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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式的行为 (A Performative Act) 到此为止，我已经简单地勾勒了不同历史时期革命和爱情的互动关系。虽然我努力描画每个历史时期的“精神”和“面貌”，但我发现需要质疑的不仅仅是机械的社会决定论，还有线性历史的传统思维方式。我们需要考虑下列问题：基于单一的无缝隙的时代精神的历史描述到底有多真实?其中都有哪些文本消失在历史的长流中或者被主流文学边缘化?革命与爱情的互动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变化?我们应该如何处理断续的、反复无常的、有时却重叠共存的互动关系?如果用所谓的“时代精神”不能描述原初的真实可信的历史，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描述历史?我们对历史的“描述”到底可以有多么“厚重”? 带着这些理论问题，我对“革命加恋爱”的互动关系的历史演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复数的历史”的考察上，以此来决定这一互动关系是连续的还是不连续的。通过考察不同的历史时期，我质疑“整体性的历史”，质疑那种“寻求重建文明的整体结构、物质的或精神的社会原则、一个时期所有现象的普遍意义、它们结合的规则——那被称为时代‘面貌’的隐喻，” 然而，我也了解，不论多样性是否比整体性有价值，它都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依赖特定历史时刻的问题。差异和统一、特殊和普遍、个人和社会、性别差异和超越性别的关系并不自动包含任何道德评判，在不同的语境中它们成为不同的批判对象。 中国1920年代晚期和1930年代出现的“革命加恋爱”的公式小说是一个特殊的文学现象，很少小说可以像这类小说一样完全依据模式创作。这个流行主题吸引着公开宣称革命的作家和他们的追随者。这一模式在小说创作的广泛应用不可避免地被拔高和被贬低。不像其他属于主流文学的叙事模式，比如批判现实主义或者革命现实主义，得到文学史家的充分肯定。其实，“革命加恋爱”的模式显示了传统文学史的困境。很多批评者无法在已经确立的类型中来评价这一公式写作，由于这一公式产生与制造了许多雷同的复制品，他们于是简单地称其为一个失败的文学实践，但是却忽视了许多隐藏在这一写作类型后面的更复杂的问题，尤其忽视了“革命加恋爱”模式努力想要把握的复杂的现实。虽然这一模式代表着当时现代化进程中的“新生事物”，它的目标却是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把中国人民也就是“民族的无产者”从西方资本主义的压迫中解放出来。虽然它以批判资本的物质主义为目标，它在出版市场上的成功和营利却获益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所以，这一文学模式与文学现象本身就充满了矛盾，如果只是把它看成是合乎马克思主义思想标准的简单反映，就势必会将这一错综复杂的文学实践缩减为体现普遍的或者权威声音的固定形式。在我对这一写作模式的讨论中，我努力避免受“革命”或者“爱情”的具体词义所限制。对于它们复杂关系的各种表述告诉我们，我们不能把这些词语的内涵看成是在社会的真空中固定不变的，也不能将它们缩减成只是受政治意识形态所支配的工具。相反，我将革命加恋爱的主题重述看作是一种表演行为，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语境内它们之间会产生不同的互动关系，于是，它们的定义在争夺文坛话语支配权的斗争中在不停地变化着。 表演性(Performative) 这个词也许会使人联想起奥斯丁(J.L.Austin)的说话行为理论和德里达(Derrida)对其的解构性阅读 。我对这一理论词汇的用法当然也源于这一知识谱系，强调在各种严肃或不严肃的语境中的一再重复与可能发生的摹仿，但是，我着重指出只有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这种重述才可能实现。我对表演性performative 的描述不只局限于一个语言学的模式，而是认为它与文学领域中被广泛关注的权力关系是无法分离的。在充满热情的“革命加恋爱”的主题重述背后是产生幸福和痛苦、欢笑与泪水、爱与恨、狂喜与失望的乌托邦渴望和革命理想。乌托邦的理想与欲望可以最好地解释为什么众多作者欣然接受、模仿和重复“革命加恋爱”的主题，以及为什么他们的摹仿和重述使他们的政治和性别身份成为问题。换一句话说，也就是革命与现实的关系，包括激情与绝望、牺牲和流血都不是表演性理论所能把握和概括的。追逐这一文学公式的作家们来自不同的文学社团，有着不同的政治信仰，但是他们都被乌托邦渴望所驱使，重复、重申和争论不同道路下革命和恋爱的意义，这一现象证明没有所谓固定的现代意识，如果有的话，那只能是人们的一种幻想。 本书的第一章关注革命文学时期的文坛。通过描述不同文学社团的作家、编辑和批评家对革命和革命文学的不同理解，我质疑以往文学史所勾勒的前后一致的“革命文学”的形式与革命认同。第二、第三和第四章主要考察1926年至1935年极其流行的“革命加恋爱”小说，不仅质疑中国现代文学划分经典文学和非经典文学的标准，而且探究一些被官方文学史所忽视的非经典的文学写作。对“革命加恋爱”模式的复制和重述看上去简单，但每一次模仿都难以预料地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差异，这些差异改变或者延伸这一公式写作的原始初衷。以往的批评家则无视这一公式写作的表演性，将革命文学理论及其文学实践看作是浪漫的和声，把所有的主题重复或公式的复制都视为同一的、完全一致的。事实上，历史上参与使用这一文学公式的作家，例如左翼作家、女作家、早期新感觉作家，都从他们自己的角度和立场对其贡献出不同的阐释，于是扩充并且传播了这一时髦的文学主题。我们应该注意到，来自不同团体的作家对“革命加恋爱”的模仿与重写是非常不同的，有的强化了已有的权力体系，有的则削弱了革命文学的意识形态，注入一种“陌生”的不同的声音。。 由于革命与恋爱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出不同的互动关系，如果本书的前几章偏重断代史的研究的话，那么在第五和六章里，我则跨越几个历史时期，将女性身体看成是一个权力斗争的场所，借此来考察不同的历史语境中的政治、性别以及写作之间的复杂关系。