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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中国最大的文体遗产，我觉得是散文。古代散文是“大散文”，也可说是“杂文学”，不光是文学，也是历史和哲学甚至是科学。中国是一个农耕民族，古人对植物材料运用得比较多，在西汉早期发明了草木造纸，比蔡伦造纸其实更早。甘肃敦煌等地的文物出土可以证明这一点。有了这个纸，所思所感可以写下来。有啥说啥，有叙有议，也就形成了古代散文。这使中国的文艺与其他民族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至少在16世纪以前是这样。比如在古代欧洲，主要的文艺形式，先是史诗，后是戏剧，都以口传为主要手段。 王尧：古代欧洲也有纸，但主要是羊皮纸。 韩少功：下埃及人发明过一种“纸草”，以草叶为纸，也传入到欧洲，但为什么没有后续的改进，也没有大面积传播，原因不明。羊皮纸是动物纸，又昂贵又笨重，用起来不方便，限制了欧洲古代文字的运用。严格地说，他们那时缺少“文学”而较多“剧艺”，缺少“文人”而较多“艺人”。出于同样的原因，欧洲与中国的诗歌也走着两条路。他们以歌当家，中国以诗当家。歌是唱出来的诗，诗是写下来的歌。歌很自然引导出戏剧，诗很自然催生出散文。中国除了西藏和内蒙古这样一些游牧地区，一直没有出现过史诗，其实是一直没有出现过史歌，那是因为中国的历史都写在纸上，成了《史记》或者《汉书》，不需要歌手们用脑子来记，然后用口舌来唱。 王尧：现代散文的源流既有英国随笔也有中国的古代散文。 韩少功：到了20世纪，中国从西方学来了一些文艺样式，但西方的散文没有给人们太多陌生感。因为类似的东西中国从来就不缺。中国几乎每张报纸上都设有文学副刊，主要是发表散文，成了一大特色。欧美的报上一般就有个书评版，然后就是娱乐版，很少见到副刊散文。最近这些年，像张承志、史铁生这样一些作家，以前都写过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小说，玩得算是得心应手，但突然都金盆洗手，改弦易辙，纷纷转向散文。张承志还对我说过：小说是一种堕落的形式。我不知道当年鲁迅是不是也有过这种感想，因为鲁迅除了早期写一点小说，后期作品也多是散文。我当然不会相信小说这种形式就会灭亡，更愿意相信小说今后还大有作为。但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我心目中的这些优秀作家都把目光投向散文?中国的散文遗产里包含了丰富的写作经验，包含了特殊的人文传统。但这样说，恐怕只能是说了一个方面的理由。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别的理由? 王尧：我曾经提出一个看法，散文是知识分子情感与思想最为自由最为朴实的一种表达方式。现在许多作家写散文，与他们的知识分子身份有关，在目前这样一种情形下，知识分子总要对公共领域的思想问题表达自己的思考，因此选择散文这样一个文体是必然的。 王尧：你的《马桥词典》与《暗示》作为小说出现在文坛，总是引起很多争议。这两本书显然与传统概念中的小说有相当距离。 韩少功：《暗示》在中国内地出版时，被出版社定性为“小说”;在台湾出版时，被出版社定性为“笔记体小说”。我没有表示反对。有人指出这样的文体根本算不上小说，我同样没有表示反对。因为小说的概念本来就不曾统一。 王尧：在《暗示》没有发表前，我听说你在写一部长篇小说。李锐当时对我说，你对文体的要求很高。从《爸爸爸》到《马桥词典》再到《暗示》，你的创新意识是非常自觉的。是一个不断突破自己也突破别人的作家。 韩少功：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新闻、理论、教育等方面的解冻陆续实现，文化生态趋于平衡，文学一马当先孤军深入的局面大体结束。在当时启蒙主义的框架之下，科学、民主、人道主义等等，这些节目已经基本出尽，思想井喷的压力逐步减弱。往下还能怎么写?很多人说：写性吧。事实就是这样。性解放成了人道主义最后和最高的一个叙事主题，文学开始进卧房，解裤带了。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大举进入中国的情况下，很多作家受到刺激和启发，转向文学自身的反省，不满意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一些激进的作家认为形式就是一切，呼吁一场形式的革命。有些新的要素成了实验作家们的兴趣焦点，比如说意象，比如说氛围。 王尧：对于一般读者大众来说，这些新冒出来的小说不容易读懂了。 韩少功：人们总是想读懂小说，似乎抱着一种对理论和新闻的期待。老作家康濯说他在国外参观画展，没看懂一幅印象派的画，问讲解员：这是画的什么东西?讲解员回答：先生，这不是什么东西，这是一种情绪。我们看王羲之的字，听贝多芬的音乐，其实也不一定“懂”，但仍会有情绪上的感受。当时很多作家就是要用小说来实现绘画、音乐的效果，至少使小说增添这样的效果。 王尧：《爸爸爸》有寓言的风格，但传统的寓言一般是要引出教训、启示，但《爸爸爸》没有这样单一的主题。 韩少功：我想把小说做成一个公园，有很多出口和入口，读者可以从任何一个门口进来，也可以从任何一个门口出去。