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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元、明、清：现实主义的深化与大统一气象 (一)事并御夷·悯民疾苦·转嫁灾难 元、明、清时期，诗坛对前代黄河诗的题材和写法多有继承，创作上更趋兴旺，数量大大超过前代，单《近代黄河诗词选》选收的晚清黄河诗就有200余首。同时，由于此期黄河继续频繁决溢和夺淮入海，出现“乱淮”“侵运(河)”“扰漕”等现象，使得河患的灾情和治理更加复杂艰难。在此背景下，此期诗歌比前代更加广泛深入地反映了这一重大的灾害和社会问题，与关涉已广的北宋河患诗相较，创作上又有重大拓展。 首先，以河患最严重的清代来看，此期诗坛表达了比北宋更为浓重的河患忧虑，有些诗作直接抒发对黄河改道南来严峻形势的忧思：“自从一变南趋局，其奈黄流日下何!”(27)康熙帝《览淮黄成》(“殷勤久矣理淮黄”)吐露了他作为帝王为此担受的忧劳。龚自珍《咏史》(“宣室今年起故侯”)、黄燮清《露筋祠夜泊》、丘逢甲《闻河决题画竹》分别借咏史、民间传说和题画，表达普通文士无所不至的河患隐忧。晚清时期，随着列强的入侵，有些诗作更是将河患与战乱并写，反映了十分沉痛的国事民艰。蒋兰畲《黄河三首》明确将治河与“御夷”并列为国之“两患”：“事并御夷无上策，长留两患在中原。”(28)可见，如同北宋一样，河患、筹河仍是清代士人在诗里体认的“国忧”和经济之志。 其次，对于河患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元、明、清诗歌有更加全面细致的反映。除了少数概括性和全程性的书写外，更出现了诸多针对某个具体环节、具体问题的专题吟咏。从题目上看，即有多种类别，兹列表述要如下： 尽管远不能穷举，但上述诗目已足以反映此类创作在元、明、清时期题材范围显著扩大，并且都是针对河事而专门赋诗，与北宋诗反映河患多出于唱酬赠答明显不同，因而其内容和主题也更加集中、鲜明。以反映治河官吏的贪腐情况来看，宋代还是出现在个别篇章中的片言只语，但在清代已成为一些诗作表达的主题，如桂超万《河兵谣三首》云：“莫望河吏洁，日汲河水啜。河水是贪泉，年年作金穴。”(29) 再次，元、明以来，河患诗的主题逐渐由忧国转向忧民，到了清代，众多诗作更是致力于写民生疾苦，关注河决中普通百姓和治河役夫的命运。与此同时，诗家日益重视以叙事的体制记述决溢和治河事件，聚焦灾民和治河役夫的不幸遭遇，从而描绘出一幅幅灾难深重的历史画卷。这对于很少以灾民和下层人民为表现中心、也不以叙事见长的北宋黄河诗而言，无疑是很好的补充和发展，从命题、体制、叙事、创作精神等方面都明显继承了乐府诗关注民瘼时弊的特点和传统。 这些诗作在表现河患灾难时，不但表达了对受灾人民的深切同情和根治河患的愿望，而且还进一步揭露河政的腐败，表现了强烈的批判意识。如(明)《治河谣》抨击治河大臣沽名钓誉、虚功冒赏：“古之使者犹为民，以身捍水勇且仁。今之使者志在名，流移未复碑先成。”(20)(清)何栻《河决中牟纪事》揭露治河官吏饕餮公款而又不学无术：“陨竹揵石数不雠，公帑早入私囊收。白眼视河无一筹，飞书惊倒监河侯。”(31)黄生《筑堤谣》反映治河役夫与治河官吏之间对立的祸福关系：“堤工告成万命残，护堤使者仍加官。”(32)凸显了深刻的社会矛盾，揭露了统治阶级转嫁和加重人民灾难的真相，深化了民生疾苦主题的表达。 还能进一步说明这一时期河患诗反映现实广度和深度的是其暴露治河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特殊的矛盾现象。(清)陆嵩《河复决》担心河决阻断漕路后改海运的动议将导致严重的水手失业和社会后患：“漕船水手近十万，失业剽掠官何为!”陈滋《河兵谣》反映河兵的利益竟然与黄河的安澜、沿河百姓的安宁明显发生矛盾：“湖河安堵民欢悦，其奈河兵衣食绝。……河不决，河兵愁。河既决，淮民忧。”(33) 由此可见，元、明特别是清代诗歌极大地深化了北宋以来河患题材的灾难书写，虽然古代诗歌写民生疾苦早已有之，但是从河患角度表现这一重大主题是此时才兴盛起来。