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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评应该关注人与文本 文学批评在法国，有各种各样的理论，圣勃夫的独特之处在于创立了肖像与传记的批评方法。对于圣勃夫的批评理论，普鲁斯特曾有这样的评说：“人们知道，所谓建立精神自然史，引述有关的人的传记，他的家族史，他的全部特征，他的作品所表现的才智，以及他的天才的性质，这就是圣伯夫的独创性之所在。”⑦在普鲁斯特看来，圣勃夫的这种独创性“无非是要求不要将作品同人分开，评判者不可不注意书”，但“还要收集有关作家的一切可能有的资料”⑧。普鲁斯特并不认同这一方法，他认为“一本书是另一个‘自我’的产物，而不是我们表现在日常习惯、社会、我们种种恶癖中的那个‘自我’的产物”⑨。他对圣勃夫的批评最根本的一点就在于此。王道乾对此有过精辟的总结：普鲁斯特“认为进行艺术创造的不是社会实践中的人，而是人的‘第二自我’或所谓深在的自我，因此他否定圣伯夫的理论出发点：作家的生平是作品形成的内在依据，实际上也是彻底否定法国十九世纪实证主义的批评原则，为此后兴起的法国新批评开辟了道路”⑩。普鲁斯特与圣勃夫在文学观念上有一条泾渭分明的分界线。普鲁斯特严格区分了作为社会人的作家和作为文本创造者的作家。在他看来，文本是作家另一个自我的产物，与表现在社会上的那个自我无本质上的联系。因而普鲁斯特坚持认为，“由于圣伯夫看不到横亘在作家与上流社会人士之间的鸿沟，不理解作家的自我只能在作品中体现”，所以，圣勃夫所能告诉我们的，是对“诗人真正的自我毫不相干的一切方面”(11)。对于圣勃夫所建立的肖像批评方法，尤其是以作家为出发点，以作家的环境、学识、交往为基础而进入作品、评价作品的方法，普鲁斯特持完全否定的态度。驳圣勃夫，本质上就是反圣勃夫。普鲁斯特之反圣勃夫，是要挣脱科学的枷锁，要为艺术的创新拓展新路，因为他认为：“哲学家并不一定真正发现独立于科学之外的艺术的真实，因此，关于艺术、批评等等，他们不得不像对待科学那样加以设想，认为在科学领域先行者取得的进展必不及后继者。但是在艺术领域(至少按科学的本义而言)，并不存在什么创始者、前驱之类。因为一切皆在个人之中。任何个人都是以个人为基点去进行艺术或文学求索的；前人的作品并不像在科学领域那样构成为既定的真理由后继者加以利用。在今天，一位天才作家必经一切从头开始，全面创建。”(12)作家是由其作品的创作来定义的，而不是由其社会的行为与思想来定义的。摆脱批评家对作家的社会性的批评，进而摆脱批评家对于作家理性和智力的束缚，无疑是为了解放作家的艺术创造力，从头开始，造就全新的、天才的自我。明乎此，再去看《驳圣伯夫》的序言，就不难明白其开篇的这句话：“对于智力，我越来越觉得没有什么值得重视的了。”(13) 然而问题在于，圣勃夫的肖像批评方法并不像普鲁斯特所指出的那样将批评止于对作家的社会性的考察，也没有完全无视作家在其文本创作中所表现出的第二自我。批评作品，也并不一定要像普鲁斯特所申明的那样，全然不顾“表现在日常习惯、社会、我们种种恶癖中的那个‘自我”’。相反，圣勃夫的方法倡导“识人”、“品人”与“品作品”相结合。他明确指出：“对于古人，我们缺少充分的考察方法。对于古人，作品在手，求诸其人，在多数场合，是不可能的，我们能掌握的无非是一具半碎裂的雕像。迫不得已，人们只能评论作品，加以赞赏，借以推测作者、诗人。人们可能借助对崇高理想的感受力重构诗人或哲人的风貌，重新塑造柏拉图、索福克勒斯或维吉尔的肖像；这就是目前知识不完善、原始资料以及信息反馈手段缺乏的情况下所允许做的事。有这样一条巨川横亘其间不可逾越，将我们与古代伟大人物阻隔开来。就让我们站在此岸向彼岸遥致敬意吧。”(14)对于古代作家，应当评论作品，进而识人，向其致敬。对于现代作家，圣勃夫则提出一方面要“认识一个人，特别是深入了解这个人”，另一方面“对人物性格进行精神方面的考察，需要精审深入，对个性要作出描述”(15)。在这里暂且不论圣勃夫对于古代作家和现代作家的不同批评路径，单就对作家需有认识和精神上的深入考察而言，这对于文学批评并非无益。20世纪的新批评特别强调文本的批评，对文本的创造者少有关注，甚或如普鲁斯特所强调的那样，否认作家社会自我与作家创作的自我之间的直接联系。然而，如果普鲁斯特没有因患病而几乎被囚禁在卧室之中，那么他的写作有否可能呈现另一种样态？他的身体状况与意识流写作方法之间是否存在隐秘的关系？他在卧室里的状态与不断拓展的想象和比喻的天地之间是否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一路追问下去，我们也许可以发现，社会的人、生理的人与创作的人之间并非完全隔绝，一如圣勃夫所言：“文学与人及人的机体构成不是相互分立，至少不是相互隔绝的。”(16)白璧德对圣勃夫有过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圣伯夫最感兴趣的是活的个体。我相信，他的最原始的天才是在理解和表现活的个体时的一种奇妙的心理技巧。