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是一个踏实而朴实的作家，在写作上一步一个脚印，几年一次超越，前行的历程有清晰的印迹可寻。他谦光自抑，虚心向学，吸纳一切有价值的文学经验。他具有成熟的文学意识，反思传统但不反对传统，理解新潮但不盲从新潮，就文学立场来看，他本质上是一个积极的守成主义者。《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所包含的经验，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和启示意义，很值得深入解读和开掘。
    关键词：陈忠实；创作谈；现实主义
    作家所写的文学评论和创作札记，比起评论家的批评文章来讲，往往包含着更具体的感受和更丰富的经验，对初习写作者，通常会有更具指导性的帮助。像鲁迅的文学批评文字、汪曾祺的随笔式的理论文章和鉴赏文章、路遥的《早晨从中午开始》、契诃夫的《契诃夫论文学》、爱伦堡的《捍卫人的价值》、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布罗茨基的《小于一》、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普通读者》、洛奇的《小说的艺术》、马尔克斯的《番石榴飘香》和略萨的《给青年小说家的信》，都是值得用心一读的文学津梁。
    完成《平凡的世界》之后，路遥写了一本创作札记——《早晨从中午开始》。这是一部用文字写出来的“英雄交响曲”，也是路遥最有价值的作品之一，与《人生》一起构成了他的中篇作品的双璧。虽然，这部札记的叙述语调有些沉重，字里行间透着些许感伤，但是，路遥的坚定的意志、澎湃的激情、深刻的思想和过人的才华，依然令人印象深刻，使人为之激切感奋。
    有朋友以路遥的经验为例，建议陈忠实也写一部《白鹿原》的创作札记，写一部自己的《早晨从中午开始》。陈忠实打破了“不谈自己”的习惯，花了两年时间，写出了“白鹿原创作手记”——《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如果说，路遥的《早晨从中午开始》是一团燃烧的火，充满了青春的激情和感伤，回旋着高亢而不屈的旋律，那么，陈忠实的《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就是一条水波不兴的大河——它有着深沉而宁静的气质，从容而镇定地流淌着，显示出作者朴实的心性和内敛的态度，正像邢小利所指出的那样：“是他迄今写的最长的一本与创作有关的著作，涉及面广，内容丰富，很值得我们进一步开掘其各方面的价值和意义。”
    在解释海明威“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这句话时，陈忠实表达了自己对于文学创作个性的理解：“作家倾其一生的创作探索，其实说白了，就是海明威这句话所做的准确而又形象化的概括——‘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那个‘句子’只能‘属于自己’，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句子’，作家的独立的个性就彰显出来了，作品的独立风景就呈现在艺术殿堂里。”也就是说，所谓“句子”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问题，而是如何通过具有鲜明个性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独特体验”，同时表达“可以沟通普遍心灵的共性体验”。这部“《白鹿原》创作手记”，详密而真实地记录了陈忠实在文学上摆脱束缚、超越旧我、寻找新我的艰难历程和成熟经验。艰难的剥离与艰苦的寻找，构成了这本书的核心命题。
    现实主义是一种写作方法，是一种文学精神，还是一套文学价值体系。可以说，人类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本质上都是现实主义的。如此说来，作家如何建构自己与现实主义文学的关系，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对《早晨从中午开始》来讲，“现实主义”是一个具有首要意义的关键词。路遥不为风潮所动，坚定地为现实主义辩护。在一个“现代主义”和“先锋文学”引领风潮的时代，继续坚持现实主义，需要巨大的勇气和过人的定力。在“唯新主义”的浮躁语境里，路遥显得有点过时，有点孤独。但是，时间已经证明并还将继续证明，路遥对现实主义的选择和认知是正确的。
