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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与思想文化问题纷争已经“日常生活”化了的今天，追溯知识分子进入1980年代时的状态，我们不能不对那时的自信与单纯生出感慨。诗人徐迟在1980年第一期的《诗刊》上发表诗作《八十年代》，他歌吟道：“我们将脱下旧衣裳，换新装对镜重梳妆。”如诗人所言，“我们”以及“我们”的“中国”都以新的“装扮”进入了称为“新时期”的时空中。“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知识分子如“木兰”一般。但是，这样一个状态在八十年代尚未终结时便分崩离析，“我们”以及“我们”面对的“镜子”都已支离破碎。那位最早在诗中“对镜重梳妆”的杰出诗人徐迟，也在1996年跳楼自杀身亡。 我们终于意识到，“我们”的精神处境在“现代性”引入到中国以后再次出了问题，这个问题延续至今，仍然“悬而未决”。在这个意义上说，九十年代连接着八十年代，而新世纪又连接着八十、九十年代，以我自己的体验和对当下问题的认识，我觉得八十、九十年代其实并不在我们身后，而是在眼前，抑或我们身在其中。所谓重返八十年代，或者重返九十年代，只是换一个角度来寻思知识分子精神的来龙去脉。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关于“纯文学”的倡导改写了文学史的路向，但它策略性的一面也在九十年代以后显露无遗。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们对文学现象，对文本的认识也就是始终处于一个不断修正的过程，并重新确立阐释文学现象和文本的学理基础，这与其说是质疑以往阐释的“合法性”，毋宁说是反省我们思想发育的过程。在一度“去政治化”以后，文学并未如人们预期的那样“纯”下去，“市场化”的冲击而不仅仅是文学的商品化，更大的困扰是资本与权力的合谋逐渐成为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的语境。我想，今天的知识分子已经无法抽身而退。 在这样的叙述中，我们不得不再次提到贾平凹《废都》，因为它存留了我在上面描述到的那些“镜像”。当我们重返八十、九十年代时，有些作家作品已今非昔比，可以忽略或者绕开，而《废都》是在历史论述中无法忽略的一部作品。——备受争议的《废都》留下了巨大的解释空间，它涉及到了1980年代末以来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学与思想文化诸多关键性的问题。当然，这不是一篇翻案性的文章。因为即使在《废都》遭受“围剿”之时，另外一种相异的声音同样是清晰的;在此后的十余年，声援《废都》的声音不绝于耳，一些曾竭力否定《废都》的论者也在修正自己的观点。在我看来，关于这部小说的争议可能而且也应该会持续下去。因此，我的所谓“重读”也只是重新寻找进入《废都》的可能之一。 一、 在重新讨论《废都》之前，我想首先粗略勘探一下《废都》之前贾平凹思想艺术趣味的某些变化。因为《废都》引发的喧闹，转移了人们全面考察贾平凹思想倾向的兴趣，而这一点是后来不少读者和论者误解贾平凹误读《废都》的原因之一。《废都》之于贾平凹并不是个突如其来的、孤立的文本，贾平凹的思想历程其实有迹可寻。 在讨论《废都》时，许多批评者用来作比较的小说是贾平凹八十年代中期的《浮躁》。但是，当这些论者在肯定《浮躁》时往往没有注意贾平凹心迹的变化。《浮躁》虽然是明亮和昂扬的，但写完了《浮躁》的贾平凹内心却存有困惑，如果他在写作《浮躁》时已经明了现代化与乡土的种种关系，也就不会再有晚近《秦腔》这部小说了。阿城曾有精到的论述：“平凹的作品一直到《太白》、《浮躁》，都是世俗小说。《太白》拾回了世俗称为野狐禅的东西，《浮躁》开始有了自为空间之后的生动，不知平凹为什么惘然了。” 