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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批评要发掘成长的力量 圣勃夫在他所处的时代，是批评界数一数二的权威，不少有名的作家和有争议的作家都希望得到他的肯定，比如波德莱尔。读他的批评文选，我们可以看到，他表现出一种始终如一的坚定态度，那就是积极发现文学新人，鼓励青年作家，为他们树碑立传。发现新人，目的在于让文学不断焕发新的力量。如在法国批评界赫赫有名的泰纳，就在很年轻的时候得到了圣勃夫的特别关注。在泰纳二十九岁那年，圣勃夫于1857年3月9日及16日发表了《论泰纳的几部作品：〈论拉封丹的寓言〉、〈庇里牛斯山泉旅行记〉、〈论狄特里夫〉、〈十九世纪法国哲学家〉》。文章开篇写道：“泰纳先生是近年以初期作品最引人注意的青年批评家之一，或者，不要含糊其辞，就说他的初期作品是多年以来文坛上所见到的最坚定、最无摸索意味的表现。在他的笔下，绝没有青年时期的那种尝试的性质，那种碰巧的意图：他装备齐全地走进了文坛；他带着词锋的明晰与刚健，思想的集中与斩截，站定在那里，这种明晰与刚健、集中与斩截，他先后应用在最不同的题目上，并且在所有的题目上他都显得始终如一，是他自己。他要做，他就做了。他有才华，他有一个思想体系。我很愿意为这全部的才华说公道话，把这些思想提出若干来讨论讨论。”(第1147页)圣勃夫写这篇评论时是五十三岁，在文艺评论界已是一言九鼎的人物。他对刚刚进入批评界的青年泰纳倍加赞赏，毫不含糊地对其作为批评家的品质予以揭示：有思想、有才华、立场坚定、词锋明晰，且始终如一，不人云亦云，做“他自己”。这一方面表明了圣勃夫对于批评者思想、立场、真诚与刚健的重视，另一方面则显示了一位声名显赫的批评大家对于青年才俊的那份尊敬，正如他自己所言：“已经衰老的前辈，对于能算得数的后进，应该先来这样一个嘉许的表示，正视他们，并且好好地认识他们。”(第1147页) 如果说就其批评态度而言，圣勃夫对真正有思想、有才华、有立场、有公正心的青年批评家公开表明自己的赞许与鼓励，那么，对于如何“正视”与“认识”，便要见出圣勃夫真正的批评功力了。 首先我们要指出的是，圣勃夫的批评有一个在我们的时代尤显珍贵的特质，那就是不仅致力于复活过去的作品的生命，更着力于召唤通向未来的力量，为此，他的批评非常关注成长中的因素，对青年作者的发展趋势及其发展中的基本价值予以方向性的把握。在这个意义上，他“正视”或者“认识”青年作者，不仅仅对其作品的特征予以揭示，更对其作品榜样性的价值进行探讨。他认为，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要从文本出发，进行文本的意义阐释，更要去探索文本背后或深处的原因和力量。如他在论泰纳《庇里牛斯山泉旅行记》的批评文章中指出：“一边是像土壤、气候那么普遍、那么影响全体的事实，另一边是像在这土壤和气候里生活着的万殊的物类和个性那么复杂、那么不齐的结果，在这二者之间，很可能有许许多多的更特殊、更直接的原因和力量，如果你没有掌握到这些原因和力量，你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解释出来。对于生活在同一世纪，也就是说生活在同一精神气候的人和才智之士说来，也是如此。”(第1155页)在圣勃夫看来，泰纳不仅能表现出各个风景的特质与不同，又能透过风景的表面，直指风景深处的特有的力量，揭示出风景的灵魂：“他极善于写出这些复杂而辛劳的风景，抉出它们的秘密，用清楚的观念把它们的模糊意义表达出来，就和表出一个幽隐的灵魂的意义一样。”(第1156页)应该进一步说明的是，圣勃夫对青年作家泰纳的这份赞许不是笼统而抽象的，不是今日批评界常见的吹捧式的肯定，而是基于对泰纳游记的文本细读与精神发现。对此，有以下文字为证：“你看这条孤立的山脉，温泉倚傍着的(在佳泉[Eaux-Bonnes]附近)：没有人攀登它，它也没有大树，也没有巉岩，也没有风景点。然而，昨天，我却感到一种真正的怡悦；那条硬板板的山脊，一层瘠土盖着，它用脊骨把土顶得一连串地隆起，你就跟着这条山脊走罢；贫瘠而繁密的草，风打着，日晒着，形成一片韧线密结的地毯；半枯的苔藓，节节疤疤的灌木把它们顽强的枝条伸到岩缝里；苍老的杉树在岩上爬着，蜷曲着它们的横枝。从所有这些山区植物里发出一种沁人的香气，被炎热集中起来，挥发出来。人们感觉到它们在对贫瘠的土壤，对干燥的风力，对阳光的火雨，永恒地斗争着，浑身蜷曲遒劲，饱经天时的考验，顽强地要生活下去。这种表现就是风景的灵魂；可是，有多少不同的表现，就有多少不同的美，也就有多少心情被拨动了。快感就在于看到这个灵魂。如果你辨别不出这个灵魂，或者这个灵魂缺乏了，一座山对于你的效果，正如一大堆石块而已。”(第1156页)跟随圣勃夫的指点，细读泰纳的这段文字，我们一方面能体会到圣勃夫对于走进作家文本内部的指引力，另一方面又能透过看似平凡的风景外表，逐渐深入到作者笔触所指向的山脊之魂，从贫瘠的山里看到不同的表现、不同的美和非凡的灵魂。面对山之魂，被拨动的是心情，被打开的是视界，被提升的是境界。圣勃夫一举两得，一方面把读者引向泰纳的文本，以文本的自有的力量吸引着读者，让读者在文本的细读中去观察、去发现，去寻找不同的风景中别样的景致与情怀，另一方面则在批评的方法上，教给我们去发现青年作家泰纳的特有价值，将泰纳游记中所蕴含的一种具有成长性的特质清晰地揭示出来：一种超越了对美的发现的游记，一种指向风景之魂的游记。