    在对现实主义的态度上，陈忠实与路遥有着相近的态度和立场。尽管对现实主义的发展持更为开放的态度，但是，陈忠实却从来没有以鄙薄的眼光看待现实主义。他的现实主义文学意识像路遥一样清醒和自觉。他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也像路遥一样成熟和坚定。
    路遥既是陈忠实文学上的竞争对手，也是精神上的强大盟友。路遥的《人生》等作品，深化了陈忠实对小说艺术的理解；路遥对现实主义文学的理性而自信的态度，则极大地鼓舞了他的现实主义写作。1985年3月，在河北涿县召开的“农村题材创作”研讨会上，路遥发言的“细节”，就引发了他的强烈共鸣，让他尤感振奋：“记得是在大会安排的发言中，我听到路遥以沉稳的声调阐述他的现实主义创作主张，结束语是以一个形象比喻表述的：‘我不相信全世界都成了澳大利亚羊。’……我对他的发言中的这句比喻记忆不忘，更在于暗合着我的写作实际，我也是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坚定的遵循者，确信现实主义还有新的发展天地，本地羊也应该获得生存发展的一方草地。”
    陈忠实认同路遥关于现实主义的深刻观点。在令人“意乱情迷”的1980年代，现实主义已然是“陈旧”和“落后”的代名词，谁若胆敢声称自己还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那就很有可能被人视为观念保守甚至“不懂文学”。
    陈忠实虽然不曾陷入道路选择的焦虑，虽然没有现实主义文学的“红旗能打多久”的疑问，但是，他要思考和回答这样一些问题：如何建构一种属于自己的现实主义？如何写出“属于自己的句子”？
    陈忠实从拉美作家卡彭铁尔那里，获得了启示，找到了方向：“卡彭铁尔艺术探索和追求的传奇性经历，使我震惊更使我得到启示和教益……卡彭铁尔专程到法国定居下来，学习现代派文学开始自己的创作，几年之后，虽然创作了一些现代派小说，却几乎无声无响，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他失望至极时决定回国，离开法国时留下一句失望而又决绝的话：在现代派的旗帜下容不得我。我读到这里时忍不住‘噢哟’了一声……我在卡彭铁尔富于开创意义的行程面前震惊了，首先是对拥有生活的那种自信的局限被彻底打碎，我必须立即了解我生活着的土地的昨天。”
    在卡彭铁尔的启发下，他意识到，应该将目光放到自己脚下的这块土地上，切切实实地认识和了解这块土地上发生过的事情和正在发生的事情；应该以一种开放的态度吸纳包括现代主义文学在内的其他样式的文学经验，从而形成一种更有活力和表现力的新的现实主义文学叙事模式：“就现实主义写作本身，尽管我没有任何改易他投的想法，却已开始现实主义写作各种途径的试探……一九八五年早春的涿县会议使我更明确了此前尚不完全透彻的试探，我仍然喜欢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但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必须丰富和更新，寻找到包容量更大也更鲜活的现实主义。”
    他学习和借鉴拉美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经验，但是，绝不是简单拿来，机械照搬。他读《百年孤独》，虽然赞叹它的伟大，但也告诫自己，不可把小说写得太缠绕：“我的人物多情节也颇复杂，必须条分缕析，让读者阅读起来不黏不混，清清白白。”这无疑牵涉到了小说的可读性问题。陈忠实在写作上顾及到了文本的里外两头——文本“里头”就是要充分尊重人物，文本“外头”就是要充分考虑读者的感受，要让他们体验到阅读小说的快乐，而不是无端承受枯燥和无趣的折磨。
    是以人物为中心，还是以作者为中心，这是区分现实主义小说与现代主义小说的一个重要标准。
    现代主义文学叙事伦理的最大问题，就是作者的主观性独裁压迫一切。作者的存在和话语遮蔽一切，作者的影子和声音笼罩一切，而人物则被降低为一个“符号”，异化为一个纯粹编码和结构的产物。现代主义小说作为一种极端主观化的叙事文学样式，往往是作者玩弄“叙事圈套”的极端形态的一种游戏方式而已。