说到“惘然”，贾平凹在《浮躁》的序中表述的想法是：“我再也不可能还要以这种框架来构写我的作品了，换句话说，这种流行的似乎严格的写实方法对我来讲有些不那么适宜，甚至大有了那么一种束缚。”“中西文化的深层结构各都在发生着各自的裂变，怎样写这个令人振奋有令人痛苦的裂变过程，我觉得这其中极有魅力，尤其作为中国的作家怎样把握自己民族文化的裂变，又如何在形式上不以西方人的那种焦点透视法而运用中国画的散点透视法来进行，那将是多趣的试验。”贾平凹觉得自己的下一部作品可能全然不是《浮躁》的模样。 1990年6月贾平凹出版了散文集《人迹》，这本集子中的不少作品已经初步呈现了《废都》的某些精神气息，我们阅读《废都》应当参照的是散文集《人迹》而不是同名中篇小说《废都》。《人迹》一改贾平凹以前散文写作的风格，虽然其中有些篇章源于肝病对他的摧残，但这本集子无疑是关于社会和灵魂的“病相报告”。如果仅就修辞而言，贾平凹放弃了他在《月迹》中的笔法，拒绝了诗意的表达和对完美的打造。深究起来，贾平凹的这一变化，是因为他发现了人生的残缺和严酷，这些意识在他此前的小说和散文中是微弱的，也可以说稀少的。这是贾平凹接近四十岁时人生的思想分水岭。他在《独白》中说：“人生给我的是那么残缺，生活的艺术如此遗憾?这一切难道是教育我人不仅是一个洋葱头一样有无数层壳的复杂，也同是满有皱纹的硬壳的核桃要砸方能见那如成熟大脑一样的果仁!要我接受着这一切孤独和折磨而来检验我的承受力以至于在这严酷的承受中让我获得人生的另一番快愉?!”在《荒野地》中，他又说：“人之苦难与悲愤，造就着无尽的残缺与遗憾，超越了便是幽默的角色。”所谓“残缺”和“遗憾”，在贾平凹的散文中是通过描写社会的芸芸众生相表现出来的，以对病态人格的剖析代替了对纯真人性的赞美。这些变化了的笔调以及逐渐呈现出的精神气息，重新确立了贾平凹与现实的关系，改变了他书写现实的方式。如果我们在读《废都》时无视贾平凹这一变化的痕迹，我们就会忽略贾平凹在写作《废都》时的精神前提，而会把注意力完全放在性事描写的得失上。 在病态人格之外，《闲人》中“闲人”形象的出现以及贾平凹描写“闲人”时的情趣，也预示了贾平凹后来写人写意的变化。他在《闲人》的开篇即说：“不知什么时候起，社会上有了闲人。”他用非常有趣的笔调讲述“闲人”之“闲”的特征：“闲人却并不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角色，可以说，都极聪慧，他们都有文化，且喜欢买书，只是从不读完每一本书。但学问已经足够了，知道弗洛伊德，知道后羿，知道孟子、荷马、毕加索和阿Q。当穿着牛仔裤并让它拖在地上在夜街上转悠，闲人差不多会碰着闲人，他们就会一起走到某一个闲人家去，在狼籍不堪的小屋中拒绝筷子用手抓食着卤豆和鸡腿，就谈论天文、地理、玄学、哲学、经济，由女人说到了造人的女娲，由官倒说到了戈多，最多的说人生，由人生说到地球旋转，那么每一个人都是倒挂在地球上的，就不免说一句每次都说的‘上帝死了’! 然后有人出门就尿， 有人将一口痰就吐在桌下，咒骂‘地球太小了’!有人推开了窗户看着城市的夜的风景，伤心了，有人庄严地去厕所，蹲下拉屎，有人抓过一本书想读，却又压在了屁股下。这一夜他们门窗洞开着让酒醉到天明，天明，洗脸，刷牙，弹掉衣服上的灰尘，道貌岸然地出去各干各的事了。”《废都》把散文中的“闲人”形象“扩大化”了，读这段文字，我甚至觉得，《废都》就是从这里写开的。 二 书写“我们是病人。人却都病了”这样的苦难，不仅对贾平凹，恐怕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种痛苦和矛盾。在《废都》“后记”的最后部分，贾平凹这样写道：“对我来说，多事的一九九二年终于让我写完了，我不知道新的一年我将会如何地生活，我也不知道这部苦难之作命运又是怎样。从大年的三十到正月的十五，我每日回坐在书桌前目注着那四十万字的书稿，我不愿动手翻开一页。这一部比我以往的作品能优秀呢，还是情况更糟?