圣勃夫通过对泰纳的这种发现性的批评，为未来的写作者指出或者说拓展了游记书写的新的可能性：有魂的风景书写。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圣勃夫的批评的独特力量是多重的：既有指向性，又有发现性，还有拓展性。 从“正视”开始，去“认识”、发现青年作家的特有价值，圣勃夫的文学批评于是具有一贯性的发掘力量。对于比他年轻近二十岁的福楼拜，圣勃夫在《包法利夫人》出版后不久，就写出了一篇在法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不凡地位的批评范作《论福楼拜先生著〈包法利夫人〉》，于1857年5月4日刊登于《月曜日丛谈》第十三册。文章一开始，圣勃夫便对众人对《包法利夫人》施加的道德压力发起抵抗：“我并没有忘记这部作品曾成为一个绝非文学性论争的对象，但是我特别记得审判员的结论和明智。从此以后，这部作品是属于艺术的了，并且只属于艺术，它只能受批评的裁判，而批评在谈论它时可以利用自己的全部独立性。”(第1120页)这一开头是意味深长的，同时也表明了圣勃夫批评一贯具有的独立性。圣勃夫深知，要发现新人，发掘新作品的价值，就要正视作品的神圣的艺术性。为此，他将《包法利夫人》定位为一部只属于艺术的作品。他对于批评界往往关注昔日的成名作家、忽视当下的创作的倾向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人们常常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去唤醒过去的事物，去复活往昔的作家，复活一些无人再谈的作品，使它们恢复一刹那的兴味，恢复一种似是而非的生命。但是，当一些真实的活生生的作品打我们面前经过，近在咫尺，张着满帆，打着大旗，仿佛在问：‘你觉得怎样？’在这时候，如果你真正是批评家……你一定会急于要抛出自己的断语，急于要在这些新来的作品经过时向它们致以敬礼或者加以猛烈攻击。”(第1120页)圣勃夫是一位真正的批评家，他对于具有鲜活生命的新作品予以关注，且立场鲜明，以艺术而论作品的成功与否，或致以敬礼，或猛烈批评。圣勃夫面对刚刚问世的《包法利夫人》，便下了这样的断语：“《包法利夫人》首先是一本书，一本精心结构的书，书中一切都紧密联系着，没有一点是偶然命笔，作者，或者更确切地说，艺术家，从头到尾都是意在笔先的。”(第1121页)对于一部在文坛上尚未立足的作品，下这样的断语，似乎过急了些。不过，其论断具有前瞻性，是发掘性的肯定。 在文章中，圣勃夫在对小说进行细读的基础上(他不仅读过刚出版的小说，还读过之前在期刊上分章节发表的文字)指出，福楼拜一反之前那些牧歌式的、充满诗意的写作，让“一种严格而无情的真实直钻进艺术中来”(第1121页)。在外省的村镇和小城市里，《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看见了什么呢？渺小，庸碌，狂妄，愚蠢，陈套，单调与无聊。他将说出这一切。那些风景，写得那么真切，那么翔实，充满着地方的农村特色，在他手里都只是一种框栏，衬出一些庸俗的、平凡的、痴心妄想的、十分愚昧或仅有一知半解的人物，一些不懂得细腻温存的情侣。那唯一优异的、好梦想的天性，被扔到这框栏里面而想望着框栏以外的世界的，就仿佛是寄身异域，感到窒息；由于苦痛不堪，找不到同情，她就变质了，腐化了，又由于追求迷梦和幻境，她就逐步走到堕落和破产了”(第1121—1122页)。直至今天，读圣勃夫的这段评论，我们仍会惊异于评者的一针见血和对福楼拜小说的准确定位：无情的真实。 圣勃夫还以细腻而尖锐的目光观察小说中的人物，他发现作者在人物描写中具有不凡的特点：“在所有这些非常实在、非常生动的人物之中，没有一个能被假定是作者自己想变成的人物；没有一个不是着意描写着，但求绝对准确、痛快淋漓，而绝无其他目的，没有一个曾被敷衍，和敷衍一个朋友一样；作者完全闪开了，他在那里只是为着看到一切，摊开一切，说出一切，但在小说的任何角落里，人们连他的侧面影像也看不到。作品是彻底无我的。这就是有魄力的一个伟大证明。”(第1120页)圣勃夫仿佛追随着作者，“开始一个深刻、精细而紧密的分析；一种残酷的解剖开始了，并且从此不停”(第1124页)。读此评论，读者也仿佛彻底走进了小说之中，一步步“钻进了包法利夫人的心”，看到该小说的作者如何“把他的人物给我们一天一天地、一分钟一分钟地在思想上和行动上表现出来”(第1125页)。 圣勃夫为《包法利夫人》写的这篇评论已经问世一个半世纪了，但他对福楼拜创作思想和艺术手法的把握，至今仍旧不失其深刻性。他对福楼拜人物塑造、结构安排等涉及小说创作基本问题的评析，深刻影响了之后的一代代评论家，无论是在见解方面，还是在方法方面。 本文对圣勃夫文学批评的这番思考和评价，在推崇后现代主义、偏好艰涩的术语、文本批评至上的批评家们看来，也许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但若细细观察当今中国文学批评的现状，结合对种种流弊与顽疾的思考，会发现圣勃夫的文学批评仍不乏可借鉴之处。它对当今文学批评的启迪意义，值得学界进一步探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