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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美、诉灾与民族意蕴——略论历代黄河诗的特色流变及文学文化价值

http://www.newdu.com 2017-12-11 《文学评论》 李朝军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历代有关黄河的大量诗歌题咏是贯穿中国诗史的一个重要母题。从先秦至唐代,黄河作为神衹、家园、航道、名胜、边塞、祥瑞,得到诗坛广泛的吟咏,出现了有关黄河的系列专题诗作,确立了独立的题材门类价值,奠定了古代黄河诗创作的基础。以唐诗为代表的众多古代诗歌表现了黄河壮美的景象,成为歌颂祖国河山的文学典范。北宋诗坛真正开启了关注河患的写作传统,在元、明、清时期逐渐汇为反映民生疾苦和社会矛盾的现实主义诗潮。南宋诗歌开始赋予黄河以民族、国家的象征意涵,元、明、清诗歌更加全面地反映了黄河全境的面貌和封建国家的统一气象。古代黄河诗不但与现当代诗坛具有血脉联系,而且对于民族精神的塑造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
    关 键 词:黄河诗/河患/现实主义/民族象征/民族精神
    作者简介:李朝军,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历史上,黄河长期在我国的大小河流中居于最为显赫的“河宗”地位。今天,她是举世公认的中华文明的发源地,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国家、民族的代称和象征。同时,历史上她又是一条决溢频繁的害河,关系着百姓的安危和统治的兴衰,有“黄河宁,天下平”之说。与历史上黄河的至尊地位相适应,我国古代最普及、最发达的文学体式诗歌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产生了有关黄河的大量吟咏。据今人编选的4部黄河诗集统计,先秦至清末吟咏黄河的诗作已达800余首①。显然这还只是内容相对集中写黄河的诗歌数量,并且也远非全数。如果考虑那些主旨不在于歌咏黄河,但有部分诗句咏及黄河的诗作,那么中国古代题咏黄河的诗作无虑成千上万。对于这样一笔堪称丰厚的文学遗产,学界给予的关注是明显不够的,这突出表现在已有的20余篇研究论文主要集中在唐代及其个别作家特别是李白身上,其他朝代还很少顾及;虽然已有3篇论文着眼于历代黄河诗的总体考察②,但其据以立论的作品数量和涉及范围都明显有限,有些观点还值得商榷。并且,这一研究领域的代表性成果集中出现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研究专著至今尚未出现。因此,在新时期充分借鉴利用已有研究和整理成果,将古代黄河诗的研究进一步推向前进很有必要。本文试图在更加广泛地搜集整理相关作品的基础上,系统清理和把握历代黄河诗的创作总貌和演变特点,揭示其重要的文学价值和文化意蕴,为认识黄河历史,疏通古今黄河文学和人文黄河的血脉联系③,反思民族精神的发展形成提供一个新的契机,同时也为古今河流文学的研究积累经验。
    由于历代诗坛有关黄河的书写不但数量众多,而且情况复杂,因此有必要对研究范围作必要的界定。本文侧重选取以黄河的自然人文景观和与黄河密切相关的人类活动作为表现主题的作品为考察对象,其中又以整体观照黄河、反映黄河干流状况的作品为重点,同时也不忽视那些局部书写黄河的典型作品,否则作为黄河诗咏滥觞的先秦诗歌和被推为“黄河绝唱”的李白诗就会落在我们的考察范围之外,从而留下明显的遗憾。
    一 先秦至唐:题材初备与专题吟咏
    (一)神祇·家园