是完成了一桩夙命呢，还是上苍的一场戏弄?一切都是茫然，茫然如我不知我生前为何物所变、死后又变为何物。我便在未作全书最后的一次润色工作前写下这篇短文，目的是让我记住这本书带给我的无法向人说清的苦难，记住在生命的苦难中又唯一能安妥我破碎了的灵魂的这本书。”这段文字差不多写出了《废都》这部小说的几个关键词：茫然、苦难、破碎和灵魂。我们要追问的是：为何茫然?为何破碎?又如何安妥? 贾平凹有两部书是带着茫然写的，一部是《废都》，一部是被人称为“废乡”的长篇小说《秦腔》。我们通常认为贾平凹熟悉乡村而不熟悉城市，他总是站在“土门”口眺望“城市”的。但我一直觉得在贾平凹的写作中城与乡的区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贾平凹以同一种文化身份来书写城与乡时，这两者之间是否有“同构性”?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我想比较一下这两部小说“后记”里的一些文字。 在谈到写作小说的状态时，《废都》说：“我知道一走近书桌，书里的庄之蝶、唐婉儿、柳月在纠缠我;一离开书桌躺在床上，又是现实生活这纷乱的人事困扰我。为了摆脱现实生活中人事的困扰，我只有面对了庄之蝶和庄之蝶的女人，我也就处于一种现实与幻想混在一起无法分清的境界里。”《秦腔》则说：“我的写作充满了矛盾和痛苦，我不知道该赞歌现实还是诅咒现实，是为棣花街的父老乡亲庆幸还是为他们悲哀。那些亡人，包括我的父亲，当了一辈子村干部的伯父，以及我的三位婶娘，那些未亡人，包括现在又是村干部的堂兄和在乡派出所当警察的族侄，他们总是像抢镜头一样在我眼前涌现，死鬼和活鬼一起向我诉说，诉说时又是那么争争吵吵。我就放下笔盯着汉罐长出来的烟线，烟线在我长长的吁气中突然地散乱，我就感到满屋子中幽灵漂浮。”贾平凹的矛盾和痛苦就在于他一方面确认农村变革的成绩，另外一方面他又不能不忧心“故乡啊，从此失去记忆”：“旧的东西稀里哗啦地没了，像泼去的水，新的东西迟迟没再来，来了也抓不住，四面八方的风方向不定地吹，农民是一群鸡，羽毛翻皱，脚步趔趄，无所适从，他们无法再守住土地，他们一步一步从土地上出走，虽然他们是土命，把树和草拔起来又抖净了根须上的土栽在哪儿都是难活。”在这种状态已经成为现实时，贾平凹意识到，“故乡将出现另外一种形状”。 如果我们由《秦腔》所表述的这一层意思再回到《废都》，不难发现从《废都》到《秦腔》贯穿了贾平凹的一条思想线索，即对现代化背景下的“本土中国”的忧思。如果说《秦腔》书写了农民在乡村变革中的“拔根”状态，那么《废都》则叙述了知识分子在文化转型中的“无根”状态。在这里，贾平凹是熟悉乡村还是不熟悉城市的问题则退居其次了。而且即使从城市精神上讲，西京更多弥漫的是市井气息，它有现代城市的表征但还没有充分建立起现代城市的品格。贾平凹的茫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无根”的痛楚。 今天我们已经能够比较清醒地认识贾平凹写作《废都》时的那个年代了，因此不必再对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状况再作具体的叙述。但是，我们有必要考察当时的知识分子在“无根”之后精神处境究竟如何。“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发起人之一王晓明在这场讨论十年之后有一个非常好的回顾。在他看来，“社会的巨大变动，和与这个变动联系在一起的知识界的非常深的困惑和怀疑，这就是当时人文精神讨论的基本的社会和思想背景。”“第一，是一个基本判断：当时中国的文化状况非常糟糕，可以说是处在严重的危机当中。