你经历和感受了这个公园，这就够了。所以也有人说这篇小说是“现代主义”的。当时他们对这种风格很偏爱，鼓动我上一条流水线，说接着往下写吧，写十个这样的中篇或者长篇。 王尧：我想，你自己肯定会犹豫。 韩少功：自我重复不是一件能让人打起精神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先锋小说很快也进入了形式化和模式化，让我有点始料未及。这种小说打破了人物、情节、主题三大法统，远离戏剧然后接近绘画、音乐、书法，展现出一个“怎么写都行”的大解放。但这个挑战很快就空心化了。新技术像旧技术一样，再次淹没和封闭作家的心智。仿卡夫卡，仿博尔霍斯，仿加西亚·马尔克斯，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泛滥成灾。 王尧：当时“内容”、“思想”等等几乎成了文学圈内的贬义词，写作者们对形式的迷恋到了空前的程度。 韩少功：重形式和重技术是欧洲传统。他们的“艺术”一开始就是指“技术”。在欧洲很长一段时间里，“艺术家”artist与“工匠”artisan、craftsman，是可以互换使用的同义词，在中国人看来很奇怪。如果中国人说哪个艺术家是“匠人”，有“匠气”，简直就是骂人。其实技术不是坏事。李陀一直呼吁作家们重视技术。我们太容易把自己看作天才，而不看成工匠。中国人缺乏对技术的执着和细心，从来都有一种内容主义的倾向。古人说“文以载道”，是道德挂帅的。孔子说“诗无邪”，强调“尽善”高于“尽美”，都是把思想评价摆在艺术评价之前。我们可以看到，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前期，新技术开发运动很快在中国结束，王蒙、李锐、莫言、余华、格非、林白、蒋韵这一些先锋作家也告别形式迷宫，陆续返回现实生活。《许三观卖血》、《北京有个金太阳》这一类作品，大体上又有了平实的面貌，内容重新走向前台。 王尧：当时出现了“新写实”的概念。 韩少功：但这时候的“实”是市场化的“实”，带来了另外的问题。一部分文学家迅速世俗化和利欲化，精神逆子们的大举还俗，以声色犬马和灯红酒绿打底。有一篇号称十分“前卫”的小说，居然只是把北京五星级宾馆里的豪华景象写了个遍，字里行间充满着穷国穷人透骨的势利和贪欲，流着长长的哈拉子。还有一本十分“前卫”的诗集，大约有一半的篇幅，是写作者如何在广州和深圳嫖娼，差不多就是把西门庆请入了诗坛。这些作品还得到很多评论家的叫好。 王尧：你在《夜行者梦语》一文中说，虚无主义与实惠主义在中国组成了精神同盟。 韩少功：在我的感受中，小说不好读了，不解饥渴了，十几页黑压压的字翻过去，脑子里可能还是空的。自己的好些小说也是这样不咸不淡，不痛不痒。读小说成了一件需要强打精神不屈不挠的苦差事，比读理论和读新闻还要累人，岂不奇怪?不管是传统还是先锋的小说，不论是什么流派和风格的小说，这时候都出现了两个较为普遍的问题。第一：没有信息，或者说信息稀薄。我这里指现实生活的信息，也指审美和思想的信息。小说里鸡零狗碎，家长里短，吃喝拉撒，衣食住行，再加点男盗女娼，无非就是这些东西。人们通过日常交往和新闻报道，对这一切其实已经耳熟能详司空见惯，小说不过是挤眉弄眼绘声绘色再来炒一把剩饭。但一百零一个贪官还是贪官，一百零一次调情还是调情，你还能让我知道一点什么?这就是“叙事的空转”。第二：劣质信息和病毒信息爆发，也可以说是“叙事的失禁”。小说成了精神上的随地大小便，成了某些恶劣思想和情绪的垃圾场，成了一种看谁肚子里坏水多的升级竞赛。自恋、冷漠、偏执、贪婪，淫邪……越来越多地排泄在小说里。有一些自我标榜的所谓“主旋律”小说，其实也脏得很，改革家总是在豪华宾馆讲着格言，在美女记者的崇拜之下走进暴风雨沉思祖国的明天。一种对腐败既愤怒又渴望的心态，形成了各种文字窥视和文字按摩。我即使不从道德上来展开质疑，也可以怀疑小说为什么突然变得如此单调贫乏。这不是才华的问题，或者方法的问题。很多小说家的内心似乎无法再激动起来，文坛“心不在焉”。以前有一段时间，文学成了政治宣传和道德宣传，是文学的自杀。现在有些作家自诩“纯文学”，好像遗世独立，与政治和道德了无干系，其实也很可疑。 王尧：需要有一种新的力量来打动心灵。 韩少功：读者也“心不在焉”。我们叙事环境和受众市场在发生变化。当年鲁迅写阿Q，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在很多现代青年看来，阿Q可能纯粹是一个搞搞笑的料，没有什么可“怒”的，更没有什么可“哀”的。罗中立那幅名为《父亲》的油画，在上世纪80年代还能激起人们的敬重和感动，但在上世纪90年代的很多观众看来，什么糟老头子?纯粹是一个失败者，可怜虫，倒霉蛋，充其量只能成为怜悯对象。我不知道你是否注意过这一类反应。在我看来，一个新的解读系统正在十面埋伏，主流受众对作品的解读已经流行化了，格式化了，使我们的写作常常变得尴尬可笑。以前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现在的很多读者只能“见利”和“见欲”，任何信号都会被他们的脑子自动翻译成一个东西：利欲。利欲就是一切。你就是呕出了一腔鲜血，他们也可能把它当作做秀的红油彩。当然，我得说明一下，我这里不是指所有的读者和观众———我们对受众的丰富性还可以抱有期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