我将女性的充满诱惑力的具体的身体当作是社会与政治构成的实体，由此来探讨情欲想象与象征权力之间的联系。我的研究显示女性身体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被不断地重写与刻画，这些重写在社会空间里建立了各种不同的符号系统。通过分析新中国前十七年和二十世纪最后十年女性身体与政治的关系，我力图描画出革命与恋爱之间变化的历史图景。 在追述女性身体是如何被文化和社会所构造的过程中，我拒绝接受任何关于女性身体只是超历史的，先于文化的或是纯粹属于自然的简单的论断。女性主义批评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反对性别的本体论，主张把女性身体放回话语范畴中来讨论。 我同意她的看法，把性别看作是一个具体的历史权力关系所构成的场所，但是我也同样认同另一种强调女性经验与女性语言的女性主义理论，比如埃莱娜•西佐斯 (Helene Cixous)、露丝•蕊格莱 (Luce Irigaray)和朱丽亚•克里斯多娃 (Julia Kristeva)等女性主义者都提倡一种记录女性欲望的女性写作。也就是说，我看到的是两种理论的悖论关系，一方面女性身体是由社会生成的，另一方面女性身体的生理特点天然就具备了一种柔软的如液体般的游离性，它常常会游离出企图将其包含的权力结构和社会空间。 相对于男性身体的稳定性，女性身体象征着各种无法控制的流动的形式;其自然性和流动性对男性的理性和先验世界会造成一定的威胁和挑战，所以表达女性欲望的写作是一种反叛的写作[[好像这里少了一个注释]]于是，我同时考虑到女性身体对政治话语的包容性与非包容性(containability and uncontainability)，同时考虑到女性身体的社会性与自然性，这样一来，我便可以自由地穿越外部与内部、公共与私人、知识和欲望之间的边界。比如我会追问这样的一些理论问题：当我们仔细考查女性身体是如何被分配、被审查、被政治利用的时候，我们是否仅仅强调她们身体的被动性和透明性?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那些流离于社会和政治结构之外的的身体部分?如何看待那些在不同的历史与社会空间中能够解构与挑战权威话语的女性身体?我们应该如何考虑女性身体对政治话语的包容性与非包容性?如何从女性身体的角度来把革命与爱情的关系历史化?总之，我在本书经常使用的女性主义理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反抗男权社会的姿态，而是一种用来考察从不间断的政治与性别之间的斗争的手段。 在过去的二十年或者更长的一段时间里，有很多精彩的关于革命话语和浪漫想象的讨论，但是还没有一本学术专著系统地分析现代中国文学史上革命与恋爱的互动关系。在这本书中，我所关心的问题不仅仅局限于现在时髦的身体政治的概念或是爱欲的政治涵义，我更关心的还是我们应该如何重写文学史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突破传统思维模式的束缚来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呢?例如，文学经典化的过程常常把一些作家边缘化，在主流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对这些作家的研究总是被降低至脚注的位置。然而，如果我们挖掘出一些边缘作家是否就足以对抗传统的批评系统?当我们认为革命与爱情的相互作用与持续存在的中国现代性相关时，这个问题变得非常迫切。经典与非经典的划分不仅涉及到如何重写文学史以及如何对待社会和文化遗产的问题，而且隐含着话语霸权的争斗和批评家的立场等更为复杂的问题。所以，虽然我的研究包纳不同模式的尚未被文学批评界关注的边缘写作，我并不是仅仅将它们当作经典作品的代替品。，我更加关注的是在过去的文学史中所谓经典与非经典的划分标准是如何被建立起来的，文学文本与其历史语境后面有着怎样的一种权力关系?考察经典与非经典的话语建构可以帮助我们追问创新、进步和革命这些显而易见的统一性概念，将它们放回不断重复的“革命加恋爱”的写作模式中重新加以考察,从不同的层面来质疑这些概念的统一性。 (刘剑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现为美国马里兰大学东亚系副教授;郭冰茹，中山大学博士，现任教于中山大学中文系) 本文译自刘剑梅的Revolution plus love : literary history, women’s bodies, and thematic repeti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革命与情爱：中国二十世纪小说史中的女性身体和主题重复》)，Honolulu :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标题系译者所加，有所删节。译文已经作者修定。 孟悦：《女性形象与民族国家》(Female Images and National Myth)，见《现代中国的性别政治》(Gender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Tani E. Barlow编，第118-136页，杜克大学出版社，1993。 王斑：《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和政治》(The Sublime Figure of History: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第135-136页，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7。 唐小兵：《英雄与凡人的时代》(Chinese Modern: The Heroic and the Quotidian)，第105页，杜克大学出版社，2000。 福格斯(Forges)：《“文学的现代性”：作为美学符码、分析工具和崇拜物的用法和错误》(Literary Modernity’: Its Uses and Flaws as Aesthetic Code, Analytic Tool, and Fetish)，见《有争议的现代性：透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Perspectives o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0。 