第二，作为这个危机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当代知识分子，或者就更大的范围来说，当代文化人的精神状况普遍不良，这包括人格的萎缩、批判精神的消失，艺术乃至生活趣味的粗劣，思维方式的简单和机械，文学艺术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匮乏，等等，从这些方面都可以看到中国的知识分子、文化人的精神状况很差。第三，为什么精神状况这么差?从知识分子(文化人)自身的一面看，主要问题就是丧失了对个人、人类和世界的存在意义的把握，也就是说在基本的价值观念方面两手空空，自己没有基本的确信，因为没有基本的确信，所以精神立场是东倒西歪的。第四，这种精神状况的恶化，绝不仅仅是以知识分子本身的原因所能解释的，它背后有深刻的社会和历史原因，也不仅仅是在15年的改革当中才发生的，它其实是与中国整个现代的历史过程密切相关的。……”王晓明揭示的知识分子困惑和怀疑的社会和思想背景无疑是贾平凹写作《废都》是的基本语境，而“废都”以及生活在其中的庄之蝶则是上述种种精神现象的艺术标本。 贾平凹作为作家的敏感显然不输学者。“在四十岁的1992年，我终于有了觉悟，创作欲望极强烈，我几乎越来越看清了我所写的一切。我就精神抖擞地动了笔，‘废都’二字最早起源于我对西安的认识。”“西安在中国来说是废都，地球在宇宙来说是废都。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西安人的心态也就是中国人的心态。”即“一种自卑性的自尊，一种无奈性的放大和一种尴尬性的焦虑。” 和逻辑的表述不同，《废都》对精神世界的构建是以隐喻的方式进行的，“废都”也就成了小说的总体性的隐喻。对于《废都》的隐喻意义，论者并无大的分歧。曾有论者把“废都”与“荒原”作比，我认为是非常精当的：“看来小说取名《废都》，包含有对传统文化断裂的隐忧，有失去人文精神倚持的荒凉感。70年前，英国诗人T.S.艾略特写了题为《荒原》的长诗，以死亡和枯竭的意象，来表征被工业文明所裹胁的现代西方人的生命贫瘠。《废都》的命意和《荒原》何其相似!两者同样有着对于传统文明断裂后的隐忧和悲剧感，《废都》也许可以称为东方式的《荒原》。” 在这个总体性的隐喻中，贾平凹把庄之蝶在灵与肉之间的沉沦和挣扎推向了极端，从而也把“一种自卑性的自尊，一种无奈性的放大和一种尴尬性的焦虑”变成了病态。贾平凹曾在散文《人病》中愤愤地如是说：“我们是病人，人却都病了。我的猫头鹰上帝。”我一直思考《废都》究竟写什么，如果说是写“颓废”，可能比较接近庄之蝶这个人物形象的内涵以及这部小说的精神气息;但是，如果把它的“主题”定位在“颓废”上，我们又可能无法明白贾平凹为什么说《废都》是部“苦难之作”，甚至会认为贾平凹如此之说不仅矫情、牵强而且自欺欺人。因此，我以为《废都》是写“我们是病人，人却都病了。”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苦难。 在谈到“废都”作为一种文化环境对人的精神所起的作用时，王富仁作过比较深入的论述，他觉得“惟有这有着光荣的过去而现在衰败下去的文化环境，对人的精神有着一种腐蚀的作用。他们对现实的一切感到不满，感到不如意，但他们却不必面队使自己不如意的现实本身。温习旧日的繁华就足以使他们的精神得到安慰。”而安慰只是暂时性的，它是精神的寄托，而不是精神的追求，现实的困扰并未消失，在温习中获得的慰藉常常使温习者失去精神的活力。“在这时，整个文化环境中都湿漉漉的，冒着精神的潮气，挥发着死亡了的精神的霉味，一切都狂乱地活动着，但一切又都衰败下去。” 他认为“废都”精神氛围产生的根本原因在此。我觉得这同样是一种文化心理孕育的过程，它会使我们明白许多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人为什么仍然像旧式文人。 三 无疑，《废都》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文本，无论是它的的隐喻、理性，还是作者的身份都呈现了种种复杂性。 