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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宋代：河患主题与国家民族意涵 两宋时期，黄河诗的创作较前代有重要的发展和创新，是黄河诗的新变时期。因为统辖黄河的有无，明显又可分为北宋、南宋两个不同的阶段。 北宋时期，尽管黄河诗的创作没有超过前代的题材范围，但是在河患空前严重的历史背景下(22)，诗人们开始集体关注河患及其防治，河患诗的写作由前代极少的零星现象蔚然而成一代诗风，从而改变了从前黄河诗各类题材齐头并进的基本格局。 首先，从创作队伍和存诗数量看，北宋整个士大夫文人集团，上至皇帝，下至中下层士人都广泛参与这场非同寻常的“黄河诗会”。宋太宗的《平河歌》(“河决洪波东南流迤逦”)是北宋现存最早写当时黄河决堤和堵决过程的诗作(23)，从内容性质、体制大小和作者身份看，都足以追配汉武帝的《瓠子歌》，故曾巩明确将其“比瓠子之歌”(24)，显示了宋人具有接续相关写作传统的自觉意识。在这种情况下，北宋名臣和文坛健将欧阳修、梅尧臣、韩琦、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等都有多首赋咏河患的诗作传世。据不完全统计，北宋着意写黄河的诗作尚存150余首，诗人有40余人，其中专意关注河患及其治理的诗作已超过100首，诗人则有31人；出现了石介《河决》、欧阳修《巩县初见黄河》、徐积《大河上天章公顾子敦》那样的纵论古今河患和治河方略的史诗性作品。上述情况表明此期黄河诗的内容和主题出现了与前代明显不同的集中倾向。 其次，从内容涉及的范围来看，相当全面地反映了河患深重的社会现实和治河斗争的艰难历程，以及取得阶段性胜利的历史情景。 就决溢纪事而言，书写的角度、灾次和场面多种多样。宋太宗《平河歌》、石介《河决》(“常记天禧中，山东与河北”)、刘敞《闻德州河决》(“九河乘积雨，大水出平原”)分别对当时几次大决口进行概略描述，应是依据奏章、历史记录或传闻写成。而苏轼《答吕梁仲屯田》(“夜闻沙岸鸣瓮盎，晓看雪浪浮鹏鲲”)、苏辙《寄济南守李公择》(“农亩分沉埋，城门遭板筑”)诗里黄河洪水围困城市、淹没田园的情景则来自他们在受灾现场的亲身经历。贺铸《过澶魏被水民居二首》则关注洪峰过后灾区民不聊生的景况：“莫问居人溺与逃，破篱攲屋宿渔舠。”除此之外，北宋诗还进一步反映了黄河决溢导致的一系列连锁社会问题。晁补之的《黄河》反映决溢带来的交通阻绝：“白马桥边迎送胡，冀州断道无来车。”黄庭坚则忧患灾区盗贼横行的治安状况：“似闻阻饥余，恶少惊邑里。启钥探珠金，夺怀取姝美。”(《次韵子瞻送顾子敦河北都运二首》) 就河患的救治而言，宋太宗《平河歌》记述他调用禁军堵决成功和优抚灾民的情形：“未经月余便成功，龙门一合士民喜……锡赐钱与衣，遭灾免税租。”黄庭坚描述了声势浩大的堤防维修工程：“增卑更培薄，万杵何登登……百县伐鼛出，夜半废曲肱。”(《同尧民游灵源庙》)苏轼的《河复》还记录下洪水退却之初灾区人民“种麦满河淤”的生产自救场景，表现了下层人民乐观顽强的救灾精神。富弼《定州阅古堂》、强至《依韵奉和司徒侍中视河惬山》、郭祥正《徐州黄楼歌寄苏子瞻》等还塑造和讴歌了治河救灾的英模形象和事迹；司马光《禹祠》、刘攽《分题河决东郡》、韩琦《视河惬山》进而怀念大禹、王延世等历史人物的治河勋绩。 再次，北宋黄河诗深入反映了一代士人面对牵系封建国家全局的灾患所经历的精神历练过程。黄河至今仍是世界公认最为复杂难治的河流，宋人在难以驯服的强大自然力面前所有的忧惧心理在不少诗人的诗作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以敢作敢为的政治家王安石的情形来看，尽管他在治理黄河、兴修水利方面颇有建树，但其《黄河》诗中“一支黄浊贯中州、吹沙走浪几千里”的黄河形象毋宁说是他的心腹大患，他的《我欲往沧海》在反映对于黄河“救浑”无奈的同时甚至还流露过超然远遁的心理：“叹息谢不能，相看涕翻盆。