    黄河流域作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横贯其间的黄河自然也成为中国诗歌最早吟咏的河流之一。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楚辞》就有十余篇咏及黄河④。黄河一进入中国诗歌的视野就显示出与众不同的大河风采和神圣特性。虽说在思乡情切的先民心中黄河可以轻松度越:“谁谓河广,一苇杭之。”(《卫风·河广》)⑤但这恰好从反面衬托了黄河的宽阔和渡河的艰难。稍后屈原的《九歌·河伯》就从正面描绘了黄河浩荡的风浪:“与女游兮九河,冲风起兮水扬波。”⑥当然此诗的写作目的还在于祭祀河神。早在殷商时代,攸关王朝命运的黄河就是殷人隆重祭祀的重要神祇,兼具祖先神的性质⑦。当殷商人在诗里歌颂其强盛的国势时,环绕其王都腹地的黄河自然也是他们引以为荣的赞颂对象:“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祁祁,景员维河。”(《商颂·玄鸟》)随后周人也崇祀黄河,《周颂·时迈》咏赞了周王对河神、岳神以及其他神祇的巡守告祭:“怀柔百神,及河乔岳,允王维后!”尽管历代王朝对黄河都有封祀,但此后诗歌很少反映人们对黄河的神祇信仰。大概由于文体分工等缘故,此类题材后世主要出现于祭告黄河的祝文颂赞中。
    作为孕育文明、哺育子民的母亲河,宽广的黄河自然也具有普通河流的一面。《诗经》已摄入了当时人们滨河而居、渔河为食的生活情景:“新台有沘,河水弥弥。……新台有洒,河水浼浼。”(《邶风·新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鳣鲔发发。”(《卫风·硕人》)黄河丰美的物产也从抒情主人公澹泊情志的抒写中显现出来:“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食鱼,必河之鲤?”(《陈风·衡门》)这些诗句提供了黄河作为先民生活场所、衣食源泉的生动画面,反映了上古时候黄河下游美丽富饶的一面。
    秦汉时期实为中国诗歌发展的衰落时期,有关黄河的诗咏很少。汉末魏晋以来,诗歌获得了显著发展,黄河下游沿岸地区作为日常生活环境在诗歌中出现相当频繁。所谓“浑浑洪河,家国之滨”。(《全宋文》,第479页)黄河流经的水域、城邑作为家园的面目在诗中变得清晰起来。比起《诗经》的篇章,此时的黄河书写笔墨增多,篇幅增大,自觉歌咏黄河的倾向更加明显。嵇康的《赠兄秀才入军》就集中描绘了一幅景色明媚的黄河水乡图:“浩浩洪流,带我邦畿。萋萋绿林,奋荣扬晖。鱼龙瀺灂,山鸟群飞。驾言出游,日夕忘归。”⑧虽然诗末归结为别后的思念与惆怅,但全诗主要内容表现了诗人对黄河萦带的壮丽乡邦的眷恋。
    最能反映当时人们眷恋母亲河温柔怀抱的,是这一时期不断涌现的黄河泛舟诗。从西晋至隋唐,一大批诗人都有这类诗作专门歌咏乘舟泛游黄河的情景,描绘了沿岸美丽的风光节物。如果说陆机《櫂歌行》(“元吉降初巳,濯秽游黄河”)带有明显的节日民俗书写色彩,那么萧慤《奉和济黄河应教》(“未明驱羽骑,凌晨方画舟”)、卢思道《河曲游》(“悬匏动清吹,采菱转艳讴”)则带有贵族阶级奢侈享乐的生活气息。而高适的《同敬八卢五泛河间清河》(“飘飖波上兴,燕婉舟中词”)、阎防的《与永乐诸公夜泛黄河作》(“烟深载酒入,但觉暮川虚”)则侧重表现了文人雅集的清趣。这些后人已经陌生的黄河生活图景,显然有得于当时黄河的安流和下游相对平缓的水势。
    (二)旅行·风物
    作为横贯东西、迂回南北数千里的大河,黄河给自古以来的中国人提供了十分重要的交通要道,同时其或深或广的河道和迅急的水流往往又成为两岸人们自由往来的障碍,因而黄河常常是诗人笔下的旅程、关河、津渡或驿站,映现人们的舟旅生活和精神风貌。这方面的诗作虽多,但从行客的身份来看,又可分为军人、文人两类。有关前者的书写,既有军队浮河凯旋的轩昂场面,也有报国将士度越关河的飒爽英姿和漫漫征程:
    翊日浮黄河,长驱旋邺都。(曹丕《孟津诗》)
    将军发白马,旌节渡黄河。(李白《发白马》)
    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木兰诗》)
    关于后者的书写,既有风尘客子关山行旅的乡思旅恨,也有失意文士的怨怼牢骚:
    陇云低不散,黄河咽复流。关山多道里,相接几重愁。(隋·虞世基《入关诗》)
    谁开昆仑源,流出混沌河。……有恨不可洗,虚此来经过。(孟郊《泛黄河》)
    自古黄河天险难渡,但将此作为诗歌咏叹的主题却是南朝才有的事。虽然在(梁)沈君攸《桂楫泛河中》等诗中还只是予以局部表现,但此间在诗人们喜欢摹写的乐府古题《公无渡河》里有了正面表现。这个特有的题材其本事原为一位朝鲜的狂叟不听妻子的劝阻渡河身亡⑨,但是诗人们却常将其背景转移到黄河上。(陈)张正见《公无渡河》已不及狂叟本事,但凡概写黄河船夫“棹折帆横”的渡河凶险。李白《公无渡河》则以远古黄河为患的历史背景极写一位狂叟渡河溺死的悲剧。不过,正如李诗主旨难明、众说纷纭一样,多数作品在表现其悲剧性的同时而又各有深意,主旨也不在渡河难本身。如(梁)刘孝威《公无渡河》侧重书写丈夫沉没后妻子的痛苦心理,温庭筠《公无渡河》则忽作奇想,写沉河的狂叟绝处逢生。可见这类诗纯粹借题发挥,其实与现实黄河相去甚远,故本文不拟深究。
    大河上下的水路旅行和沿岸地区的漫游,无疑给南来北往的行人提供了亲近自然和认识社会的契机,诗歌对黄河的书写因而随着人们的旅行足迹而延伸。于是黄河沿河美丽的自然风光、名胜古迹和城邑村落逐渐在诗中得到展现。与前代相比,唐诗的这类书写已相当充分。
    首先,从上游的边塞河源,到中下游的雄关险隘,黄河沿岸的雄胜风光得到突出的表现,其中尤以吟咏中下游的景地为多。有名的诗篇如李世民《入潼关》、王之涣《登鹳雀楼》、王维《华岳》、吴融《出潼关》、柳公权《砥柱》、李山甫《蒲关西道中作》等。其中李白的诗作热情地描绘了黄河奔腾壮阔的雄浑景象,反映了唐人对黄河壮美自然景色和神圣人文色彩的深情赞颂,被认为“能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写出黄河的形象和性格,成为这个题材的千古绝唱”⑩,“最充分地彰显了唐代士人的时代性格和精神风貌”(11)。有唐一代的黄河诗也被认为“最能体现黄河性格、展示黄河风致”(12)。
    其次,沿岸特别是下游繁荣的都邑市井和发达的内河航运面貌得到了反映。如王维《渡河到清河作》云:“泛舟大河里,积水穷天涯。天波忽开拆,郡邑千万家。”张祜《登广武原》:“地盘山入海,河绕国连天。远树千门邑,高樯万里船。”这些诗作使我们看到黄河沿岸和唐代社会繁荣的局面。
    再次,黄河上的航行和津渡上的穿越还为诗人们提供了观察社会的流动窗口,黄河沿岸和航道上独特的社会风情和民生疾苦因而也成为许多诗篇的重要内容。(梁)范云《渡黄河》写他渡河所见当时北中国的荒凉景象,表达他对分裂割据的深重忧虑:“不睹人行迹,但见狐兔兴。寄言河上老,此水何当澄。”高适的《自淇涉黄河途中作》更有“深觉农夫苦”的体察。此后元明清时期这类作品更多,萨都剌《早发黄河即事》、杨慎《渡黄河二首》、查慎行的《黄河打鱼词》、魏源《雪渡河》、姚椿的《黄河船棹歌》等篇章都是反映黄河沿岸人民遭受剥削、灾荒以致民生凋敝、阶级分化、社会动荡的悲惨图景。张翥的《过黄河》、袁桷的《河船行》、张鉴的《石船行》等则又反映黄河上独特的风俗民情。
    (三)边塞·水患