在最初面对庄之蝶这个人物时，九十年代初期我们还比较习惯于以“宏大叙事”的准则来评判所有的作品，当知识分子在历史中的主体位置已经不复存在时，以这类知识分子为叙述中心的小说显然不会符合人们通常的阅读经验。孟云房把西京的闲人分为社会闲人与文化闲人两大类，其实他自己也应当归在文化闲人一类中，或者说是一个“帮闲”的文化人。我觉得孟云房作为“废都文化”的阐释者、代言人，他在小说里的意义有待重视，这个试图破解人生的“闲人”，在钻研“密籍”中瞎了一只眼睛。这也是小说中最有反讽意味的一个细节。孟云房所说的这两类闲人正构成了世俗社会中的“俗”和“雅”的基本方面，前者是“江湖”，后者是“文化圈”。在这个圈子里，庄之蝶几位“四大名人”的存在连接了西京社会的各个层面，但在这样的市井关系中，庄之蝶们和不断生长着的现代文明之间的缝隙却持续地扩大。这一内在的矛盾，随着庄之蝶的沉浮更为突出。“废都”在废，而庄之蝶不仅颓废，而且在精神和生理上最终成了“残废”之人。在这里，有一个问题的顺序必须确立 ：不是贾平凹放弃了“宏大叙事”或者解构了“宏大叙事”，而是在贾平凹写作《废都》之前或者写作《废都》时“宏大叙事”已经被解构。在这个意义上，《废都》呈现了知识分子无法救赎的可能性。九十年代以后的生活经验，无疑已经超出了贾平凹九十年代初期的想象。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还生活在一个放大了的九十年代之中，如果说有差异的话，那么，只能说我们比庄之蝶适应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生活。 “废都”的精神气息散发在小说叙事的各个环节。比如如周敏的埙、说段子的老头、“哲学家”老牛以及宗教人物等人、事、物都从不同的层面构建了“废都”。 宗教与世俗生活的关系在《废都》中也有令人思考之处。正如西蒙娜•薇依所说，“谁要是没有信仰，也就不会丧失信仰。”这正如后来有人说我们从来没有人文精神又何谈人文精神的失落(当这种说法是在叙述人的一种精神状态而不是否定人文精神的必要时，我是赞成的)。“我们可以毫不担心夸张地断言，如今真理精神已几乎完全在宗教生活中缺席。”“实用主义已经侵袭并玷污了信仰本身。”“如果真理精神已几乎完全在宗教生活中缺席，要说在世俗生活中有它，那倒是咄咄怪事。” 西蒙娜•薇依谈的是基督教，但可用来论述贾平凹的《废都》。寺与庵在小说里，只是失去信仰的一个明证。在小说的开篇，孕癀寺智祥大师的出现是为一个与性爱相关的异闻卜卦预测，而清虚庵的尼姑慧明师父则是一个名义上遁人空门，而心思始终在红尘中善于和男人周旋的女人。在小说里，慧明是唯一能够抗衡男人的女人。她对佛理的精通以及她高雅的气质和她的内心世界构成了一种矛盾和紧张的关系。 周敏的埙之声和老头儿的谣辞从古远和当下两个空间中散发了这座城市嘈杂的声音。埙声的沉缓悠长是是失落之中的“招魂”，老头儿的谣辞则是对当下现实的写照。对收破烂的老头，他的身份原本也是个知识者。由民办转公办教师时因为上司陷害未能转成，上访省府后仍未成功，于是长住西京，提意见递状书，欲进没有门路，欲退没有台阶，精神变态，索性不再上访，亦不返乡，流浪街头。老头儿的谣辞是“废都”中一种独特的“民间”声音，它的解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当筋疲力尽、声名狼藉的庄之蝶无声时，当老牛的皮已被蒙成大鼓而鼓在风里呜呜自鸣时，小说最后的声音是：拉着铁轱辘架子车的老头正站在那以千百盆花草组装成的一个大熊猫下高喊“破烂喽——!破烂喽——!承包破烂——喽!”想必这老头儿的老头的谣辞一直唱了下去，以至现在的“段子”泛滥成灾。段子的写作与流行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一个奇特的文化现象。 “哲学家”牛因为庄之蝶的建议由终南山来到西京城，庄之蝶不仅亲近这头奶牛，而且将它命名为“哲学家”。