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有感而发，以小文记录了几位“70后”女性作家。朋友们读后，持异议者甚多，意思无外乎是，我有意忽视了那另外的半边天。抑或是，我们的作家队伍像某些体育项目那样“阴盛阳衰”。有人愿作此解，也未尝不可，但与真实却相去甚远。不过这真是要真说起来，也实属不易。如果说，一众宛若清扬的“70后”女作家撑起了文学柔性的天空，那么，同为“70后”的那批男性作家，也以他们各自的文学才华，打拼出一个硬朗的世界。如今，他们已经成为我们文学现场最为活跃的一批作家，在一定意义上，他们今后的作为，应该成为今天中国文学最可期待的未来。所以，如何书写他们，于我终归是一件盛大且庄重的事情。
    还是要从“70后”这样的代际划分说起。20年前，当这个概念被叫响之际，或许大家并没有清晰地意识，这一代作家终有一日将挑起大梁——尽管，这几乎算是必然的规律。但文学的赓续，有时又有着特殊性，于是才有“文起八代之衰”这样的断代接力。当年的始作俑者推出这个概念，我暗自猜想，他们更多的诉求也许是放在对于文学新力量的助推上，至于这股力量去往哪里，也是少有估计的。他们的着眼点，或许是在“冲击”，甚或是对既有的文学现状构成某种“建设性的破坏”。如今，经过20年的创作实践，这代被冠以“70后”之名的青年作家日益茁壮，在不知不觉中，从昔日的“破坏性”力量，成长为中国文坛的“建设性”力量。以我有限的视野来观察，这代作家就像文坛的“中产阶级”，他们从数量到质量，都为我们文坛结构的“纺锤型”做出了贡献。谁都知道，在社会学家眼里，稳定的社会结构就是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锤型。而这代作家，不管是在被忽视里还是被重视里，都自顾自地拔地而起，不期然间已绿荫如盖，撑起了这道饱满的弧线。这也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20年来中国文学的成功，我们在顶端有着收获了包括诺奖在内的一系列国际重要奖项的作家，中间有这些蓄势待发的作家，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欣慰地说，中国在走向世界的中央，中国文学也在走向世界的中央。
    徐则臣，他被称为“70后作家的光荣”。对于作家的代际之分，他也的确有着比同代作家更为深入的思考。不同于他的许多同龄人，徐则臣并不抗拒这种“整体性的命名”，相反，他承认这样划分的合理性，勤于在“整体性”中来观察自己的位置，想象、判断和投身一个时代的文学走向。这必然赋予了他一种更为宽阔的文学眼光，使得他能够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展开自己的文学抱负。同时，他又清醒地警惕着，强调这是“我”在写，而不是一群人在写。在“我”与“一群人”之间，他做着有益的辩证，认领了“一群人”的使命，继而从中反倒坚定了自己的立场；他站稳了“我”的脚跟，然后又最大程度地努力让自己具备“一群人”的共同性，于是，这个“我”的力量，就有了“一群人”的宽广。不错，“站稳脚跟”这四个字，就是我对徐则臣最直观的感受。他的个人气质也与这四个字高度匹配，一张“站稳了脚跟”的脸膛，一副“站稳了脚跟”的身板。每每与他见面，我都会忘记这个比我小了不少的兄弟的真实年龄。他毋庸置疑的满腹才华，但持重诚恳，丝毫不见一个才华横溢者司空见惯的那种锋芒，这令他的身上少有那种“才子气”，却多了不少更为阔大的气象。他似乎从未稚嫩过，以至于你都要忘了他的年龄。他“站稳了脚跟”地坐在那里，“站稳了脚跟”地发言，无端地，就令你感到放心，感到言之有理。如今，随着文学对外交流的日益深入，徐则臣已经代表着他这代作家走向了国际。在我看来，这真是一个上佳的人选，因为，他那种“站稳了脚跟”的气质，在我的想象中，就有着一种“中国味儿”，堪可向世界展示他那古老国家年轻的现在和未来。我也相信，随着世界性的视野不断扩展，徐则臣所“光荣”着的，将不仅仅是我们的“70后”，他会在更大的格局中，思考文学时代性的命题。