    然而，陈忠实拒绝这样的作者独裁的写作理念和方法，仍然坚持以人物为主体与核心的方法。以人物为核心的本质，就是始终站在人物角度，并以客观化的方法来塑造人物。
    他从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和张炜的《古船》中得到了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小说不单是一个“结构”的问题，也不单是“方法”的问题。一切都决定于人物，决定于作家对人物的深刻体验和深刻理解：“不是先有结构，或者说不是作家别出心裁弄出一个新颖骇俗的结构来，而是首先要有对人物的深刻体验，寻找到能够充分表叙人物独特的生活和生命体验的恰当途径，结构方式就出现了。这里完成了一个关系的调整，以人物和内容创造结构，而不是以先有的结构框定人物和情节。”
    陈忠实写作《白鹿原》的时候，虽然已经摆脱了柳青的影子，但是，对于柳青塑造人物的基本观念和具体技巧，他却完全认同和接受。同时，他又发展和丰富了柳青的方法——不再是按照“阶级论”来组织人物关系、塑造人物形象，而是从更宽泛和接近人性真实的“文化”和“心理结构”的角度来观察人物，来分析他们的性格，来组织他们之间的关系，来处理他们的命运和结局，
    就像他所说的那样：“透视那个时代的地理上的白鹿原和小说《白鹿原》里的各色人物时……避免重蹈单一的‘剥削压迫，反抗斗争’的老路，而能进入文化心理结构的探寻。”
    这就意味着他将柳青的局限于一个角落的观察点，移到了足以瞭望全景的高地。这是人性的高地，美学的高地，小说伦理的高地：“在之后酝酿构思《白》书的两年时间里，想要形成独立的自己的欲念已经稳固确立，以自己的理解和体验审视那一段历史。但有一点我还舍弃不了，这就是柳青以‘人物角度’去写作人物的方法……描写和叙述都从‘人物角度’得以实现，我以为真正的要领在于‘人物文化心理’的把握，才获得了描写和叙述的自由。”
    陈忠实为自己的小说写作找到了有效的方法。他因此获得了写作自由和巨大成功。他的《白鹿原》最了不起的成就，就是塑造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这些人物不仅具有传统的典型人物身上鲜明的个性特点，而且，还有丰富的人性内容和文化内涵。
    “寻找”是陈忠实这部创作札记的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文学上的“寻找”是一个人的孤独的精神之旅。它意味着苦苦的摸索，意味着艰难的努力，意味着承受沉重的焦虑和苦闷。
    陈忠实的寻找，是具体而切实的，可谓一步一个脚印。没有故作聪明的狡狯，没有自欺欺人的妄为。阅读作品，田园调查，认真研究，这些“笨功夫”极大地成全了他。
    陈忠实说：“我向来是以阅读实现创作的试验和突破的。”读书是他获得灵感和进步的重要途径。他读书的范围说不上很广，但读书的态度，却是非常踏实和谦虚的。他绝不像有的作家那样，手拿《百年孤独》，刚读了几页，就废书而笑，以为所谓杰作不过尔尔，用不着将它全部读完。陈忠实不是这样。他在读书的时候，先把自己内心的傲慢和自负，清扫干净，虚心以待。他把每一本有价值的书都当作教科书来读，因而，几乎能从每一本书里“寻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启示和经验。
    他读了数量并不算多的历史学著作，其中有《中国近代史》、日本前首相吉田茂所著的《激荡的百年史》、赖肖尔的《日本人》和中国学者所著的《兴起与衰落》。他说，《日本人》这部书让他“惊悚”，也给他提供了思考中国近代史的理性启示：“这部书让我了解了明治维新前后的日本，正好作为我理解中国近代史一个绝好的参照；意料不及的意外收获，让我看取历史理解生活的姿态进入理性境界。”而《兴起与衰落》带来的收获也是巨大的：“作者对这块土地上的兴盛和衰落的透彻理论，也给我认识近代关中的演变注入了活力和心理上的自信。”
    当代作家对同时代的同行，通常会表现出两种态度：一种是言不由衷的胡乱吹捧，拿着“伟大”当口香糖一样散发；一种是傲慢的鄙夷和否定，无论面对多么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他们都敢指天画地、不当回事。