牛自从听了庄之蝶说它像个哲学家以后，从此真的有了人的思维，一反刍竟然有了思想：“当我在终南山的时候，就知道有了人的历史，便就有了牛的历史”。老牛在最初是洋洋得意，以为天降大任，为自己能够在城市行走而自豪：“啊!我是哲学家，我真的是哲学家，我要好好来观察这人的城市，思考这城市中人的生活”在人与牛的过渡世纪里，作一个伟大的牛的先知先觉吧!”但这位“哲学家”在嘲笑、批判城市与人的同时，它自己终于有一天感觉到“孤独、寂寞和无名状的浮躁”，意识到“到这个城市来并不是它的荣幸和福分，而简直是一种悲惨的遭遇和残酷的惩罚!”城市使它窒息，它不得不怀念它以前自由自在的那个大自然。对老牛最大的打击还不是它回不得，而是它自己也被城市异化了。 在贾平凹的整体叙述中，牛在刘嫂家的出现并不突然，而他赋予老牛以思想的笔法在一些人看来似乎有写唐突甚至拙劣。其实，牛的出现并不是贾平凹的闲笔或者败笔。作为一种修辞格，牛的寓言化是贾平凹建构“废都”的一个部分，它的意义不在于老牛会思想这一现象的真实性与否，而在于辞格的意识形态含义，这个现象的本质是贾平凹对现代文明负面因素的批判。动物的寓言化这一修辞方式本身是中性的，尽管在新时期文学中已有作家使用过，但重要的是它的价值涵义，在不同的作家笔下，辞格的意识形态内涵是不同的。如果我们确认老牛的思想便是贾平凹想法的转述，而由老牛批评城市的内容来看，我认为阿城关于《废都》“应该是残废之都”而非“颓废之都”的说法是有些道理的。当贾平凹笔下的老牛最终成为故都文化节牛皮大鼓上的皮时，我是非常惊叹贾平凹的笔力的。在西京这样的废都之中，老牛也已经残废，如同它生活的废都一样。而这个意象的出现是在庄之蝶从西京出走之时。贾平凹作为一个杰出的小说家，他在处理这个细节显得从容不迫，他没有用一点笔墨来描写这个意象给庄之蝶带来了怎样的心理震撼。庄之蝶在车站突然倒下是否与他见到这张用来蒙鼓的牛皮有关，我们已经无须作什么猜测。老牛最终的被剥皮，预示了在废都之中另外一种生存方式的不可能。 这些隐喻和修辞的方式都与“现代性”的叙事相抵触，而和“废都”的文化精神相吻合。在“现代性”引入到中国新时期文学之后，一些意象、器物和文化遗存等通常都被赋予了负面的意义，当贾平凹重新叙述被“现代性”压抑的成分时，他还原了与人们的精神相关的背景和基因。在《废都》之中，真正作为“现代性”概念出现的一个词或许就是“南方”，“南方”这个词在小说的结尾出现。但是关于“南方”的叙述尚未展开，去“南方”的庄之蝶已经倒下。 “废都”之“废”显然与那个遥不可及的、模模糊糊的“南方”的冲击有关。我们应当记得，上个世纪末的“到南方去”犹如三、四十年代“到延安去”一般。“南方”之于庄之蝶并非“虚无之地”而是一个“虚幻之地”。“南方”不属于庄之蝶，他最终还是未能走出“废都”西京。 面对“我们病了，人却都病了”这样的苦难，面对无法救赎的、已经病了的灵魂，贾平凹自身不无矛盾，甚至无能为力。贾平凹试图通过《废都》的写作来“安妥”自己灵魂的愿望，正如有学者评价的那样，也充满了“悲剧”性：“庄之蝶的悲剧并不在于他与社会抗争的失败，而在于他的灵魂的软弱无力，打不起精神，无法战胜自己的劣根性。贾平凹的劣根性也不在于他只能在这种绝境中、在当代中国灵魂的毫无希望的生存状态中‘安妥’自己的灵魂，而在于他无论如何也还是想要使自己的灵魂在世俗生活中寻得‘安妥’这一强烈的愿望本身。这也就是对对那曾经一度那么妥帖辉煌、而今早已被废弃的灵都的无限留恋、无限伤怀。只有在这种留恋和伤怀中，他才感到自己内心仍然保留着一股温热的血脉、一种人性的赤诚，一番超越当下不堪的现实之上的形而上的感慨。” 但这不是贾平凹一个人的局限，而是在“废都”的精神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特征。我一直觉得，贾平凹以及我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是以一种分裂的文化身份在进行汉语写作，其中的思想问题差不多都与此相关。 四 在《废都》的叙事结构中，庄之蝶和牛月清、唐宛儿、柳月、阿灿等女性的性爱关系构成了基本的骨架。