    历史上黄河沿岸特别是黄河上游许多地区常是兵家必争之地或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的交界地,因而随着边塞诗的兴起,黄河作为征战背景或边塞标志性景物逐渐进入诗中。汉末魏晋以来,尽管黄河屡次以行军道路或背景出现在诗里,但作为战争景物在诗中还很稀少,仅见于谢朓的《从戎曲》(“选旅辞轘辕,弭节赴河源”)、庾信的《奉和平邺应诏》(“阵云千里散,黄河一代清”)等极个别作品。在边塞诗走向成熟和繁荣的唐代,黄河作为边境和战场频繁出现在诗中。从唐代涉及黄河的边塞诗来看,像高适《九曲词三首》(“青海只今将饮马,黄河不用更防秋”)那样歌颂军功,表现昂扬豪迈气概的诗作甚少,而反映战争残酷、揭露战争罪恶却比比皆是:
    龙斗雌雄势已分,山崩鬼哭恨将军。黄河直北千余里,冤气苍茫成黑云。(常建《塞下曲》)
    黄河九曲今归汉,塞外纵横战血流。(薛逢《凉州词》)
    大河流败卒,寒日下苍烟。(贯休《古塞上曲》)
    如果说在上述诗中黄河形象的运用还比较直白的话,那么黄河九曲流长等景物特征被运用来表现征人的怨苦和边塞的荒寒则显得比较含蓄,如王昌龄《出塞》:“白草原头望京师,黄河水流无尽时。”柳中庸《征怨》:“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可见唐代黄河边塞诗充分表达了对边关将士的深切关怀和鲜明的厌战、反战思想。
    黄河在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就已形成严重灾患,先秦逸诗有云:“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说明黄河在春秋以前已变得很浑浊了,并已引起诗歌的关注。此后自汉至唐,黄河水患(以下简称“河患”)不绝,两汉时期尤其严重,亲临决口现场的汉武帝创作了反映黄河泛滥和堵决艰难的《瓠子歌》:“瓠子决兮将奈何,浩浩洋洋兮虑殚为河……隤林竹兮揵石菑,宣防塞兮万福来。”此诗具有很强的思想和艺术感染力,司马迁谓其“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13)。然而,此后随着黄河进入一个长达数百年的相对安流期(14),逐步走向繁荣的中国诗歌却很少咏及河患。
    在诗歌十分发达的唐代,除了李白《公无渡河》和高适《自淇涉黄河途中作》以咏史怀古的方式咏叹过大禹和汉武帝时代的河患外,便只有杜甫、韩愈等个别作家在诗里关注过现实的河患。尽管杜甫的《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溢》颇为生动地转述过当时的黄河灾情:“闻道洪河坼,遥连沧海高。”但由于其主旨不在河患,结尾为宽慰其弟“自以大水为快谑语”(15),“看不出诗人关怀灾民的强烈感情色彩”(16)。而韩愈的《龊龊》和《归彭城》二诗分别有两句念及贞元十五年(799)黄河决溢的灾情:“河堤决东郡,老弱随惊湍”;“去岁东郡水,生民为流尸”。但这只是他在二诗里忧念的诸多国事之一,远没有形成全诗的主题。可见河患并没有引起有唐三百年诗坛的重视。
    (四)传说·综合赋咏
    除了现实黄河的方方面面,有关黄河的神话传说也在诗中得到吟咏。
    首先,当早期人们对黄河的自然崇拜人格化以后,河伯等河神就成为潜在的神话素材。屈原的《九歌·河伯》虽然初意在于娱神,事实上却写成了颇具人情味的河神恋爱故事(17),不但描写了黄河的冲风横波、水中的斑斓世界,而且抒写了神仙人物旖旎的风情和缠绵的爱意。这是中国诗歌稀有的题材,极具神秘色彩。
    其次,因为黄河“源出昆仑”“上通云汉”以及张骞穷河源遇织女牛郎等传说,刘禹锡《浪淘沙》、储光羲《夜到洛口入黄河》、胡曾《咏史诗·黄河》都抒写了溯河上天的游仙幻想。其中以刘诗描绘的意境最为美丽幽奇:“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后世继有苏轼《黄河》、萨都剌《黄河舟中月夜》、袁桷《黄河》、斌良《孟津渡黄河二十韵》、易顺鼎《渡黄河作歌》等一再咏及这一题材和故实,具有浓郁的浪漫气息。