客止我且往，濯发扶桑根。”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时期人类与自然抗争的艰巨性。 尽管如此，更多的诗篇表现的却是北宋士人强烈的忧国情怀和直面灾难的坚强意志。黄庭坚将河患视作国之“大疮”：“田莱人未复，疮大国方惩。”(《同尧民游灵源庙》)徐积表达他矢志不渝的治河志向：“我自黑头，尽心河渠，逢人辄问，三十年余。”(《送赵漕儞》)在此，北宋诗歌已明确表露了对于黄河治理的国家意识，苏辙将其对于治河成功的祝贺亦称作“为国颂河平”(《送顾子敦奉使河朔》)。甚至南宋许及之在出使至沦陷的河患灾区时仍说“河决从来国隐忧”(《卫州》)，充分显示了两宋文人对于河患的“国忧”意识和责任担当。 除了灾患以外，北宋黄河诗还有少数其他主题内容，其中形成了比较集中的主题的，是十余首着意抒写黄河雄胜景象的诗作，延续了此类唐诗的思想艺术风貌。如梅尧臣《黄河》被认为“是一首浑涵壮丽的诗篇，写出黄河的雄伟”(25)，其实欧阳修《黄河八韵寄呈圣俞》、范纯仁《龙门行》、韦骧《黄河》等也完全具有这样的特点。然而，这类作品不但数量、影响难以与上述更富时代意义的灾患诗匹敌，而且部分作品也不时透露出对河患的忧虑。如梅尧臣《黄河》直接念及河患：“常苦事堤防，何曾息波浪。”可见北宋一代黄河诗，大体上都笼罩在河患的巨大阴影下，河患和治河成了最盛大的主题，真正开启了黄河诗灾难叙事的现实主义传统，实现了古代黄河诗创作的重大突破和转折，从此以后除了魏晋以来讴歌黄河壮丽风光和祥瑞气象的主题基调以外，古代诗坛又多了一个以黄河的决溢泛滥及其治理为重要表现主题的创作潮流，并在元、明、清时期逐渐汇为高潮。 作为北宋嫡传的南宋王朝在失去包括黄河在内的北方半壁江山的同时，也将河患这个沉重的包袱转给了金人。南宋人没有经历过河患的切肤之痛，一般都没有身到黄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写到黄河的诗本来不多，专题吟咏黄河的诗作更少，其主旨在于关注河患的几乎没有。即使是北行使金的范成大写黄河决堤前兆的《渐水》和许及之写黄河泛滥的《卫州》，其主题也转向人心归宋和“伤心中土沦胥久”的意旨。因此南宋人关于黄河的吟咏，往往借以表达恢复故土、思念故国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情感。靖康南渡时期宗泽以黄河的雄关天险寄寓爱国军民保家卫国的强大信念和力量：“阴祝巨灵移此险，大河为堑岳为城。”(《马上口占》)随后，陆游以黄河壮美的景色表现大好河山沦陷的悲慨：“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黄河衮衮抱潼关，苍翠中条接华山。”(《记梦三首》)魏了翁以黄河惨遭异族占领蹂躏抒写中原沦丧的百年屈辱：“百年狐兔窟，污我黄河流。盘盘帝王州，仅与瓯脱侔。”(《次韵李参政湖上杂咏录寄龙鹤坟庐》)在上述诗中，黄河频繁成为国土、国家的代称，被不同程度地赋予了国家、民族的象征意涵。虽然这还只是局限于南宋王朝和汉民族的立场，不能等同于黄河的现代文化内涵，但必然对其形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构成黄河现代象征意义的发端和启蒙，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这既与宋代“中国”意识凸显的历史背景相适应(26)，也与两宋诗歌围绕河患表现出来的“国忧”情结相呼应，共同成为中国民族国家意识朦胧觉醒的重要文学表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