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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的5月4日，并没有很多文章来纪念“五四运动”。这固然与国内的注意力已经转到正在发动之中的“文化革命”有关，但也是知识分子丧失话语权的结果。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之后，对“五四”的纪念，通常是以主流媒体的社论为主调，间或有一些参加过“五四”运动的老知识分子的回忆，这些回忆文章的主要观点不免此一时彼一时。在当代史上，对于已经成为传统的“五四”，在诸多方面(譬如文化背景、思想倾向和历史理念等)存在差异的解释者们，常常会在相同的现实处境中发出异口同声的说法或者最终趋向一致，丰富的“五四”遗产于是在趋同中逐渐变质和流失。当对“五四”的解释已经等同于对中国革命史的解释时，无疑存在话语权的问题。这种现象其实并不是短期的甚至也不是局部的。一个整体的“五四”仿佛存在着，但是在不同阶段对“五四”所作的叙述与阐释又在摧毁着那个整体的“五四”;如果说对“五四”的解释还存在什么标准的话，那只能是现实政治的需要——“五四”在“文革”中的遭遇就是这样。 被认为是知识分子报纸的《光明日报》，5月4日发表社论《积极参加文化战线上兴无灭资的斗争》。这篇社论当然不可能系统地论述正在发动之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出来之前，通常的表述是“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或“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这一革命被解释为“文化战线上兴无灭资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社论还初步比较了“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与“五四”运动的不同。“要取得这场兴无灭资斗争的胜利，还必须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毛主席说：‘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我们今天进行的革命，却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是要从根本上铲除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的革命，是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最彻底的革命。无产阶级敢于打倒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创造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不同在哪里?“五四”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正在发生的“文化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关于“文革”是否是一场革命的问题，在今天已经不需要作什么讨论了。社论这样的表述虽然没有明说，但实际上包含了要破除对“五四”的迷信这一层意思。 但是，破除迷信与批判局限都不意味着丢弃“五四”，而只是突出了现实所需要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当然也是一种思想认识的结果。1965年出版的《辞海》对“五四运动”所作的解释要点有：一、1919年5月4日爆发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伟大革命运动，它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国内工人阶级壮大的条件下发生的，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二、在6月3、4两日上海等地罢工、罢市以后，五四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从其开始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运动，发展为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大群众运动，是为“六三”运动。三、五四运动也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当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以后，深入工人群众，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罢工斗争，促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些主要的观点和以及“文革”中对“五四”局限的认识，源自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五四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等经典著作，在建国后为大多数知识分子接受，也成为认识中国革命史的基本原则。 事实上，建国以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一些重要思想已经被放弃。尽管“文革”中所有关于“五四运动”的解释名义上都是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五四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等经典著作为依据，但实际上已经偏离了一些原则，并且强化了在一些研究者看来原本已经存在着的矛盾之处。由于从特定的政治斗争需要出发，“文革”关于“五四”的阐释发生了关键性的变化，更多的是借“五四”来确证今天的“文化大革命”的合法性，这时的“五四”与毛泽东在他的经典著作中阐释的“五四”也不完全一样。也就是说，“文革”对“五四”的叙述与阐释，不仅是某种思想的延续，也是“五四”的新的遭遇。 既然一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个是“社会主义革命”，这里实际上已经存在一个根本性的冲突，这样的冲突也就预示了“文革”会从什么角度来叙述和阐释“五四”。为了能更好地理解“文革”叙述与阐释“五四”及“现代文艺”的语境，我们简要提及“文革”文献对“文革”的解释。中共中央1966年5月16日的《通知》说：“要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的领导权”，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1966年8月8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说：“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资产阶级虽然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文革”期间所说的“斗批改”。 这些关键性的论点，譬如“专政”与“斗批改”等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区别于“五四”。在当代，“五四”不仅被视为政治运动而且被视为“文化革命”，六十年代中期以后“文化革命”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并且最终以“文化革命”来发动一场政治运动，显然也表明了当代政治利用“五四”的重点。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既是“文革”的目的，也是“文革”叙述和阐释“五四”的全部思想所在。由此，我们可以寻绎出“文革”叙述和阐释“五四”的思路及重点：一、突出“五四”作为“文化革命”的意义，由“文化革命”进行政治运动成为当代中国常见的政治斗争方式，胡适当年感到困扰的政治对文化的干扰在“文革”中不再是一个问题;二、“文化革命”不等同于“思想启蒙”，对孔孟之道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形态的批判是“五四”作为文化革命的主要内容;三、知识分子，主要是指“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五四”中的“统一战线”中的作用被降到最低以至抹杀;四、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出发来解释“五四”是最基本的思路;五、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是“文革”叙述和解释“五四”的政治制高点。这些当然不是“文革”叙述和阐释“五四”的全部要点。但是，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五四”的涵义在“文革”中将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于是，就有了“运动”初期的“五四”，上山下乡运动的“五四”，“批林批孔”的“五四”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五四”等。 “文革”对“五四”的叙述与阐释存在最根本的盲点，就是对“民主”与“科学”的回避和歪曲。在文化领域的“专政”导致了十年的文化专制。在“文革”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任何思想都已经失去合法性，灵魂深处的“革命”其实是扼杀思想自由的一种方式，而思想自由与独立精神是互动的。尽管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曾经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但“民主”、“科学”的精神在“文革”中不再被视为“五四”精神。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作为思想启蒙运动的“五四”在“文革”中是不存在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