    但是，陈忠实没有这样的虚与委蛇和鼓脑争头的坏毛病。他很善于向同时代的优秀作家学习。他对柳青的尊敬和崇拜人所共知。他无数次地阅读《创业史》——他跟路遥有可能是阅读这部作品最细致、次数最多的两位当代作家。他也从王蒙和张炜的作品中读出了美妙的东西，获得了有价值的经验和深刻的启迪。
    陈忠实阅读路遥及其作品的态度，最值得称道。
    他比路遥年长七岁。一般来讲，中国人是很讲齿序和资历的，屈原在《橘颂》中所说的“年岁虽少，可师长兮”的气度，实不多见。然而，在文学上，陈忠实却颇有韩愈在《师说》中所提倡的“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修养。他在题为《摧毁与新生》的文章里，细致地记叙了《人生》对自己的影响：
    “读完时坐在椅子上是一种瘫软的感觉……小说《人生》所创造的完美的艺术境界，对我正高涨的创作激情是一种几乎彻底的摧毁。”陈忠实确实感受到了路遥作品的伟大，难能可贵的是，他敢于将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所受到的巨大“影响”，坦率地表达出来。如果说，能够感受到“伟大”考验的是眼光和鉴赏力，那么，是否敢将自己的感受用文字表达出来，考验的就是胸怀和人品。
    略萨说，小说家的天才的东西，不是以早熟的方式诞生的，“而是要通过漫长的程序、多年的训练和坚持不懈的努力才有可能使之出现。”安德烈·莫洛亚也说过几乎相同的观点：“有些人在色彩和形式上标新立异以寻求出路，以小说的名义写一些可爱的散文诗。然而，真正的小说需要充满经验，这就是为什么年轻的小说家和年老的抒情诗人一样少的原因，也是为什么世上所有伟大的小说都是作家四十岁以后写成的（原因）。”
    陈忠实就是这样一个通过认真的“练笔”，在“恒心加信心的基础上”，逐渐孕育出了自己作为小说家的才能。他的好的小说，都是在四十岁以后写出来的。他的精神上的庄稼，是按照正常的节奏来生长的，要经过春夏的生长，直到深秋季节，才可以成熟和收割。由于他的这种逐渐成长的特点，他的确可以成为青年作家学习的榜样。
    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里，陈忠实也介绍了自己的写作态度和写作经验。他像种庄稼一样老实而从容地写作。他的一句座右铭是：“不问收获，但问耕耘。”他在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集《乡村》的“后记”中说：“农民总是在总结了当年收成的丰歉的原因之后，又满怀希望和信心地去争取下一料庄稼的丰产与优质了，从不因一料收成的多寡而忘乎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争取在而后的学习创作生活中，耕得匀一点，细一点，深一点，争取有更多更好的收获。”土地上的劳动是最诚实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流多少汗水，得多少收获。陈忠实以农民对待劳动的态度对待文学写作，既不偷懒，也不投机。他每写一部作品，总是要做很充分的准备，循序渐进，水到渠成，绝不率尔操觚。就像每一料庄稼都有自己播种、耕耘和收获的季节一样，文学写作的文体转换，也有自己的节奏。陈忠实给自己制定了切实有效的写作计划：短篇小说写作的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他才开始写中篇小说；计划写够十部中篇小说，再来写长篇小说。《白鹿原》横空出世，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无法理解：陈忠实咋可能写出这样的小说？殊不知，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就像大树的生长一样，是在一个又一个年轮的更替中渐渐长大长高的，傥来之物，唾手而得，世间哪有这等好事情？《白鹿原》正是上苍对一个诚实而勤苦的文学劳动者的奖赏。对那些好高骛远又不肯吃苦的作家来讲，陈忠实对待写作的态度，以及循序而进的写作经验，都是可以取法的榜样。
    陈忠实的另外一个塑造人物形象的经验，就是长期酝酿，反复琢磨，烂熟于心，最后瓜熟蒂落。在开始写之前，他只列一个简单的人物名单，将人物的谱系、社会关系和亲族关系，一目了然地呈现出来。事实上，这些列出来的名单和关系图谱，他也很少翻阅，因为，“人物的这些关系网络和他们之间的恩怨纠葛，乃至生死遭际，早在两年半的反反复复地酝酿和判断过程中烂熟于心了。”