贾平凹开始叙述西京班驳陆离的俗世景象时，他笔下最初出现的是凭吊唐贵妃杨玉环墓地的异闻和城中孕璜寺智祥大师的卜卦。这样的开篇尽管为“一千九百八十年间”的西京涂抹了神秘的色彩，也把“性爱”在之于“废都”的意义传递出来。不管我们如何评价庄之蝶的性爱生活，有一点应该说是没有异议的：性爱未能“救赎”庄之蝶和庄之蝶们。这通常是许多论者批评庄之蝶堕落贾平凹沉沦的一个理由。 庄之蝶是在失去了精神性以后沉沦在肉体之中的，他走过的是一条老路：在精神沉沦之后寻找感官的刺激。他和唐宛儿有一段对话大概能够反映出彼此对两性关系的具体理解。他们俩在大段的对白中，对自己的作为有不少解剖，唐说：“你是个认真的人，这我一见到你就这么认为，但你为什么阴郁，即使笑着那阴郁我也看的得出来，以至于又为什么能和我走到这一步呢?我猜想这其中有许多原因，但起码暴露了一点，就是你平日的一种性的压抑。”唐在为自己不是坏女人的辩解中，说得更多的是对庄之蝶的理解：“或许别人会说你是喜新厌旧的男人，我更是水性扬花的浪荡女人了。不是的，人都有追求美好的天性，作为一个搞创作的人，喜新厌旧是一种创造欲的表现!可这些，自然难被一般女人所理解，因此上次牛月清也说她下辈子再不给作家当老婆了。在这一点上，我自信我比她们强，我知道、我也会调整了我来适应你，使你常看常新。适应了你也并不是没有了我，却反倒是我也活得有滋有味。反过来说，就是我活得有滋味了，你也就常看常新不会厌烦。女人的作用是来贡献美的，贡献出来，也便使你更有强烈的力量去发展你的天才……”庄之蝶在诉说了自己浪得虚名的痛苦之后，同样也表白了自己重新做男人的感激：“我觉得你好，你身上有一股我说不清的魅力，这就像声之有韵一样，就像火之有焰一样，你是真正有女人味的女人。更令我感激的是，你接受了我的爱，我们在一起，我又重新感觉到我又是个男人了，心里有了涌动不已的激情，我觉得我没有完，将有好的文章叫我写出来。” 饶有趣味的是，这样的“对话”同样出现在庄之蝶与别的女人的互动之中。庄之蝶曾经问阿灿：“你后悔了吗?”阿灿回答说：“我不后悔，我哪里后悔了?我太激动，我要谢你的，真的我怎么感谢你呢?你让我满足了，不光是身体满足，我整个心灵也满足了。你是不知道我多么悲观、灰心，我只说我这一辈子就这样完了，而你这么喜欢我，我不求你什么，不求要你钱，不求你办事，有你这么一个名人喜欢我，我活着的自信心就有产生了!”“我和你这样，你放心，我不会给你添什么麻烦的和负担的!”庄之蝶的反应是“你这么说着倒让我惭愧!”小说中的女性们在重复表达这些想法时，她们不仅塑造了自己也同样塑造了庄之蝶，从而把性的关系赋予了冠冕堂皇的理由，以解释自己心中的伦理困惑。这样的方式正恰恰表明了庄之蝶和唐婉儿们内心深处的羞耻感并未消失殆尽。庄之蝶曾经问过这些女性：我是坏人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毫无疑问，庄之蝶和几未女性解释的理由，在社会的伦理秩序中显然是荒唐的，即使这样的心理活动是真实的。 这些“对话”的精神显然吻合贾平凹对庄之蝶与女人的关系的预设和解释：“《废都》里写到了女性，并不是玩弄女性啊。有人说写性的语言应是暗示的，是有诗情的，而我多是一些行为描写。好多女权主义者写文章批判我，我心里总有些不服。”“它不是将妇女作为玩弄和发泄的对象，它只是写了一种两性相悦的状态，旨在说庄之蝶一心要适应社会而到底未能适应，一心要作为到底不能作为，最后归宿于女人，希望他成就女人或女人成就他，结果却谁也成就不了谁，他同女人一块儿都被毁掉了。”这样的题旨当然由书的结局可以看出，小说里的几个人物自己也看清楚了。柳月对庄之蝶说：“是你把我、唐婉儿都创造成了一个新人，使我们产生了重新生活的勇气和自信，但你最后又把我们毁灭了!而你在毁灭我们的过程中，你也毁灭了你，毁灭了你的形象和声誉，毁灭了大姐和这个家。”委屈的贾平凹用这样的解释来表达他对女性的尊重，女权主义者恐怕都未必能够接受，因为在女权主义者看来，让男人成就女人的想法本身就是男人的霸权主义思想。