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在《收获》2017年第5期刊出三篇小说（《地主的眼神》、《斗士》、《左镰》），统名为《故乡人事》。小说家写作往往经历三个阶段，写故事——剖内心——讲人生，莫言的创作演变也不出其右。在这组短篇中，莫言不再紧紧把控着故事，而是通过第一人称记忆与多重人物叙述，通过松弛而有弹性的叙述，淡淡忧伤的回忆笔调，开辟了看待人生、人性的广阔视角。莫言获诺奖后的演讲题目是“讲故事的人”——在多年后的这三篇小说中，莫言“进化”为一个经历故事，回忆故事，讲述故事，拥有“三重身份”的人，他的目光穿越了记忆的迷雾，抵达了陷入回忆的当下，既伸入了少年的隐秘内心，又升到故乡的上空，对那些跨越时空的人事眼带怜悯，叹息一声。三篇故事都在回忆一种“少年气息”，无论是少年的冲动意气、懵懵懂懂的罪感、还是剑拔弩张的执拗……此次，年近老年的“我”回乡，为记忆中的少年们写了一曲优柔的挽歌。
    少年还乡——《地主的眼神》
    小说中“我”第一次与地主结下梁子是因为小学三年级写了一篇题名《地主的眼神》的作文，因为我并未想过公开发表，所以写的时候用了真名，但在那个阶级斗争火热的年代，却被嗅觉敏锐的班主任改了化名，贴成“大字报”。于是“我”成了先进，“名人”，而地主孙敬贤却因此倒了霉，他的孩子因为成分（地主子女）不能上学，而地产明明比他家富饶，因为数量比他们家少的“我家”却幸而没被扣上地主帽子，“我”也因此可以上学。但是面对“粗暴的贫协主任”和“狡猾的地主”这两个对立阶级，半大的“我”在感情上对他们都讨厌，甚至会对挨打的老地主充满同情，对专横跋扈的贫协主任充满反感，这是一个孩子在斗争年代的熏陶下，当面对暴力的阶级斗争时，本能的复杂情感。村里的人也是如此，当看到“我”写的那篇“斗争”地主的文章后，“我从人们的眼神中，看出了一些难以言传的东西”，此外“我父亲也警告我，再也不许写这样的东西。”这是一种人性，年少时我沉堕在各人“言说”的漩涡中无法真正理解。
    多年后，当“半大劳动力”的“我”已经老成了地主孙子辈的“叔”，在参加地主的葬礼时，“我”才恍然大悟到：“我知道很多地主不是坏人，但我也知道，这个孙敬贤的确不是一个好人。这其实跟他的地主身份没有关系。”
    故事的最后，在孙敬贤的两个儿子给他办的一场声势浩大，实际上无人问津的葬礼中落幕，大家都认为这个“山寨”的葬礼很热闹，很荒诞，很好玩。孙子辈的孙来雨却认为自己的父亲和爷爷都很糊涂，是在“打肿脸充胖子”，时过境迁后，两代人观念产生了深深的差异，孙来雨对父辈们不理解。事实上，每个人的是非评判标准都源于自己的视域与经验，上上辈的恩怨到孙辈这里已经无法构成仇恨，只有经历过同一段历史的人才能懂得他们那“一代人”的事，就像围观孙敬贤葬礼的只有那些老人，在一代人又一代人的历史言说中，其他场域的人无法插入，作家以特别节制的笔墨涂抹出一种关乎历史与人性的复杂景观。
    但是奇怪的是，叙事主人公“我”却往往是一个可以超越历史身份与眼光局限的身份，例如，此时在小说中“静静旁观与议论”的“我”俨然不再是小说回忆的主人公“我”，而是“作者”这个“我”的身份归位。提到莫言小说中的“我”或者干脆是“莫言”这个形象，他们通常和现实中的作家有相似的经历、身份，甚至写的书也一样，这个“莫言”变化莫测，可以穿梭在各种文本中，或讲述、或回忆、甚至参与故事的构成。他既可以是故事的人物，故事的讲述者，也能摇身一变，以写作者的身份堂堂现身，身份的虚实相生让读者眼花缭乱，这无疑是莫言自得地使出的一招精彩魔术。在这三篇小说中，“我”由以往想象中的小说人物，化为整个小说的讲述者，目击者，少年时期的“我”一直在场，看着地主、看着武功、看着铁匠和我爷爷对话……
    少年人事——《斗士》