    再次,关于“黄河清圣人生”的祥瑞传说,李白的《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将其用以映衬河岳争辉的奇伟风光(“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荣光休气纷五彩,千年一清圣人在”),可谓相得益彰。可是更多的情形还是如(齐)王融的应制诗《长歌引》、(唐)段成式和张良器的应试诗《河出荣光》那样“作颂喜时康”;尽管也表达了太平盛世的愿望,但往往带有颂圣贡谀的性质(18)。对此,罗隐的《黄河》彻底唱了反调,通篇用黄河的混浊比类、影射黑暗现实,对所谓的“黄河清”吉兆表达了决绝态度:“三千年后知谁在?何必劳君报太平!”后蜀李尧夫的《黄河诗》则兼咏黄河的清浊与时政的关联:“清膺我后千年运,浊为何人万古流?”(19)同样反流俗,更显翻案的机巧。
    第四,黄河鲤鱼跳龙门的传说也是唐诗喜咏的题材,章孝标《鲤鱼》、佚名《河鲤登龙门》都从正面歌咏这个颇富成长励志教育意义的故事:“备历艰难遍,因期造化容。”其实这也是许多文人科举仕途不凡历程的写照。不过,因为科场黑暗和命运不济,许浑《晚登龙门驿楼》则有另类的赋咏:“风云有路皆烧尾,波浪无程尽曝鳃。”两种命运的强烈对比之下,其刺世感怀的意旨显得十分深沉。
    当然,诗中咏及的黄河神话传说还有不少,如大禹治水、巨灵擘山、河水逆流等等。毋容讳言,上述诸多方面的黄河诗吟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都是以黄河为背景、意象的局部书写或典故运用,并非以黄河及其相关活动为表现中心。显然,作为一类足以自成门类的独立文学题材,“黄河诗”得以确立,更有赖于有关黄河的专门吟咏。
    依据以上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从战国屈原《九歌·河伯》、汉武帝《瓠子歌》开始,就已出现了针对黄河的专题诗咏,魏晋以来诸多泛舟诗和渡河诗更是从数量和种类上丰富了黄河的专题诗咏。不过这些诗作还只是从一个侧面来集中赋咏黄河,至陈隋之际,江总以其《渡黄河》(“葱山沦外域……嘉晋肇为梁”)开启了多角度综合赋咏黄河的创作模式,虽然也如其他泛舟、渡河诗一样发端于某次具体的渡河经历,但是全诗内容并没有拘泥于此,而是视通万里,从源头写起,思接千载,溯及大禹导河、周人沉宝祷河,赞颂晋人在黄河上建桥的壮举,从而成为较早概括赋咏黄河的力作。至此严格意义的“黄河诗”已经出现。可见,那种认为唐前诗歌“缺少对黄河的正面描写”(20),“黄河仅仅是作为自然背景而出现的,并没有真正成为描写的主要对象”(21)的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的。随后刘孝孙《早发成皋望河》、李峤《咏河》也属于这类作品。至晚唐薛能《黄河》更是以排律的体制,既写足了黄河雄奇险峻的风光,又写出了黄河柔肠曲抱、润泽阡陌的气象,同时还描摹了黄河显瑞通灵的神圣色彩,相当全面地吟咏了黄河的自然和人文胜迹,当时就赢得了“黄河句绝伦”的赞誉(郑谷《读故许昌薛尚书诗集》)。可见至迟至唐代,完全狭义的“黄河诗”已经成熟,“黄河诗”独立的题材和门类价值真正确立。此后唐末五代、北宋出现了一系列以“黄河”为题多角度吟咏黄河的诗作,实质上已发展为一类专门的咏物诗,诗坛名家徐夤、欧阳修、梅尧臣、邵雍、刘敞、王安石、苏轼等都有这类诗作传世。当然,前揭其他角度、类型和广义的黄河诗吟在后世同样继续产生,并且更加丰富,共同促进黄河诗歌的兴旺。不过,总体看来后世黄河诗的题材类型、诗体运用乃至书写角度大致都没有超过唐代及唐代以前开拓的范围。因此,先秦至唐代奠定了古代黄河诗创作的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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