许不是革命，不是义勇军，不是战争，不是中学生和大学生的读物。”沈从文“反差不多”，其中尤为触动敏感点的是反对文学与政治的结合，不出所料地招来争议。12月，他写《一封信》，把这一点干脆说得更明确：“我赞同文艺的自由发展，正因为在目前的中国，它要从政府的裁判和另一种‘一尊独占’的趋势里解放出来，它才能够向各方面滋长，繁荣。”“为作家设想，为作品的自由长成而能引起各方面的影响设想，我认为一个政治组织故不妨利用文学作它争夺‘政权’的工具，但是一个作家却不必需跟着一个政治家似的奔跑。（他即或是一个对社会革命有同情的作家，也不必如此团团转。）”《一封信》发表于《大公报·文艺》1937年2月21日的“讨论反差不多运动”专刊，此后关于“差不多”的争论仍然在继续。7月，茅盾连续发表《新文学前途有危机么？》和《关于“差不多”》，前一篇刊于《文学》九卷一期，批评沈从文没有从新文学的发展历史“全体而观”，“单就现有的作品发议论”，“无视了‘视野扩大’这一进步重点而只抓住了‘差不多’来作敌意的挑战”；后一篇刊于《中流》二卷八期，直接迎向“敌意的挑战”：“大概在炯之先生看来，作家们之所以群起而写农村工厂等等，是由于趋时，由于投机，或者竟由于什么政党的文艺政策的发动；要是炯之先生果真如此设想，则他的短视犹可恕，而他的厚诬了作家们之力求服务于人群社会的用心，则不可恕。”
    8月，沈从文又发表《再谈差不多》，重申：“我们爱说思想，似乎就得思得想。真思过想过，写出来的文学作品，不会差不多。由于自己不肯思想，不愿思想，只是天真胡涂去拥护所谓某种固定思想，或追随风气，结果于是差不多。”——此时，日本侵华战争已全面展开，更为严重的国家和民族危机压到个人的生活和命运上，这一争论也似乎结束了——不过，以后，还会有机会见到未平的余波。
    六、“你们所要的‘思想’……”
    1936年，沈从文发表各类作品二十余篇，出版了《湘行散记》（散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从文小说集》（上海光华书局）、《从文小说习作选》（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新与旧》（小说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7年1月，沈从文与萧乾的文论合集《废邮存底》由巴金编入“文学丛刊”第四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甲辑是沈从文的《废邮存底》十四篇，乙辑是萧乾的一组《答辞》。
    《从文小说习作选》是过往十年创作的总结，倘若一个读者想要了解至此为止的沈从文的文学，又不打算读他全部的作品，作家本人就提供了一个最佳选本。由此也可见，在沈从文心目中，他愿意哪些作品标示一己的努力和成绩：短篇选，全部的《月下小景》《神巫之爱》和《从文自传》。短篇选十四篇：《三三》《柏子》《丈夫》《夫妇》《阿金》《会明》《黑夜》《泥涂》《灯》《若墨医生》《春》《龙朱》《八骏图》《腐烂》。
    沈从文为这本书写《习作选集代序》，强硬回应长久以来对他创作的责难，坦陈个人写作的见解和追求：
    ……我虽然写了许多东西，我猜想你们从这儿得不到什么好处。你们目前所需要的或者我竟完全没有。过去一时有个书评家称呼我为“空虚的作家”，实代表了你们一部分人的意见。那称呼很有见识。活在这个大时代里，个人实在太渺小了。我知道的并不比任何人多。对于广泛人生的种种，能用笔写到的只是很窄很小一部分。我表示的人生态度，你们从另外一个立场上看来觉得不对，那也是很自然的。……我除了用文字捕捉感觉与事象以外，俨然与外界绝缘，不相粘附。我以为应当如此，必需如此。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需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想达到这个目的，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地独断！……先生，不瞒你，我就在这样态度下写作了十年。十年不是一个短短的时间，你只看看同时代多少人的反复“转变”和“没落”就可明白。我总以为这个工作比较一切事业还艰辛，需要日子从各方面去试验，作品失败了，不足丧气，不妨重来一次；成功了，也许近于凑巧，不妨再换个方式看看。不特读者如何不能引起我的注意，便是任何一种批评和意见，目前似乎也都不需要。如果这件事你们把它叫作“傲慢”，就那么称呼下去好了，我不想分辩。我只觉得我至少还应当保留这种孤立态度十年，方能够把那个充满了我也更贴近人生的作品和你们对面。目前我的工作还刚好开始，若不中途倒下，我能走的路还很远。
