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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代媒体之一的报刊共生共长，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题中应有之义。从某种角度看，现代报刊是现代文学的催生剂。谁都知道《新青年》与“新青年作家群体”与“五四”文学的密切关系。近代以来，著名小说在出版单行本以前就先期在报刊上出现。《官场现形记》1903年起在作者李伯元自办的《世界繁华报》连载了两年。《孽海花》先由曾朴的友人写出前两回发表于《江苏》杂志，续写的部分就曾在《小说林》和《真美善》两种刊物上分别连载过，这已经是横跨“五四”运动前后的事了。文学作品一经报刊流传，与仅仅出书的区别十分明显。由于报刊的定价低廉、读者众多，便立即扩大了文学的传播面并加快传播速度;加上可以边写边发，随时了解读者好恶而进行修改，就为进一步的定稿打下基础;另外的单独一份稿费对养成一代职业作家的功用，也不能小觑，等等，都是文学依靠现代技术进步得到的好处。传统的藏之名山、晚年刻制一生文章，到身后才流传作品的作家，这时依靠了报刊终于蜕化成为现代作家。《世界繁华报》是海上小报源头之一，《真美善》是早期的著名海派刊物，我们隐隐地可以感觉到海派与现代报刊所结的不解之缘。因为，究竟商业气息浓厚的海派文学是更能经过报刊进入读书市场的。而现代报刊在与海派文学结盟的过程中，也得到了走向前卫、走向通俗，甚至两相融合的有力启示。 本文涉及的海派文学，根据我在拙著《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所界定的是指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开始出现于上海现代都市文化环境里的一个文学流派，它不包括与海派具有一定关系的鸳鸯蝴蝶派[1] (P2-6)。虽然鸳鸯蝴蝶派与报刊关联的话题更古老，也饶有趣味，在本文只能是海派论述的一个侧面。 新潮、流行色和同人刊物性质的消长 海派从新文学内部分离出来，刚开始办的刊物几乎都有强烈的同人性质。《苔莉》之后，张资平自己大量写出商业化的三角、多角的性恋作品，同时办乐群书店和《乐群》杂志。作家、编者、书店老板三者集于一身，是一部分海派的特点。它造成对一种文学流风的推波助澜的势头。张资平造的就是自办刊物推销自己性爱情爱小说的风气。与此类似的，如曾朴、曾虚白写新旧掺和(旧言情小说与法国爱情小说的结合)的作品，同时创办真美善书店，从1927年到1931年自办《真美善》杂志。《真美善》就是曾家父子发表他们小说的地方，它也帮助孕育了一种海派内部的唯美主义文学风气。唯美主义的代表作家之一邵洵美，则一边写王尔德和英国杂志《黄面志》似的世纪末风格诗文，一边集中了章克标这样一批文人在1928年开办金屋书店，前后主持了《狮吼》月刊(1927年)、半月刊(1928年)、《金屋月刊》(1929年至1930年)等期刊。[2] 从《真美善》到《狮吼》、《金屋月刊》这些早期海派刊物的编辑发行情况来看，商业性与同人性的纠缠是一大特色，但同人性在一时之间似乎还占上风。为了要在中国掀起一股唯美——颓废主义的先锋文学潮流，他们宁愿承担海派读者对他们的疏离。因为市民大众没有欣赏唯美——颓废主义文学的雅兴。即便有了用书店养刊物这样的市场机制，《真美善》由半月刊到月刊到季刊，还是一步步地萎缩;《狮吼》和《金屋月刊》的影响都不算小，且有邵洵美巨大财力(包括妻子的财产)作背景，但也不过各维持了12期便终刊了。如有人回忆的：“金屋书店所出的刊物如《金屋》月刊、《狮吼》半月刊等，较之《新月》还要不行，这因他们所拥有的作者都不是读者所欢迎的，所以到后来新月书店无法维持，金屋书店更无法维持。邵洵美一看形势不对，连忙改弦易辙，把金屋书店改为时代图书公司，仿良友图书公司的样，出版《时代图书》半月刊，又代林语堂提倡幽默，出版《论语》，才得苟延生命至数年之久。”[3] 同人性刊物能够形成新锐的潮流，但如不与商业性结合就难以为继。海派很快摸索出其中的规律，懂得没有永远的流行色。性恋文学、唯美主义文学、新感觉主义文学，流行总归是一阵一阵的。邵洵美就这样变化着，海派后来兴起的施蛰存一派人也是如此。以施蛰存为办刊核心的这个流派，依托了刘呐鸥及所办的第一线书店、水沫书店的资助，经历了《文学工场》、《璎珞》、《无轨列车》、《新文艺》等无数的挫折，开初是坚持同人性压倒商业性，要在左翼文学、京派文学、新月文学之外走出先锋的中国现代派文学的路子来，结果出出停停，有的胎死腹中，有的只出了几期便夭折了。一直到 1932年施蛰存主编的大型文学刊物《现代》上场，他们才寻找到了在商业性报刊运作之下同人刊物痕迹要抹得越淡越好的途径。为什么三年总共出版了6卷34期的《现代》，明明造成了戴望舒的象征诗派、穆时英的新感觉小说派和杜衡挑起的关于“第三种人”的文艺论争，但施蛰存始终声明，他办的不是同人刊物。他在1932年当年便说：《现代》“不是狭义的同人杂志”，“本志并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4] 五十多年过去了，施蛰存在重印《现代》时仍念念不忘否定这个杂志的“同人性质”，说：“许多人一向看惯了同人杂志，似乎不能理解文艺刊物可以是一个综合性的、百家争鸣的万花镜”[5]。他强调了《现代》要为现代书局老板赚钱的根本宗旨，如果违背这个宗旨，书局就会撤消他这个主编的编辑权。所以他编这个刊物，在周围已经有了一个稳固的作者队伍之外，他还要将约稿的范围扩大再扩大，以至于我们今天评价《现代》的得失，不管如何，都能将它的全面的先锋性(包括海派的先锋性和左翼的先锋性)和保证书局的商业利益(大型刊物维持那么多年)这两点，深刻记住了。 这个经验实际上一直延续下去，并得到变形和发展。到上世纪四十年代上海的《万象》创刊时期 (1941年7月)，海派抛弃了它一味追求的文学先锋性，而在大众文化的商业操作下，团结新旧市民文学的大批作者来给它写作。《万象》的编者就很具象征意义，前两年是鸳鸯蝴蝶派作家陈蝶衣，后两年却由新文学作家柯灵担任主编，新旧互相调和，成了一个雅俗共赏的综合性的市民文学文化刊物。那时类似的海派通俗型刊物很多，如《杂志》(吕怀成等编)、《小说月报》(顾冷观编)、《大众》(钱须弥编)、《春秋》(陈蝶衣、文宗山编)、《幸福》(汪波即沈寂编)、《万岁》(危月燕即周楞伽编)等。这些刊物首要的是争夺市民读者，所以商业性的考虑是第一位的。但它们也有自己的圈子，纯文学的作者不会往里面挤，原来的鸳鸯蝴蝶派作家、现在的通俗流行作家或有志于普及大众的新文学作家，三者不妨都可汇聚，形成新市民文学的海派刊物作者队伍。我们能感受到在尽量争取读书市场的效益之中，一种隐隐约约的大的“同人”圈子仍然是存在的。 画报的文学化和杂志的画报化 今天书报的日益图文并茂，使人不禁回忆起往日海派的两种刊物：梁得所革新后的《良友》画报和叶灵凤、穆时英合编的《文艺画报》。它们分别代表了海派画报的市民文学化倾向，与海派文学杂志的画报化倾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