福格斯所指的专著包括Yvonne Sung-sheng Chang:《现代主义与本土主义抵抗：当代台湾小说》(Modernism and Nativist Resistance: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from Taiwan)，杜克，1993;张旭东：《改革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化热、先锋小说和新中国电影》(Chinese Modernism in the Era of Rerorms : Cultural Fever, Avant-Garde Fiction, and the New Chinese Cinema),杜克，1997;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1849-1991》(Fin-de-Siècle Splendor: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1849-1911)，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2;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东西方之间阅读记》(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West and East)，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1;史书美：《现代的诱惑：半殖民中国的现代主义写作1917-1937》(The Lure of Modern: Writing Modernism in Semicolonial China)，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01;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1900-1937》(Translingual Practics: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in China,1900-1937)，斯坦福1995;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1999;唐小兵：《英雄与凡人的时代》(Chinese Modern: The Heroic and the Quotidian)，杜克，2000。 福格斯的《“文学的现代性”：作为美学符码、分析工具和崇拜物的用法和错误》认为“这些现代性的迷恋不仅对那种令文本表现得很现代的社会条件打了折扣，而且，更有意义的事，拒绝接纳这种通过翻译工作而制造的现代性”。 王德威的话。为了讨论迟来的现代性是“被那些意识到西方现代话语霸权的人所实行的一种自我折磨”，王德威试图打破所谓前现代与现代的区分，用“被压抑的现代性”来描述晚清时期部分中国人对现代性做出的贡献，这些贡献在随后的五四话语和现代文学运动中被否定、被压抑或者被削弱。正如他所说：“这种被压抑的现代性始终想通过渗透、徘徊或分散主流话语找到它们的归路，从而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另一道迷人景观”。“被压抑的现代性”质疑了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持有的关于现代性独一无二的模式，并且揭示了被进化论的文学史观所抹煞的东西。见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1849-1991》第一章。 巴克-墨尔斯(Susan Buck-Morss)：《梦幻和灾难：东西方乌托邦的逝去》(Dreamworld and Catastrophe: The Passing of Mass Utopia in East and West)序言，剑桥：MIT出版社，2000。 按照李陀和说法，甘阳在1988年介绍《中国当代文化意识》时开始提出“中国知识分子应该用批评的眼光重估西方现代化的价值”，见李陀：《反抗现代性：反思80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学批评》(Resistance to Modernity: Reflections on Mainland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1980s)，收入王德威编《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学：一个批评的概述》(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Second Half of a Modern Century: A Critical Survey)，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2000。 张颐武、李书磊：《重评现代性》，载《黄河》1994年第4期，第195-207页 李陀：《反抗现代性：反思80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学批评》，正如李陀所言，一个可替换的策略是“在对各种文本的翻译中探查对现代性的批评，以便逐渐产生能够建构新的主体性的话语”。 安德森：《现代性与革命》(Modernity and Revolution)，见《马克思主义与文化阐释》(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Cary Nelson、Lawrence Grossberg编，第317-318页，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88。 同上。 同上，第321页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台北：三民书局，1996，第44页。 