    本文的主人公——武功，是“我”的远房堂兄，与我年纪相差无几。他人生信条一直都是——“人活一辈子，争的就是一口气！”到老了，他也不后悔年轻时和书记方明德赌气，而扔掉一副留到现在能换宝马的象牙棋子，并且认为“我窝囊了一辈子，就这件事干的，还带着几分英雄气概。”当述及几十年前的人事时，武功认为“在那个暗无天日的时代里，即便你遵纪守法，照样会灾祸临头”，而他一直是“不屈服”的。
    接下来便引出“我”的两段年少记忆，第一次是：“我经常回忆起武功与村里最有力气的王魁打架的那个夏天”——武功坚持说看到方明德欺霸了王魁的妻子，他在与王魁的打斗中，虽然处于下风，嘴里却一直骂声不断，即使被“我父亲”打耳光也不改口，武功说：“你是尊长，你可以打我，但你不能不让我说话。”武功在发现方明德的儿子在其死后秘不发丧，骗取荣军补助后，立刻去县里举报了他们，他的一生都在证明，他的身体可以被欺辱，但话语权不能被剥夺，在某种程度上，武功的确是一位“斗士”；与此同时，武功还是一个欺软不怕硬的无赖，他对王魁说“你力大无穷，我打不过你，但是，杂种，你女儿今年三岁，她打不过我；你儿子今年两岁，更打不过我；你老婆肚子里怀着孩子，也打不过我……我一命换你们家四条命。”他不怕死，他的脑中也没有宽恕与忍让的概念。
    第二次是：“我第一次看武功跟人打架，是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那时武功19岁。”19岁的武功在被黄耗子欺辱后，跳起来大喊“黄耗子，我这辈子跟你没完！”武功对于一切他愤恨的人，总有赌上自己一辈子以让别人付出代价的“执拗”，父亲说过：“惹上了他，一辈子都纠缠不清。”母亲也说：“谁要得罪了他，这辈子就别想过好日子了。”
    武功似乎是个没有理性只存着一腔愤恨的人，“他这人，脾气怪诞，你对着他打个喷嚏，可能就把他得罪了。”他的人格中有一种执拗性，或者叫韧性。李长之在《鲁迅批判》中提到鲁迅说过：“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要义就是韧性。听说拳匪乱后，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谓无赖者很跋扈，譬如给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两元；对他说这行李小，他说要两元；对他说道路近，他说要两元；对他说不要搬了，他说也仍然要两元。青皮固然不足为法的，而那拗劲却大可以佩服。”
    而《斗士》里的武功正是如“青皮”一样的人，他认准的东西任打任骂也绝不改口，他从少年时就开始持久地恨着一切欺辱过他的人，或者说任何一个好好活在世上，让他感到屈辱的人，最后，迟至暮年，他也无故地向路过的作者车上吐口水，倒正像鲁迅所说“一个也不饶恕！”但是“我”在最后还是希望武功能改过自新，因为他只是一个“睚眦必报的凶残的弱者”。
    那么武功到底是一个“永远的斗士”还是“凶残的弱者”呢？通过不同人的回忆与讲述，同一个人拥有了不同的侧面，每个人都无法看懂别人，别人也看不懂自己，这无疑是一种“他人即地狱”的孤独，但是无可否认的是，武功拥有一个“永远愤怒的少年之魂”。
    少年之殇——《左镰》
    莫言称此篇为“歇笔多年后写的第一篇小说”，莫言仍旧在这里讲述了一段放不下的少年往事。作者在引言中先交代了“一个人，特别想成为什么，但始终没成为一个，那么这个什么就成为他一辈子都魂牵梦萦的什么”，所以“我”看到“铁匠就感到亲切”，听到“打铁声就特别激动”，后文浓墨重彩地描述了铁匠师徒三人炉火纯青的技艺和火红的打铁场景，“我”对于铁匠的迷恋，不仅是对这项技艺的向往，他们打出的“左镰”拥有一种神圣感，承载着“我”无法磨灭的愧疚。