    ……
    ……两年前，我常见有人在报章杂志上写论文和杂感，针对着“民族文学”问题“农民”文学问题，而有所讨论。讨论不完，补充辱骂。我当时想：这些人既然知识都丰富异常，引经据典头头是道，立场又各不相同，一时必不会有如何结论。即或有了结论，派谁来证实，谁又能证实？我这乡下人正闲着，不妨试来写一个小说看看吧。因此《边城》问了世。……文字少，故事又简单，批评它也方便，只看它表现得对不对，合理不合理；若处置题材表现人物一切都无问题，那么，这种世界虽消灭了，自然还能够生存在我那故事中。这种世界即或根本没有，也无碍于故事的真实。这作品从一般读者印象上找答案，我知道没有人把它看成载道作品，也没有人觉得还是民族文学，也没有人认为是农民文学。我本来就只求效果，不问名义；效果得到，我的事就完了。不过这本书一到了批评家手中，就有了花样。一个说“这是过去的世界，不是我们的世界，我们不要”。一个却说“这作品没有思想，我们不要”。很凑巧，恰好这两个批评家一个属于民族文学派，一个属于对立那一派。这些批评我一点儿也不吃惊。虽说不要，然而究竟来了，烧不掉的，也批评不倒的。原来他们要的他们自己也没有，我写出的又不是他们预定的形式，真无办法，我别无意见可说，只觉得中国倘若没有这些说教者，先生，你接近我这个作品，也许可以得到一点东西，不拘是什么；或一点忧愁，一点快乐，一点烦恼和惆怅，多少总得到一点点。你倘若毫无成见，还可慢慢的接触作品中人物的情绪，也接触到作者的情绪，那不会使你堕落的！只是可惜你们大多数即不被批评家把眼睛蒙住，另一时却早被理论家把兴味凝固了。你们多知道要作品有“思想”，有“血”，有“泪”；且要求一个作品具体表现这些东西到故事发展上，人物言语上，甚至于一本书的封面上，目录上。你们要的事多容易办！可是我不能给你们这个。我存心放弃你们，在那书的序言上就写得清清楚楚。我的作品没有这样也没有那样。你们所要的“思想”，我本人就完全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义。
    提到这点，我感觉异常孤独。乡下人太少了。倘若多有两个乡下人，我们这个“文坛”会热闹一点吧。目前中国虽也有血管里流着农民的血的作者，为了“成功”，却多数在体会你们的兴味，阿谀你们的情趣，博取你们的注意。自愿作乡下人的实在太少了。
    虽然如此，我还预备继续我这个工作，且永远不放下我一点狂妄的想象，以为在另外一时，你们少数的少数，会越过那条间隔城乡的深沟，从一个乡下人的作品中，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的倾心，康健诚实的赞颂，以及对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这种感情且居然能刺激你们，引起你们对人生向上的憧憬，对当前一切的怀疑。先生，这打算在目前近于一个乡下人的打算，是不是。然而到另外一时，我相信有这种事。
    ……我希望我的工作，在历史上能负一点儿责任，尽时间来陶冶，给它证明什么应消灭，什么宜存在。
    项美丽——这个中文名字是邵洵美为他的美国女友Emily Hahn取的——和Shing Mo-lei——这是邵洵美的化名——把《边城》译成英文，在上海出版的《天下月刊》1936年第二卷一至四期连载，小说名字译为《翠翠》（Green Jade and Green Jade）；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编选翻译的《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集》（Living China：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ies，London：George G. Harrap，1936 ）出版，收有《柏子》——埃德加·斯诺1936年5月访问鲁迅，带着海伦·福斯特·斯诺拟的“问题单”，向他请教中国现代文学的诸多方面，谈话中说到几位“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家”，鲁迅肯定沈从文是其中之一；艾克顿（Harold Acton）与陈世骧合译的《中国现代诗集》（Modern Chinese Poetry，London：Duckworth，1936）出版，内收沈从文的一首《颂》；1937年纽约《亚洲》（Asia）第三十七卷刊登Shih Ming翻译的《〈丈夫〉序言》；1938年《天下月刊》七卷三期又刊登了李宜燮（Lee Yi-hsieh）翻译的《萧萧》。
