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1期 对文学批评的议论不绝于耳，即便从事文学批评的人似乎也对自己现在的工作充满疑虑甚至不无动摇，关于批评的质疑与指责、辩解与肯定，构成了当下文学批评语境的一部分。这样的纷争，或许模糊了我们讨论文学批评的视野和支点。因此，在反思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时，我想，应当明确我们是基于什么层面来讨论批评的是与非，设定批评的功能与意义以及阐释批评的现状与态势。 在“文学研究”的大势中讨论文学批评是必要的途径。如果文学批评确实存在危机，不妨说，文学批评的问题也只是这些年来整个文学研究的一种征候。依据常规，可将文学研究分为理论、批评和文学史三部分，文学研究之“鼎”的三足都已经先后有些“松动”。这些年来文学理论界业已变化，关于原创性不足的批评、关于中国古代文论创造性转换的提出甚至对“文艺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有无存在必要的怀疑等，都表明了理论界应对危机的努力。文学批评的思想与方法资源，相当程度源自理论界，“纯文学”与“文学性”的再讨论，由批评界而至理论界，是当下批评与理论关联的一个侧面。至于文学史研究与写作，这些年不断颠覆，一大批重写和复制的文学史成为当今中国学术的一个特色。对部分文学史著作或宽或严的评价，反映出“重写”背后话语权力的逐鹿，丧失的是公允的学术标准。虽然文学史著作的写作亦可视为“西方”影响的产物，但又夹带中国传统的影响，学术界中的部分学者似乎特别看重文学史写作的至尊地位和话语权力。在今天的大学知识生产过程中，如何编写文学史、使用何种文学史，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和教学问题。现在写通史、断代史的热情有增无减，这些固然重要，但专题的研究则远未获得应有的重视。以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而言，一方面，文学史的论述显然是在当年的文学批评基础上进行的(特别是关于新时期文学的论述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成就)，另一方面，在当代文学研究界，文学批评的位置相对于文学史研究与写作又逐渐等而下之，文学批评在当下的学科体制中无疑受到挤压。所以说，整个文学研究其实都面临危机并且在应对危机。我们不必把文学批评的问题归咎于理论与文学史的研究状况，但文学批评与理论、文学史研究是相生相发的。文学批评在文学研究中处于表层和前列，其问题所在也就更加容易浮现出来。 文学研究秩序的重组，是文学批评转型的一个大背景，在这个大背景下原来我们所熟悉的文学批评此时开始有了种种陌生的面孔。从九十年代至今，文化语境、文学格局、知识谱系、学科体制及知识生产的方式都已经有了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深刻地影响了文学批评。从路径上说，文学批评一路转向“学院”，一路转向“媒体”，因此有了“学院批评”与“媒体批评”之分。而这两者的问题并不相同，笼统地说文学批评如何如何，其实是错误的。尽管这两者之间并非没有关联，但只有区分它们，才能厘清文学批评的问题所在，并有的放矢。一个时期以来，关于批评的纷争，特别是对批评的情绪化观察与表述，与视线混乱有关。 在文学批评分化之前，我们曾经有一个可作统一论述的“文学批评”的历史，即八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在反思当下的文学批评时，一个明确的参照系是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繁荣与影响力。当人们在指责当下批评的无力、失语，甚至认为沉沦、堕落时，除了表达对文学批评的热切期待外，同时也是以我们熟悉的八十年代批评业绩作为参照的。在关于八十年代文学的共识中，文学一度处于社会的中心位置，而人文学科的活跃程度远超过社会科学。在这样的八十年代，文学批评与思想解放运动、文学重返自身的历程是紧密相关的。在从“文革”到“新时期”的过渡中，在文学走向自觉的过程中，文学批评既承担了传达新思想新思潮的角色，又在文学思潮的产生与引领、文本的生产以及在今天已经被视为经典或者重要作品的“初选”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于是文学批评，既介入了文学史进程，又介入了公众的思想文化生活，当文学处于社会的中心位置时，这样的文学批评在当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与反响。问题在，统一论述中的八十年代文学批评已经成为历史，批评的路径一分为二，于是仅以八十年代文学批评为参照系是不够的。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意义并未消失，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分野已然形成。 文学在九十年代后的复杂处境已无须论述。我们几乎都认为九十年代以后文学的位置已经不处于社会中心(也即通常所说的“边缘化”，是位置的“边缘化”，文学的价值或许不能说成“边缘化”但其在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作用已今非昔比，且受到各种因素的牵扯)。