李陀：《丁玲不简单》，载《今天》1993第3期，第237-238页 李陀：《反抗现代性：反思80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学批评》，第143页。 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第355-37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同上。 德里克：《革命之后：警惕全球资本主义》(After the Revolution: Waking to Global Capitalism)，第26页，卫斯理大学出版社，1994。 杜赞奇：《从民族中拯救历史：追问现代中国的叙述》(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第12-13页，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5。 洪灵菲：《前线》，第101页，上海：上海泰东图书局，1928。 转引自夏济安：《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The Gate of Darkness: Studies i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第60页，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8。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第274页，哈佛大学出版社，1973。 转引自夏济安：《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第185页。 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爱欲与文明》(Eros and Civilized)，第179页，伦敦：Sphere书店，1969。 夏济安：《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第161-162页。 王德威：《历史的妖魔：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暴力和小说》(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 History, Violence, Fictional Writing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第三章，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04。 所谓“互惠关系”借用自王斑，见《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和政治》，第151页。 孟悦：《女性形象与民族国家》，见《现代中国的性别政治》，第118-136页。 王斑，见《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和政治》，第123-154页。 克利斯托弗•瑞德(Christopher Read)：《革命俄国的文化与权力：知识分子以及从沙皇制向共产主义的转变》(Culture and Power in Revolutionary Russia: The Intelligentsia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Tsarism to Communism)，第94页，纽约：Basic书店，1996;这个词也见巴克-墨尔斯(Susan Buck-Morss)：《梦幻和灾难：东西方乌托邦的逝去》，第51页。 见克利夫•吉尔兹在《文化的阐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中提出的阐释策略，纽约：Basic书店，1973。对罗伯特•丹顿Robert Darnton来说，历史的目的是“为意义——被当代人描述的意义”而阅读，见丹顿：《法国文化史上的屠猫和其他事件》(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纽约：Basic书店，1984。 福柯语“复数的历史”(a plurality of histories)和“普遍的历史”(a general history)是用以批评“整体性的历史”(total history)的，见《知识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第8-10页，纽约：Pantheon书店，1972。 奥斯丁通过区分陈述愿望的说法和表演性的说法来批评旧的逻格斯中心主义，前者描述一种事件的陈述，它或者是真的或者是假的，后者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只是它所描述的行为的表演。见《如何对待文字》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5，第1-12页;德里达的解构式阅读更进一步质疑了当奥斯丁论述排除了“不严肃”的陈述。自身的逻格斯中心。德里达强调的是语境而不是意义本身，见库勒(Jonathan Culler)：《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和批评》(On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第123页，纽约：康乃尔大学出版社，1982。 朱迪斯•巴特勒：《性别的困境：女性主义与认同颠覆》(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Subversion of Identity)，第140页，纽约：Routledge1990。正如她所言，“性别不应该被建构成一个固定的认同或者多种行为仿效的代理所在，相反，性别迟早是一种不牢固组成的认同，以行为的重复在外部空间组成”。 伊丽莎白•格络丝(Elizabeth Grosz)：《易变的身体：指向肉体的女性主义》(Volatile Bodies: Toward a Corporeal Feminism)，第9页，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