    左镰的使用者是一个失去右手的少年——田奎，在小说前期，作者对田奎断手的原因；“田奎的学习本来比我二哥好，但他不上学了，每天割草”的原因；田奎爱往坟地跑的原因，以及“我愿意去找田奎”的原因都避而不谈，设置了多处留白。与“少年的我”相比，田奎有着与年龄不相符的老成与阴沉，在“我”的一再追问下，田奎的一句回答打开了回忆的缺口——“自从我爹剁掉了我的手，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接下来又是与《斗士》相似的写法与句式，插入了“我”的两段回忆。第一次是：“我经常回忆起那个炎热的下午，那时候田奎还是一个双手健全的少年。”事故的起因是——“我们”欺负了刘老三的傻儿子“喜子”，并且连带欺负了保护哥哥的“欢子”，欢子在欺辱中诅咒我们被老天爷惩罚……这里的“我们”的具体构成和面目都是模糊的，毕竟是久远的少年记忆作者对于具体的人数、某些过程都采取了留白的叙事方式。但是这场冲突的结果是刘老三到我家来兴师问罪，我和二哥在父亲的打骂下，因为惧怕“更大的惩罚”，把责任全部推到田奎身上……其实因为叙事的留白，在这场回忆与转述中，每个人说的话都似是而非，可能是真，可能是假，田奎到底有没有参与？是不是“我们”的主导者？这都因为“空白”而变得真假难辨，再加上刘老三是贫农，在当时阶级斗争的压迫下，显然比“地主家”的田奎说话更有“天然公信力”。最后，“我们”都被各自的父亲惩罚了，我和二哥得到了一道伤口，流了些血，田奎失去了一只右手……田奎后来说他是惯用左手的，可见他的父亲无论出于生存还是怜悯的考量，没有彻底斩断他的生路，断手成为一种有意的羞辱和训诫。少年时代的记忆血色弥漫，即便是血肉亲情，在礼俗和斗争的压迫下也只能让位。
    第二次是：“许多年过去了，我还是经常梦到在村头的大柳树下看打铁的情景。”那是一种“最残酷和最温柔的”、“最柔软的最坚硬的”的冶炼，断手的少年也因此成为“我”压在心底最深的罪，打好那“私人订制”的左镰，便是“赎罪的献祭”。最后，田奎娶了间接害他断手，婚姻多舛的欢子，别人问他敢不敢，他说“敢！”故事到此落幕。
    “少年就这样成长，梦就这样成为现实，爱恨情仇都在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锻打中得到了呈现与消解。”作者说出这段话，就像雪花纷纷落下的冷静和凄清，这才是这组《故乡人事》的忧伤所在，少年的记忆里蕴藏着已经步入中年，甚至迈向老年的作家不断打量的眼神。作者在回忆中忘却了现实，正如在《斗士》中，回乡的“我”在别人问起我年纪时，“我”经历了恍惚——
    “你也快六十岁了吧？”
    莫言的作品似乎永远在讴歌一种“鲜活的少年精神”，无论是《透明的红萝卜》里沉浸在自己斑斓世界中的黑孩；还是《四十一炮》中不停诉说、进食的罗小通；亦是《酒国》中神通广大的侏儒少年；甚至是《变》中与老师比赛乒乓球的“我”等等，无一不是充满生命力的少年形态，“少年气息”也成了贯穿莫言作品的一股精气神，一旦记忆和视野回到现实，反观自身，一切都变得平庸乏味，莫言的一些散文篇什，写自己的生活，字里行间透露出种种无聊和对这“庸常”的无奈与苦笑，就像《地主的眼神》里，中年回乡的“我”，面对孙来雨提起惊心动魄的往事，只能圆滑地说出一句“这是个历史的误会”，简直是一种心灰意懒的回应。
    “少小离家老大回”，回乡往往是一种对自身“年老”的确认，所以作者在惊然发现这一事实后，在准备自我接受老去之前，还是满怀爱怜地为这记忆中瘦弱的少年、不被人理睬的少年、在母亲管教下的少年、将父亲的话作为信言的少年，犯错害过人的少年写下最后的挽歌。
    少年会永远年少吗？还是少年终会成长……莫言在这里已经给出答案。
    作者：赵仕蕾，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