他在书的后面看到的是人，而在人自身，他则看到最有生气、最个人化、最能表现性格，总之是最有表现性的东西。”(17)布封有言，风格即人。作品呈现出风格，风格透现的是人，是作家。作品与作家之间的关系是存在的，或明显，或隐秘。圣勃夫坚持将作家与作品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去认识、去审查、去品味、去批评，既有其对批评科学性的追求，也有其对人道主义的认同，还有他对于作品与作家之间存在的割不断的关系的那份确信。他认为，“如果有个作家，在他的行为上，在他的整个为人方面，在我们眼光里显得是暴躁的、狂悖的、触忤良知、冒犯最自然的礼俗的，那他可能是有才的(因为才，一个天才，是可以与许许多多怪癖相容的)，但是，你们可以保定他不是人类中的极品作家，第一流作家”(第89页)。作品与人品之间的关系，就这样被圣勃夫大胆地联结在一起。中国传统中所强调的“文如其人”的观点，在此可以找到某种积极的回响。尽管圣勃夫的这种观点可以被20世纪新批评家所寻觅的一个个特例否定，但对于作品的批评与阐释确实离不开对作家的基本了解、认识与把握，这一点在21世纪的文学批评界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圣勃夫的文学批评，是由对作家的考察与认识为入径，去寻找作家的个性、精神气质和作品的风貌与深刻内涵之间的隐秘的契合性。他认为：“批评精神本质上是温和的、暗示的、流动的和包容的。它是一条美丽宁静的小溪，围绕着作品和诗歌精品蜿蜒而行，沿岸环绕着那么多的礁石、要塞、爬满青藤的土丘和绿树成荫的山谷。”(18)批评家是发现者、探险家，要展现的是文学风景中隐秘而不断变化的风光，批评是鲜活的水，要拥抱、理解、反射与拓展作品之风景。 批评的鲜活性，是同时关注作家与作品的圣勃夫所特别推崇与追求的。读圣勃夫的批评文章，我们会感到其批评由人而进入作品，展现的是作品所蕴含的生命的搏动，与20世纪新批评中的那种形式主义结构分析的冷酷无情形成鲜明对照。圣勃夫是这样写蒙田的：“蒙田的灵魂是简朴的、自然的、平民的，是调节得最妙的。他生自一位绝妙的父亲，这位父亲，学问平常，但是以一种真正的激赏之情投入了文艺复兴运动，酷好着当时一切自由主义的新事物，蒙田以思考上的一种极大的细致与准确矫正了这种激赏、热烈和缠绵的太过之处；但是他却从来没有背弃这种家学渊源。”(第133页)圣勃夫以准确而简洁的语言点出了蒙田的灵魂之独特性，并由其出身的渊源，对蒙田的家学继承与独立发展的两个方面作了富有针对性的揭示。以此去理解蒙田的随笔和思想，可以说是一条正确而富启迪意义的路径，一个多世纪前的论断，如今仍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在圣勃夫看来，蒙田有一种“中和、调节与持平”的能力，“虽然生在一个狂风暴雨的乱世，生在一位恐怖时代的过来人(多努先生)所谓之古今最悲惨的世纪，他自己却不肯自认为生在最坏的时代。他可不像那些心地不宽而又受了打击的人，这些人用自己的视野衡量一切，凭一时的感觉评价一切，老是以为自己所患的病痛在人世上是空前未有的严重。而他呢，他就像苏格拉底，不把自己看作一城一市的公民，却看作整个世界的公民；他用一种充沛广阔的想象力，拥抱着各国、各时代的全面；就是他亲眼所见的疮痍，亲身所受的疾苦，他都评论得比较公正些”(第135页)。读蒙田的随笔，我们大可以就蒙田的所见所思进行文本的仔细分析，但如果我们有像圣勃夫这样对蒙田的精神渊源、视野与胸怀的整体而准确地把握，对蒙田随笔文字背后的东西便可能有更深入的理解。学术界对蒙田的风格也有不少讨论，但蒙田的风格到底源自何处？有何特征？在诸多的探索与思考中，还是圣勃夫的评价最中要害：蒙田的风格，“只有在十六世纪的那种完全自由的状态下，在一个诚朴而工巧、活泼而精敏、豪迈而细致的独具一格的头脑中才能产生出来，开出花来。这个头脑，就是在那个时代也显得是自由自主的，有点放纵恣睢的。而它本身又得力于古代渊源的纯粹而直接的精神，它在里面汲取灵感，放开胆量，却又不因之而陶醉迷惘”(第142—143页)。 圣勃夫批评的鲜活性，基于其思想的深刻性和对作家个性的追寻。对于圣勃夫对蒙田的批评，白璧德持不同的意见，但那是从宗教观的层面而展开的思考。白璧德也承认“圣伯夫最出色的批评在于他坚持认为真正的伟人必须保持美德的平衡”(19)。这一论断在一定意义上也说明了德行之于作家的重要性。我们无意在此就白璧德的观点展开讨论，只是从圣勃夫的肖像批评方法所涉及的作家与作品的关系问题加以思考。当今中国的外国文学批评，有一种观点值得特别关注。按照该观点，似乎只有文本批评才是科学的批评，对作家的关注似乎有损于保持批评的客观和公正。这种观点，就其根本而言，与批评的本质是相违背的。批评，应当有利于扩展文学创作的可能性。而对一个批评家来说，发现作家的特质与个性，探索作家的性情、性格、品性与品格与其创作的文本之间的隐秘关系，无疑是有利于实现这一目的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