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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年间，所谓五四及后五四时期，中国现代文学所探讨的是，女性作家的经验付诸于文本的表现，社会、政治产生的冲击。五四的冲击除了对现代的追求；形诸于内，则是对心灵更深一层的描写。 谈到五四文学，常以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做为起点，而五四前后，不论是晚清（一八五○后这六、七十年间）或五四之后带来全球化、地方化各式各样新观念的冲击，五四之后的时空有各种建构，这些建构对我们有何想象、影响？这个想象不只是个人和社会、文化团体，更是某一社群对象征资源的整理、投射，即正义（Justice）、价值（Value）、知识（Knowledge）、欲望（Desire），这并非是新观念，只是在五四时空下有讨论的必要。此四个方向不只是作家、读者必须遵行的途径，亦是写作、阅读这个社会需依循的法则。首先是正义，这不仅仅是法律的观念，写作风格、型构的对与否，甚至说本身是否合于社会约定俗成，视为当然的叙事风格，都在五四前后受到空间挑战。其次是价值，明清以来许多文人卖文为生，文学成为市场商品，女性作家如何在此一时期重新定位女作家的位置，利用工作交换酬劳，并传播她的观念，成为重要课题。再来是知识，现代知识成为教育、文化新的挑战，透过教育和学习如何能得到真知灼见？这些真知灼见又如何重新塑造我们在社会新的主体的位置？这都是五四文人不断思考、写作的问题。他们希望将文学作为探索真理的法则、媒介，于是透过写作来诠释真理的过程成为当时的目标。在写实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风潮影响下，作家、读者要求的不只是文学反应人生，最后真理的价值更是关注的焦点。二○年代后，知识追寻逐渐导向更具专门的、价值负担的、政治诉求的，即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虚假的意识观念逐渐兴起。最后是欲望，五四文人如何处理内在欲望是一大挑战，欲望付诸实现所经历肉体的挑战和性、性化相关。五四文学经文本的表达，对自我的压抑和外在社会的压抑产生抗拒，这种对抗在性别文学亦有相当的影响。 另外，谈到女性论述方面，五四前后推行女学，强调女性地位的，很多都是男性。其中性别主体的解放和国家的解放等同齐观，然而在毛泽东时代所谓「女性可以撑起半边天」的平等下，女性反而被压抑得更厉害。另外，男性的位置又是如何？过去支持女性的男性，为什么又再度以强势男权压迫女性？而所谓的女性话语，是否是一言堂或其中尚有不同的声音？在欲望和空间的问题上来看，所谓主体，指的是文化的建构，想象的位置可以是文化上序列的位置，而不只是一个地理空间。过去女性的空间是狭小的闺房里，而空间可以是充满符号辩证的，欲望空间或是想象空间里，欲望可以被改变，可以从一场域投射另一地点。所以从不同空间的观念可以重新探讨五四女性的影响。 在晚清到五四之前，有两个代表人物。 一、王妙如《女狱花》中，女主角不再如传统女性隐忍，而是采取激烈的方法。在监狱这压抑的空间里，「监狱」除了社会的压抑，更有教育的意涵。女主角在狱中经由读书会的方式团结所有受虐的妇女，更进而组了秘密党采武力手段除去恶劣的男性，另一女主角则采取教育的方式，来重新定义女人空间的可能性。《女狱花》中的知识的正义及女性话语之间如何协调？及在辩证过程中，探寻到女性的价值在什么情况下，能做出有利╱力的抉择。 二、秋瑾《精卫石》，用弹词来表现，这种荒谬主义式、存在主义，为理想来回奔波的形象，成为秋瑾想象革命的重要依归。在秋瑾作品中，写作者的书写和生命是相连的。此外，亦有男性以女性笔调来写作，如《女娲石》，乌扥邦式的女儿国。这种想象等而下之则有《赛金花》的出现。在这里，女性的身体成了物质。 五四时代，陈衡哲、冰心、冯沅君时，女性思潮大为流行。当一九二三，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郁达夫的《沉沦》出版时，冯沅君的《隔绝》、《旅行》中对女性心理已有很细腻的描写。凌叔华的《绣枕》运用狭小的房间，一只绣枕将女性幽微的情欲张力和苍凉，描写的入木三分《酒后》则以二男一女和客厅来表现男女之间微妙的关系。至于林徽音《九十九度中》，运用了蒙太奇手法，停滞的时间，躁郁的空间，这种断滞的手法异于直线性的时序性。大体说来，五四女性生活的坎坷，不是几句文学理论就能打发。无论是谢冰莹、白薇、丁玲还是萧红，她们都是以身体来见证时代的考验。最后提到张爱玲，从她早期想象的或真正经历过的黑屋子，到半生缘的豪宅，最后转换成洛杉矶的公寓，离好莱坞短短的距离，却用电视机阻绝，在这样苍凉的屋子里，沉浸于「红楼梦」的世界中，甚至在她的遗嘱里，希望能将骨灰撒于大海，用自己的身体见证中国女性在找寻空间的一个世纪的转折。张爱玲从中国大陆到香港、美国后三十年的漂流，正是女性离开曾安身立命的所在后，回首从前，发现一切都虚幻。以上一些作家，说明了五四以后想象空间的可能性和现实人生的可行性的问题。但再一次强调空间不只是地理的，本身的物质性亦是相当重要。当空间被铭刻、书写到文字之间的周折，更耐人寻味，而在此一空间，五四以来的文化想象，包括正义，对女性而言，何者为正义？在何种价值下，生存更有意义，或是个人如何陶冶自己知识的认知，对国家知识、各种真理的追踪。在这样的空间里，欲望如何变成写作的资源？而这样的写作正是在社会上象征性的实践。 Q：男性作家如徐志摩与陆小曼的恋情，郁达夫的文本，所表达的都是精神和肉体合一，然而冯沅君的《隔绝》里，女主角的思想仍受到传统父权的影响。那么女性作家和男性作家的欲望空间是否相同？ A：对五四男性、女性作家来说，空间的挑战都是一样难，但毕竟在身体经验上、法律的限制之下，女性，所谓闺阁之身，这其中「闺」的空间，就有很大的控制性。在二○年代，新旧观念交互影响下，女性作家如冯沅君所处理的欲望仍是暧昧的，在此前提下，精神和肉体之间并不能全然地划分。而女性作家所面临的远较男性作家更艰难。 Q：在五四女作家的文本里，似乎并没有全然和其生命经验相关。 A：如果作家想将其人生经历完全印证在文本上，需要有较长的篇幅，如白薇的《悲剧生涯》、谢冰莹的《女兵日记》；此外，连接不同文本所说明的空间，如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我在霞村的时候》..... 《杜晚香》，她笔下强调的中国女性主体，被放置在不同空间里。所以作家不同阶段的生命体验，往往以特定的文本呈现。因此我个人认为做文学史的研究时，需要大量阅读文本来组织更广博的雏像。 此为王德威系列讲座之一摘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