    张楚，“70后”的标记也许在他的身上最为突出。但这份突出可能并不经由他的专门强调，他是整个人都活出了一个“70后”的范式。说他没有专门强调自己的代际身份，是因为在文学观念上，张楚似乎从来就未曾“专门强调”过什么，换句话说，他没有理论的冲动。这一点细究起来，令人饶有兴味。毫无疑问，他是这代作家中绕不过去的一个，但与他那些“绕不过去”的伙伴相比，张楚是一个鲜见地不做强烈文学表态的人。你看看他写的那些创作谈，抑或听听他的那些会场发言，几乎通篇都像是文学的抒情，而少有理论的果断与强悍。他对文学的介入方式，与他做人的方式浑然一体。他不思辨而乐于抒情。这种气质使得张楚的作品更具有斐然的“文气”，我是说，他更像一个天然以感性的眼光看待世界的作家，天然的就是一个“文青”式的作家。在我的这个判断中，“文青”是一种更高、更本质的作家禀赋——他们天生就是当作家的料，几乎可以不经过后天的理论宰制。他们就是《诗经》中最早吟诵出诗句的那批先民，他们的所知与所感就是本初的文学。他们是文学“青”时的歌咏者，在起点处和文学相连。这种风格使得张楚和自己生命的来路最大程度地保持着一致。你尽可将他笔下的那些人物想象成就是他生活中的人物，你尽可一望而知地将他直接划入“70后”的阵营——他的着装、体态、表情，乃至记忆，处处都是一个“70后”应是的样子。还有人说，张楚最“70后”的动作，就是酒酣耳热之后一展歌喉，必定唱那首《想和你去吹吹风》。据说，这首歌张楚在不同场合唱了无数次。这是张学友1997年的作品，那一年，张楚23岁，正是年华葱茏时。他就这么唱着唱着，把“70后”的身份唱成了自己的标记。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张楚的风格，他念旧、用情、爱人、爱生活，永远像一个热情的少年，向世界热忱地释放着他的善意，也倾诉着他的忧伤。
    弋舟，我曾经在文章里写过：“对于他，我保持着高度的审慎，因为看透这个孩子确实需要借谁的一双慧眼。”我也知道，所谓“看透”，本就是妄想，即便我们生就了一双慧眼，怕是也难断言便可看透每一个生命，更何况，我观察着的还是这样一群灵魂迥异的作家。其实，如今我再想来，或许弋舟本不用被“看透”，他本就是透明地站在那儿，不过只是释放着难以被看透的气息。这就是一对矛盾，这也正是弋舟的困境。弋舟的作品放在同代作家中，在我看来，有着十分复杂的面相，而骨子里又有着十分一致的基因。他似乎从来没变过，又似乎永远都在变。他作品中的那些主题一以贯之，但他却在不同的阶段展示出不同的方式。世界在他的笔下并不缺乏烟火气，可奇怪的是，这些烟火气一经他的收拢，又都清冷、整饬，仿佛一杯被过滤到极致的老酒。这就像他的人一样，也跟朋友热络，却总难火热。我想，这并非仅仅源于他的分寸感，也并非仅仅出自可以想象的骄傲，或许是他始终被一种目光所束缚，于是，只能选择一种“热切的观望”。他有活在烟火中的热切愿望，但他只能在观望中赋予蒸腾的烟火以审美的提炼。他融入不了。这也许是一个好的艺术家重要的特质，他将一切都艺术化了，乃至真实不虚的生活，在他的感受中都宛如一部作品。相较于张楚“天然的不思辨”，弋舟似乎就是“天然的思辨”。在传统的文学观里，这两类作家分别代表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但就他们两个而言，这样的边界已经远远不能框住他们。也许，恰恰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艺术观的分野，才让我们文学的天空繁星点点吧。如今，弋舟的价值也越来越得到了辨识，陈福民曾经做出过这样的评价：因为有了弋舟的写作，“70后”作家的写作在文学史上又加添了一份重量。
    王十月，这个“70后”在我的直觉中与“力量感”相连，总让人无端地想起稼轩词中“气吞万里如虎”的诗句。这样的联想可能非常形而下，但惟其如此，更显妥帖。这个昔日从山间走出的少年，带着山野间特有的那份倔强和野气，不管不顾地杀入文学乱阵，硬是为自己拼出了一条生路，这可能更显悲壮和震撼。“成功”一词，如今在王十月身上也许有着最为世俗的那种体现，他从一个打工者成为了国家级文学奖项的获得者，从一个农民工成为了文学刊物的副总编，这些都足以让人将他视为励志的好榜样。但是，我所看重的，恰恰是这个“成功者”身上散发出的“失败感”。甚至他越成功，便越专注在失败上。当他获得荣誉之时，目光开始一再回望，从《国家订单》到《收脚印的人》，笔端牢牢地锁定在那个他曾经置身的群体之中。他关注着他们的失败，像是体恤着自己的兄弟姊妹，乃至连同自己今天的成功，似乎都不再是那么的天经地义。这让他的写作具有了那种可被称之为道德感的格局，也注定了他对现实主义毫不迟疑的忠诚。他的个人履历与文学成就都于这个时代紧密相连，于是，这也就成为了我从他的身上感受到“力量感”的原由。这是一个不会退让的作家，他的奋斗经历，他的初心不忘，都决定了他应变的机智和面对复杂局面时的不会妥协，他将争取一切他认为必须争取的，仿佛永远厮杀在古代的疆场。