    七、战争就要来了
    1936年夏天，邵洵美和项美丽到北平，沈从文在同和居请客，一周后邵洵美回请，“这时邵洵美才谈他来北平的目的是想和大家商量共同办个大型刊物，他的计划是请北平的作家负责编辑，由他在上海自己办的书店出版。”一个月后，沈从文到朱光潜家讨论此事，在座的十几位赞成办刊物，却对与邵洵美合作有意见，怕卷入上海文坛的争斗中。当时北平的《文学季刊》和《水星》均已停刊，朱光潜后来回忆说，“胡适和杨振声等人想使京派再振作一下，就组织一个八人编委会，筹办《文学杂志》……他们看到我初出茅庐，不大为人所注目或容易成为靶子，就推我当主编。”
    朱光潜1933年10月结束了多年的欧洲留学生活，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未久就在他所住的慈慧殿三号组织“读诗会”，定期聚会、朗诵、讨论，是林徽因“太太的客厅”之外又一个著名的文艺沙龙。筹办《文学杂志》后，他的大客厅又成了编辑委员每月一次讨论稿件的地方。担任编辑助理的常风说及“一般人不知道”的内情：沈从文“除了负责审阅小说稿件，其他稿件朱先生也都请他看。只有他们两位是看过全部稿件的。……《文学杂志》上刊登的青年作家的作品都是沈先生组来的”。
    1937年5月，创刊号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沈从文发表最好的短篇之一《贵生》；二到四期，又接连发表小说《大小阮》《神之再现》、文论《再谈差不多》。第四期8月初出版，日军已经开进北平，杂志只能停刊。
    5月的另一件事，15日“大公报文艺奖金”公布——为争取对青年作家的支持，沈从文曾于1934年6月25日致信胡适，希望他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上提出设立文学奖金；1936年3月31日，再度向胡适提出“志摩奖金基金事”“中国文学创作奖金事”，并抱怨说：“您不能给他们年青作家设设法，我觉得不大公平。对他们太疏忽，所谓新文学革命实近于有头无尾。”同信还向胡适建议，文化基金会拿出点钱来，支持卞之琳译书和李健吾翻译福楼拜的《情感教育》。4月9日，他又致信胡适谈“中国新文学作家奖金”，说“您是新文学运动领导者，却一定知道它对中国的意义”。关于文学创作奖金的提议没有效果，沈从文自不免失望——《大公报》为纪念复刊十周年，于1936年9月启动“科学奖金”和“文艺奖金”评选活动，“文艺奖金”聘请杨振声、沈从文、巴金、靳以、叶圣陶、朱自清、朱光潜、林徽因、凌叔华、李健吾担任审查委员，萧乾具体负责操办。参与者郑重其事，反复商讨，最终决定，戏剧奖为曹禺的《日出》，小说奖为芦焚的《谷》，散文奖为何其芳的《画梦录》。
    5月31日，张兆和生了第二个儿子，取名虎雏。
    6月18日，沈从文致信胡适，针对《独立评论》第二三八期梁实秋以笔名絮如发表的《看不懂的新文艺》和胡适在编辑后记中的支持意见，提出商榷，为梁实秋所批评的“走入魔道”、让人“看不懂”的青年作家——以卞之琳、何其芳、无名氏为例——的诗与散文辩护，并由此论及大学“肯把‘现代中国文学’正式列入课程表，作为中国文学系同学必须课程的，那真可说是稀有的现象。”此信以《关于看不懂》为题刊登于7月4日的《独立评论》第二四一期。
    7月5日，《小砦》开始在《国闻周报》连载，到8月9日连载五次，只载完引子和第一章。沈从文本来有一个长远规划，以沅水作背景写十部小说，总题《十城记》；《边城》是其一，第二部就是《小砦》。可是，战争来了，《小砦》的写作就此突然中断。1937年沈从文发表作品二十余篇，均写于卢沟桥事变以前。
    （注释从略，详见《南方文坛》2017年第6期。张新颖，复旦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