相形之下，此期的治河颂歌数量和质量都明显不如批判现实之作，但部分反映抗洪防汛英雄壮举的诗作也十分感人。林则徐的《题邹钟泉开封守城记略后》颂扬开封知府邹鸣鹤在黄河洪水决城、人心浮动之际为民请命，身先士卒，组织并取得了开封保卫战的胜利。张九钺的《羊报行》讴歌黄河水卒骑羊皮囊从兰州神速漂流至河南、江南报汛的传奇事迹，洋溢不畏艰难的乐观豪情和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总之，日渐增多的批判性主题和部分闪耀道德理想光辉的颂歌赋予元、明、清河患诗以深刻的思想理性、深沉的爱民情怀和高尚的思想境界，代表了古代黄河诗现实主义创作的思想高度。 (二)安宁景象·河源河尾 在河患深重的元、明、清时期，诗坛也反映了黄河安宁的一面，在这个封建国家统一局面进一步巩固的时代其表现又有新的特点。 首先，元代文人在强盛国势的鼓舞下倡导“盛世文风”，追求“一种阔大的盛世气象”(34)，他们歌咏黄河的许多诗篇也往往景象阔大，气势恢宏，舟旅畅达，反映了黄河安澜、国家统一的承平气象。刘秉忠《黄河》、马祖常《舟泊徐州》、揭傒斯《入黄河和李提举韵》、吕彦贞《渡黄河》、贡师泰《黄河行》、周伯琦《渡黄河作》等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些特点。萨都剌《黄河舟中月夜》和释大《黄河阻风》不仅描绘了黄河波澜壮阔的景象，而且表现了他们稳泛黄河风浪的从容神色，特有一种和平安宁的气象：“十丈云帆拂斗勺，星槎风急浪花飘”，“中原迤逦河流壮，元气汪洋地脉长。” 其次，部分诗作由黄河风物和河患治理的关注进一步转到河清海晏社会理想的抒发。经历了宋辽夏金的对峙与分裂，元初陈孚《黄河》揭示了凭据河山之固的割据政权终将灭亡的历史命运，同时也流露了身处统一王朝的宽慰心情和优越心理：“千载金汤拥上流，只今唯有荻花秋。江南客子笑无语，闲看黄河绕汴州。”而经历过元末战乱的诗人则深情地呼唤和祈祷“河水浑复清”(35)，表达“河之清，万方宁”(36)、“千龄万代长太平”(37)的愿望。应该说这也是中国历史的统一进程发展到新阶段的时代呼声，与那些以黄河清为名粉饰太平的谀颂文学有本质区别。 其三，历代黄河诗多写黄河中下游的情景，虽然此前唐代边塞诗已屡屡写到黄河上游，有的诗作还偶尔咏及河源(38)，但几乎都属于想象之辞，缺少亲身体验。而元、明、清三朝，黄河诗的歌咏范围真正达到了河源、河尾，直接反映了封建国家的大统一局面。明初释宗泐的《望河源》、清中叶邵晋涵的《题阿少司空寻源图》分别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当时的实地探访为基础，近距离展现河源地区的地域风光。邵诗还直接赞颂清朝的统一促进了西北边疆与内地的往来：“伟欤盛治辟星竁，于阗葱岭成通涂。”(39)至于河源以下其他上游地区，则已是此际诗家歌咏的常事。马祖常《河湟书事二首》、刘侃《陇西杂兴》、杨博《送雷信庵出按甘肃》、朱秩炅《观黄河》、严禹沛《青铜峡》等系列诗作都写到青海至内蒙一带黄河壮观的景象和风俗民情。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明、清诗歌写上游地区不局限于风光节物、边塞征戍，而较多地反映了当地修治引黄灌渠、发展农业生产的富庶景象。(明)朱栴《汉渠春涨》咏赞道：“神河浩浩来天际，别络分流号汉渠。万顷腴田凭灌溉，千家禾黍足耕锄。”(40)(清)单畴书《咏昌润渠》明确歌颂了清朝开发边疆地区的功绩：“绿壤如云稼更多，万家泽足治滂沱。即今荒服易康衢，圣治应比唐虞过。”(41)同时展示黄河中下游地区灌溉事业的诗作也多起来。以如此热情、细腻的笔致书写黄河的水利工程建设和灌溉事业，这在黄河诗史上还没有出现过。 至于河尾，除唐梦赉《塞海门》、郭起元《海口》、梁章钜《河上杂诗二首》等诗关注入海口的河患治理外，田雯《云梯关观黄河注海歌》还描写了入海口大海的景象，俞樾《黄沙歌》更是专写黄河入海黄沙造就的海面奇观，显示了河尾诗咏的多样性。至此可以说中国诗歌对黄河全境都有比较充分的反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