    可以拿来跟王十月作对比的，最恰当的人就是石一枫。像所有家世不错的北京孩子一样，这个卡在“70后”尾巴上的作家，有着不动声色的体面感。他戏谑，他无所谓，他不争抢，文学之事在他这里从来不会被夸大到一种与命运等高的高度，有时候眼见着这件事可能要往高处去了，他便会忙不迭地赶紧将其拉回到合适的位置。恰是如此，写作在他手里才被还原成一件“寻常事儿”。其实，正如富贵闲人不等闲一样，“寻常事儿”才最不寻常。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还原有着中国文化最深刻的底蕴，且对于我们的文学有着莫大的意义。没准儿，多一些石一枫这样的作家，我们的文学就会更加可靠。他不令人担心，在纯粹的文学立场上周正地行使着一个作家分内的义务，也加添着一个作家为文学带来的恰如其分的荣光。在一种貌似“浑不吝”的做派背面，如同他所供职的《当代》一样，如今的石一枫，其实稳稳当当。一连串的大中篇，饱满、结实，现实关怀和好读耐看一样都不缺。他的作品难能可贵地有着一种平静的定力。在平静的定力之下，是石一枫充分的思考与耐心的观察。这就像石一枫大大咧咧的背面，其实是各种各样的讲究。他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席上吃肉的量不会超过吃主食的量，酒也喝点儿但少有喝醉，而且坚定不移地不吃整鸡。仅就“70后”男作家的讲究而言，我能想起跟石一枫有得一比的，好像只有一个弋舟。拿这两个作家比照，也是件有意思的事，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俩似乎都是矛盾体，而矛盾在石一枫身上有时会被他故意放大。所以，我不免常常猜测，没准每当石一枫在朋友圈里晒吃晒喝的时候，这个北京孩子其实正在忧国忧民地满腹惆怅。
    肖江虹，关注这个“70后”，首先完全是由于我对他作品的欣赏。从《百鸟朝凤》到《傩面》，我在他的作品中读到了某种久违了的小说感受。我甚至很难将这些作品瞬间与一个“70后”作家联系起来。这当然是源于我的偏见。似乎是，我会觉得这代作家天然地与我的文学经验有些分歧，他们饱受现代主义熏陶的文学能力，我能够欣赏，但有时也会觉得有些隔膜，仿佛面对着的，就是一幅幅挂在镜框里供人打量的杰作，而少了些有血有肉的感同身受。我要承认，我的文学观并不是宽泛无边的，在骨子里，我依然倾向那种有根脉、能贴地的作品。而肖江虹的作品，恰恰满足了我的这种文学观。这个贵州的青年作家，开朗幽默，不疾不徐，牢牢地抓紧专属于他的经验，用一种“默默无闻”的态度强力书写着亘古的事物，于是，“默默无闻”于他便成为了“大张旗鼓”的标记，令他的作品别具魅力，张扬着今天我们的文学里迫切需要的那份文化的自信。作家与自己的作品往往构成奇妙的映照，《百鸟朝凤》被吴天明搬上大银幕后的命运，仿佛便昭示了肖江虹所秉持的文学观——也许会有暂时的落寞，但终究会依靠强大的生命力赢得喝彩。这就像他作品中的那些主题所指认的一样，传统文化的根脉正是中华民族繁衍不衰的精神源泉，在对这种源泉的继承中，肖江虹写出了世界文学格局中的属于他自己的中国故事。
    记录那些“70后”女作家时，我想起了《诗经》中的美好句子，此刻，记录这些“70后”的男作家，依然也有遥远的诗句在我脑中回旋：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有匪君子，我的这些年轻的同行们，我愿意同样用《诗经》中的句子来祝福他们。他们以各自的光和热，烛照和温暖着这个世界。对于未来，他们不是比我更坚韧，但肯定比我更坚定。他们在文学之路上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精进，必将创造出更加盛大辉煌的文学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