所以，女权主义理论与“废都”之中的男人们、女人们实在有太大的距离。 这确实涉及到“色情”的动机“问题”。贾平凹在《废都》中关于性事的描写确有不少可以商榷和推敲之处，我并不否认有不少批评的合理性，也觉得贾平凹的笔法如果再节制点或许更好。但是，倘若因为这方面的瑕疵而把贾平凹当作一个“色情”作家，无疑是不妥当的。当贾平凹借柳月的口说出彼此都毁灭的话时，他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庄之蝶的生存方式，特别是庄之蝶对性爱的态度。 十多年以后，贾平凹自己谈到了“方框框”的处理问题。“这是受古典文学书籍删节本的处理方法的影响。在当时为什么写性?一时塑造人物的需要，庄之蝶为了解脱自己，他要寻找女人;二是从写法上考虑，全书四十多万字都是日常生活，写到吃饭可以写四五页，写喝茶可以写三四页，白天的烦事都写了，晚上的事总不能一笔不写呀，这就必然牵涉到了性。在写性的过程中，实写一部分后，就没有再写了，因为我得考虑国情么，只是觉得稍微多写一点罢了，而将位写出的部分以方框框替代。后来稿子给了出版社，他们又删去了一部分。实际上，现在书上括号内的删去多少多少字数已不准确了。”贾平凹所说的这种古典文学删节本的处理方法，在《废都》出版之后产生的效果则超出了他自己和编辑的预料。它确实诱发或者满足了相当一部分读者的色情欲望，而从文学中获得一种欲望的满足甚至“意淫”，一直是公开的或隐蔽的文化心理。一些读者和论者由此认定《废都》是“现代《金瓶梅》”虽然不无偏颇，但也是一种正常的阅读行为。 应当说，这与贾平凹和编辑的处理方式有关，但不是他们能够控制得了的，一部分读者和论者兴趣转移后忽略了小说的整体性意义并进而误读这部小说，我想，这也不是贾平凹和编辑所期望的。与此相关，在当代文化发生转型的时期，一部小说为话语的禁忌打开了一条通道也是当代政治文化中并不多见的现象。方框框对由来已久的文化禁忌的有意无意的反讽，无疑也触犯了文化秩序中的某些规则。贾平凹由此遭受到的打击也几乎是致命性的。媒体的操作在1993年早熟了，在这之后好多年，我们才能心平气和地看媒体与文学传播的关系，而且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习惯并且擅长于媒体的操作。尽管删节的本意不是促销，但这样一种形式以及因为误读而形成的舆论，都为盗版提供了市场运作的空间，成为许多书商非法谋利的手段。据贾平凹介绍，有人统计，两年之内，正版、半正版、盗版加起来有1200万册，而正版充其量只有50万册。小说文本内外的这些复杂现象都构成了《废都》的文化语境。在今天当我们能够在新的知识背景上比较理性地看待《废都》时，应该区分出小说文本的意义、读者的阅读心理、论者阐释的观点以及书上的生意经之间的差异，排除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在差异性的基础思考贾平凹以及我们这些读者、论者的盲点。 ------------------------------------------------------------------------- 1. 阿城：《闲话闲说》，作家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 2. 温儒敏：《剖析现代人的文化困扰》，《九十年代文存》(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3. 王富仁：《废都漫谈》，《九十年代文存》(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4. 西蒙娜•薇依：《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1月第1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