    《白鹿原》写作上的成熟经验，还体现在他对具体的写作技巧、语言风格和叙事方式的成功选择上。陈忠实的后期写作是高度自觉的写作。除了在汉语的词汇积累和古雅化方面，他力有未逮，其他方面的几乎所有具体的技巧问题，他都成功地解决了。
    小说写作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作者的修辞策略和介入方式。具体地说，就是如何处理人物语言与叙述语言的关系，如何解决描写语言与叙述语言的关系。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可以直接拿来的公式化的经验，是没有的。每一个小说家都需要根据面对的具体语境，具体地选择，具体地解决。陈忠实近乎完美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在动笔之前，他连作品的长度都确定了下来。考虑到可读性和市场效果等问题，他决定将自己的长篇小说控制在一卷本四十万字以内，“当市场经济运作的无情而冷硬的杠子横到眼前的时候，我很快就做出决断，只写一部，不超过四十万字。之所以能发生这种断然逆转，主要是对这本书未来市场的考虑，如果有幸顺利出版，读者买一本比买两本会省一半钞票，销量当会好些。”
    要将人物众多、情节复杂的内容纳入四十万字篇幅里，这就要求作家必须选择有概括力的语言风格和叙事方式。陈忠实清楚地知道，那种细致的描写式和展示式语言，显然是不合适的，只有凝练的讲述风格和叙述式语言才能够解决问题：“四十万的字数很难装得下已经难以再做舍弃的内容。这样，我便把自己逼到语言方式这条途径上来。采用叙述语言，也几乎就在此时做出决断……我已经确定要用叙述语言来表述已经意识和体验到的那一段历史生活内容，或者说必须寻找到和那一段乡村历史生活内容最相称的语言方式，即叙述，而且必须是形象化的叙述。”
    陈忠实与路遥两人的小说写作的语言风格和叙事方式，都来自于柳青的经验。柳青的叙事方式是将抒情性与描写性融为一体，将主观化与客观化融为一体。在展开叙述的时候，用的是介入性姿态和主观性的语言，充满强烈的激情。在展开细节描写的时候，他所选择的又是人物视角和客观性语言，充满生动而准确的画面感。路遥更多地继承了柳青的作者介入的抒情化的叙事方式，强大的语流里包蕴着巨大的感染力；陈忠实则更多地继承了柳青的站在人物视角展开描写的展示性修辞方式，善于描写细节和风景，善于营造一种充满泥土气息和生活气息的氛围。
    现在，陈忠实必须改变自己已经得心应手的小说写作方式。他要选择一种高难度的小说修辞技巧：描写不可少，但不能独立出来，而是要融入叙述语言，从而形成一种合金式的“叙述-描写语言”和“介入-旁观叙事方式”。它既主观，又客观，既是表现，又是再现，既有很强的叙事性，又有很强的画面感。他自己称这种“新的语言形态”为“形象化叙述”。
    人物语言与作者语言如何平衡和融合，也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在纯然“描写性展示”的修辞模式中，人物语言是完全可以分离出来进行充分描写的。但是，在“形象化叙述”模式里，人物语言像风景和环境描写一样，也必须被包蕴在叙述语言的语流里。这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叙事方式——如果叙述语言太强势，淹没了人物语言，就容易流于枯燥乏味；如果人物的语言过于泛滥，叙述的流畅性和概括力，就会受到影响。陈忠实对此有准确的判断：“每一句都要实现具体生动的形象化，把纯属语言的趣味渗透其中，才能展示叙述语言独有的内在张力，也才可能不断触发读者对文字的敏感性，引发他读下去直至读完的诱惑力。”
    《白鹿原》的巨大成功，证明陈忠实所选择的修辞方式是非常有效和成功的。他的叙述像一条宽阔而清澈的流水，在这水流的中央，每隔一程，就有一个风景美丽的小岛，岛上草木蓊郁，鸟语花香，景色殊丽。这小岛上的美景，就是那叙述中的描写。
    《白鹿原》是小说写作实践的成功，而《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则详密记录了作者写作的经历和经验。将此二者用心对读，我们便可以窥见一个优秀小说家的文心和智慧，可以看见他扎扎实实的写作态度和不断超越自我的不屈不挠的毅力，也可以看见他精神的蛹，怎样在宁静的心态下，通过艰辛的努力，冲破“本本”的厚厚的茧，从而完成了在文学上的最后一次蝶变。