和八十年代相比，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位置亦发生变化。一些新的因素，不仅是负面的也有很多正面的，逐渐使文学批评在社会转型中转型。认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价值观的混乱(正面的表述是“多元”)，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等冲击了文学写作和文学批评，其实只是对文学与转型期复杂关系的一种理解，事实上此种复杂关系已很难用“一分为二”的方法论述。我们看到，知识分子的分化、学术制度的建立，使批评家不能不重新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重新评估文学批评的意义;西方学术译介和研究的正常化使文学批评无法充当传达新思想新思潮的“先锋”文体;大众文化的兴起，使之于“纯文学”的文学批评显得局限;因为社会对文学的疏离，文学批评的中介作用也逐渐丧失;媒体的发达，也催生了新的批评文体等。诸如此类的变化，表明文学曾经拥有的功能与意义已经被颠覆，或者说新的文学批评尚处于建构阶段。面对九十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未有之变局，社会的观瞻与圈内的见仁见智也就难免。 因此说，文学批评并未消失，也从未失语，但文学批评需要解决的问题则更为紧迫：批评家应当确立什么身份?文学批评究竟是何种文体?文学批评如何重建文学与大众日常生活的关系?文学批评怎样处理与作家作品的关系?文学批评自身的独立价值如何建立?这些也许是老问题，但它们所包含的意义则异于八十年代。回应这些问题的不同方式，形成了九十年代以后文学批评的基本路径：媒体批评和学院批评。 这些年来，对媒体批评的指责有诸多合理性。从现象上看，贴近市场的批评、座谈会式的批评和广告式的批评等，使批评家们几乎声誉扫地，并且殃及整个文学批评的形象。冷静地看，问题并不在这些批评的形式，而是因为利益关系的介入、文本的草率和过度解读以及批评独立性的丧失。其实，九十年代以来，真正的媒体批评尚未形成便陷入歧途。很长时期以来，批评界对文本的选择过于宽松，对作家作品的研究过于倾心。在今天的文化秩序中，一个批评家选择介入媒体的方式不应当受到非议，这正如一个批评家拒绝媒体一样。理想中的媒体批评应当是《纽约时报》书评那一种，当书评人真正出现时，从事媒体批评的人会成为受人尊重的书评人，书评人式的批评家还是非常缺少的。 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中，跟踪式的批评是常见的，而媒体的发达也为跟踪批评提供了条件。但当下写作的不确定性，非经典性，确实也动摇了许多批评家从事传统文学批评的信念，因为他担心的是，如果那些评论的作品被淘汰，而自己关于那些作品的评论也即成为学术的泡沫。这也是一部分曾经活跃的批评家放弃文学批评而转向研究的一种原因，而且随着学位制度的发展和成熟，在现在的学科体制中训练出来的研究生们，也越来越少以文学批评为职业的人。在这里，受到考验的不是跟踪的方式，而是批评家的眼光。 文学批评的学院化是另外一条路径，随之而来的是“批评”转向“研究”。粗略地说，八十年代作协系统从事文学批评的人远多于学院。在学术制度建立过程中，作家协会系统批评群体不断消失，既是作协体制在今天的文化体制中的尴尬处境的显现，也有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问题，而核心问题是知识生产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不在学科体制内，知识生产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显然是微弱的。但这并不是今天的文学批评的全部事实，因为作协同样是一种权威体制，作协系统的批评家、文学杂志社的批评家也还保持着独特的影响力。这当中，既有这一部分批评家的卓越才华、对对写作者的独特影响，也与这些批评家由于体制本身赋予的话语权力有关。所以，我们不能只看到学院化，而看不到在体制式微的过程中，非学院派批评家的力量。 在学术资源重新配置中，以学科为基础的知识生产与传播过程成为主渠道，纯粹的文学批评已经失去了原先在八十年代的崇高位置，所谓“研究”也早已以学术的名义质疑了文学批评在学术上的合法性。这就是在众多而不是少数大学里，文学批评的论文不能视为规范的学术论文的一个原因。被学院招安的批评家，或者以学者、教授身份兼任的批评家，都不能不带着这个学术体制的特色。于是，在学院派那里，文学研究是分为“长线”和“短线”的，所谓“长线”是指文学史研究，某个领域或者专题的研究，所谓“短线”即指当下文学的研究，也即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学批评。在这样的格局中，学院派的文学批评确实以文学史的背景和学理的立场为文学批评带来了新的素质。 学院对文学批评的质疑，在于文学批评的及时性，在于阐释对象的当下性，因为有这些局限，学院派认为文学批评缺少学术性。当学院派这样选择时，学院派自身的局限也暴露出来：他们讲解经典或者等待经典的形成，但忽视了参加经典形成的“初选”，其中一些人也失去了这样的能力。而最大的悲哀在于，学院里的许多教授始终不知道教授身份其实并不决定他的研究是否具有学术性。 如果我们承认了这些道路选择的自由，那么我们始终如一需要回答的是：文学批评的独立价值何在?从这一问题出发，文学批评只会生，不会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